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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医生 生死场斗士

2017-10-06 刘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


插图 / 陈志彤



 


抢救成功的喜悦很快会过去,能记住的都是手上失去的生命




频率一分钟100次,双掌交叠,人体双乳头连线中点,心脏按压抢救正在进行。这具心跳骤停的60岁身体早被肿瘤消耗得枯槁,主救治的实习医生刘飞大汗淋漓,每次下按他都能清晰感觉到,逝者肋骨在自己掌下一点点崩裂。


“安慰徒劳性”抢救——清楚患者身体状态及抢救无意义的前提下,这成了医生和病患至亲心照不宣的“表演”,目标观众是病人濒死时到场的亲友们。2000年进行这场抢救时,21岁的刘飞总觉着说不上来的怪。


从2005年成为ICU病房医生到现在,刘飞见过无数死别时的悔恨悲恸,多少明白了这种“安慰性”抢救的分量。


ICU,即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作为医院生死之间最后一道防线,接收的病人多是严重创伤、大手术后病人及多脏器衰竭者。病房没有外光窗户,唯一光源是24小时亮着的白炽灯,大多数病人配备呼吸机和监护仪,亲友被隔绝开,每天下午3点半有半小时探视时间。此外,专科ICU包括心血管外科ICU(CCU)、新生儿ICU(NICU)


刘飞所在的知名三甲医院位于北京,综合ICU有16个床位。ICU医生的日常工作和其他科室医生类似,根据病人的病情和突发状况治疗和抢救,护士每小时要观察病情、进行生活和治疗护理。床位流动率大概是每月100人,根据刘飞十余年的经验,病人能不能好转一般看头几天:“过了三四天还没明显好转的话,往往很难再有突破性救治转变了。”离开也有另一种方式,裹上黄色尸袋运往医院独栋的太平间楼。


一周亲历一次休戚相关的死亡,成了刘飞的生活常态。病房里一拨拨地换人,病房外电梯过道间,家属也跟着一拨一拨地换。三十来平米的过道里挤着七八位家属,有的家属盖着毯子躺在折叠椅上,有的则在地砖上垫好了枕头被褥,每个地铺旁都堆放着方便面、饼干等食物,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们等待的不只是每天半小时的探视时间,更要警惕随时可能下达的病危通知。


ICU的访客不只病房外打地铺的患者至亲,偶尔也出现做遗产裁定的公证员。生死当前,病房前上演着最真实的情感欲望世相场。“从进ICU的那一刻开始到离开ICU,这一段时间里,你就看着人性一点点暴露,面具扯下来。”刘飞说。


四年前,刘飞遇到一个中部省份的官员,送进ICU时已是植物人状态。和家属在会议室沟通,门一推,刘飞懵了,浩浩荡荡近二十人,桌上一摊录音笔和开着录音的手机。接下来几天,官员的下属们有的来热心咨询情况,也有的怒气冲天接连向刘飞问责。时间往后推,医治康复的希望越来越小,每天下午来探望的人在一个一个减少,最后只剩妻子守在病房外。


ICU里也有住了三四年的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院士级干部,尽管已是植物人状态,家属仍坚持要求以器械来维持自然生命,而极少探视。快到每月发放退休工资和补助的时候,家属就叮嘱医生一句,“千万掐着日子,别让他过去了。”殊途同归的还有不愿医治父母的子女:宗教信仰、我妈怕疼、我爸说了不让抽血……什么离奇原因刘飞都听过。刚进ICU时,性子直的刘飞总憋不住,当面顶回去,“说白了你就是不想救”,为这也没少挨上司训。


病房日常也并非静得只剩机器“滴滴”声。ICU病房的谵妄发生率高,这种认知意识障碍、焦虑的临床综合征,多发生在老年病人身上,具体表现是情绪及肢体躁动,甚至抓挠踢砸。刘飞进入ICU十多年,没少受皮肉苦。“沟通没用的时候,护士根本按不住,哪怕病人是躺着,你一按住就砰一脚踹过来了,抓你挠你,朝你吐口水。”每当病人躁动抵抗,刘飞也顾不上护住自己,先约束住病人身体再打镇定。病人身体机能极脆弱的时候,任何肢体和情绪躁动都会加重自身缺氧和组织负担。


当赌注是生命,毫厘之差就可能直接致死,ICU病人及家属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显得尤为重要。刘飞始终觉得幸运,相比二三线城市,医院所处的北京有着更高的社会文明程度和氛围,但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下,ICU仍然避不开医患不信任关系的投影,无论是病人极脆弱的身体状况,还是隔离家属和病人的探视制度,都加重了家属对医院的不信任。


除了家属的质疑、抱怨及拒绝一切病人延发病的治疗,不信任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塞红包。2011年毕业进入医院工作时,和刘飞同医院的CCU医生曹轲满怀着学生时代悬壶济世的志向,一被塞红包就窝火,赶紧回绝。家属更急了,眼眶发红说“大夫求您必须收下”,又塞回来,每次双方得僵持上好一阵。这些年经历了数不清的红包拉锯,曹轲发现,塞红包的家属大多是从外地赶来北京治病的。


“来我们院CCU之前,他们已经在地方一级又一级的医院辗转医治了很久,可能早就习惯了进医院就得给红包这个流程。推红包时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太害怕了,害怕医生不拿钱,就不会全力医治他的亲人。”曹轲说,现在再遇上给红包的,之前条件反射般的抵触愤懑都已消解,他会拿出最大耐心宽慰解释,请家属信任他。


从2013年开始,医院各个ICU落实健康宣教。这项工作由主治医师完成,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医患间的信任度。进ICU前,刘飞会告知家属具体的救助、探视、花费制度,最关键还是打预防针,坦白告知救治病人价值到底有多大,并及时沟通病情。医生的沟通能力,也成了职业素养的关键。每到通知病危抢救,这些提前沟通都是稳定家属情绪的伏笔。


“以前老说有些肿瘤病人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很多现代医学解释不了病人的求生欲望。心态积极、配合治疗的病人,真的康复率要更大。”刘飞坐在总监护室,瞳仁微扩散,语气松散且疲惫,这是他今天高强度工作八小时后的短暂休息。桌上医院配的诺基亚按键手机一响,他的声音立马切换到饱满坚实的状态,眼睛也跟着亮起来。有好几个病人康复后告诉刘飞,在情绪濒临崩溃的死生一线,是他眼里的坚毅让他们撑了下来。


循环值班,体力透支,几乎是所有医生面临的问题,医生猝死的新闻并不少见。同事们也苦中作乐,打趣自己指不定哪天就躺着进ICU了。刘飞的作息是全天24小时上班,休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往往还要再延长几个小时。曹轲则在连轴倒班的过程中养成了“站着能睡”“十秒入睡”的技能。


今年除夕,曹轲在院里值班。团聚和乐的除夕原本是值班最轻松的一天,然而从晚上11点第一台急救手术开始,曹轲在手术台上不断收到下一台手术的通知。连续参与的四台急救手术中,曹轲“整个人肾上腺激素狂飙”,等最后一台手术结束并处理完术后操作,已是农历新年的早6点了,一进值班室,曹轲就脚一软,瘫睡起来。


而对医生来说,抢救成功的喜悦很快会过去,能记住的都是手上失去的生命。刘飞2007年遇过一个小姑娘,16岁的高中生,“娃娃头,很可爱”,得了嗜血细胞综合症。从外院用救护车一路呼啸到ICU,就在门口进来右边第二个15床。医生护士呼一声围上来,小姑娘紧张得大眼睛发空,声音哆嗦:“你是大夫吗,我能活吗?”刘飞笃定:“我是主治大夫,你一定能活。”说完给女孩注射了镇静剂,女孩陷入昏迷,三天后救治无效去世。


“我说她能活,这是我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刘飞总时不时想起这个小姑娘:“那个眼神你真的看一眼,一辈子也忘不掉,惊恐失措又那么渴望活下来的眼睛。”


12年下来,刘飞记不清自己下达了多少病危通知。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除了通常的恸哭、昏厥,有的家属立即咨询火化事宜,有的家属哈哈大笑,边笑边摇头说“你可别逗了”。“很多家属你和他当场说,他完全反应不过来。至亲离世的那种悲恸,没法想象的。”刘飞说。


9月底,刘飞就要从ICU转到行政,工作在陆续交接中。这让他多少有从生死场抽身的轻松。无法回避的死别、家属的悲恸、脑海里不时浮现的逝者的脸,情感透支始终是这份工作让他感到最无力的部分。


“都说你医生必须学会抽离,隔几天一次生离死别谁受得了?可你终究是个凡人呐。”站在没窗户的ICU病房外,刘飞轻轻叹着气。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28期

文 / 刘诗蕾

编辑 /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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