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俊 焦头烂额 就是最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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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俊声称自己眼下没有困惑。他过着快乐的日子，是人生赢家。“成功有两种。一种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还有一种就是，你用你喜欢的东西赚一口饭吃。玩音乐、搞电影，这算什么得意吗？也不算得意，没有困惑，没有沮丧。我觉得我过着想过的日子。能容忍矛盾。”他甚至把自己的墓志铭都想好了：“一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

”

很多年没为自己写歌的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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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缝纫机乐队》里，乐队唱了一首叫《塑料袋》的歌。这是全片的高潮之一，也是赵英俊为自己写的最后一首歌。

12年前，看一个讲白色垃圾的纪录片，镜头里塑料袋漫天飞舞，赵英俊得到灵感。那时他在上海给选秀节目做音乐总监，每天在现实和理想中挣扎。12年后，想起当初的心事，都是“我难道不是一个像塑料袋一样的废物吗？还特么以为自己是高科技呢，被人用过一次就扔了，一毛钱不值，但又能怎样呢，我不想被改变，不想向现实低头，就算你埋了我，200年后我也还是个塑料袋，我只能死亡，不能降解……算啦！我这样的废物你们就别理我啦，让我自生自灭，让我沦落街头，就行了。但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一阵狂风吹起，我便会迎着风翩翩起舞，飞到，你去不到的地方……”

电影上映，他特地为此发了微博和朋友圈，把这些话写出来。许多年过去，这首他“再穷也没想卖掉”的歌终于找到了归宿。他把这事看得挺重。

相比之下，那些他在电影里客串的角色就轻松许多。

今年春天，赵英俊参演的《喜欢你》上映，他演一个警察，在警局里跟金城武对戏。同一部影片，跟他共同位列特别演出名单的人是高晓松。高感慨良多，在自己的《晓松奇谈》里特地辟出一段时间分享了拍戏过程。

《喜欢你》

赵英俊则不一样。一天的拍摄、三场戏，对他来说“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事儿”。来拍戏的时候他甚至不确切知道这个工作是什么。经纪人告诉他电影监制是陈可辛，知道角色的大致戏份，然后在苏州一个警察局里把几张纸的剧本拍完——这样的客串是他最普通的工作之一。

相较于偶尔在电影里闪现的大小角色，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音乐人。2012年，他为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创作了插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15年，他创作的《煎饼侠》同名主题曲和《港囧》的主题曲《清风徐来》、《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唐人街》 ，还有《万万没想到》的主题曲《大王叫我来巡山》随着电影上映接连曝光；去年则是《火锅英雄》的主题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唐人街探案》

音乐人赵英俊几年来出了不少成绩。他在电影圈里挺受认可。随着电影上映，他的音乐才华也被更多观众认可。

但音乐人赵英俊很多年没有为自己写过歌了。5年或者10年以来，看见圆圆的明月或者浩瀚的海洋，他再没有灵感大发，没有那种写一首歌来歌唱世界美好的冲动。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多久了，他的音乐里没有了自我。然后：“你让我写一首歌，我写得出，只要给我钱。”

这些电影配乐都是命题作文。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他很喜欢，一点不觉得羞愧。

赵英俊是做音乐出身的。确切来说，他搞过摇滚乐队、做过酒吧驻唱，上一支广为流传的音乐作品是《刺激2005》。那支用23首歌剪切拼接的作品在那个冬天传遍大街小巷，这也是他的倒数第二首个人创作。

后来他不喜欢创作了。

搞乐队的时候他和所有人一样想发出自己的呐喊，想在台上唱歌让下面的妞儿喜欢。33或者35岁前，他记得自己是个愤怒青年。那之后突然有一天，他觉得那不是艺术——打哪儿指哪儿不够酷。它太简单了。

这个节点之前，他追求个性。就好像摇滚歧视流行、金属歧视朋克、文艺片瞧不起商业大片。过了那一天，个性在他这里变得一文不值，他突然发现共性的东西才难：“总有一种情绪，一种动容，是会让所有人感动的吧？我要找到它，用我的个性把它包装起来。那才是我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作品。”从此他只喜欢命题作文，不再为自己创作。

“就像一个寿司店的老板，我从来不会给自己做一顿寿司吃。你今天来了，我就用我全部的手艺做最好的料理给你吃。但是没有客人，我绝不会给自己做一顿料理。”现在，相比起创作者，他更愿意把自己比作匠人。

赵英俊的某些料理做得很快，《大王叫我来巡山》和《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只花了一个晚上。在《大王让我来巡山》之外，他还为电影《万万没想到》写了另一首歌《万万》。这是他写得最久的一首，花了半年。

那些写得很快的作品要求清晰，所以表达精准。但把一句“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展开成歌，没人知道它长什么样。“它是摇滚吗，爵士吗？它是悲伤吗，快乐吗？我不知道。”然后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拖着。

在剧组食堂说这事的时候，本来也是和易小星随意提起，写不出来也就过去了。但赵英俊还是想较个劲。

后来易小星收到了一首很伤感的歌，他坐在车上戴着耳机听完，又扯掉耳机用最大音量外放了一遍。车上的工作人员都听湿了眼眶。这是整个“万万”系列所有歌曲里易小星最喜欢的一首。

其实赵英俊的身份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还要复杂，演员、歌手、音乐制作人、编剧甚至综艺咖都是他。他的一切工作都围绕音乐和电影展开，但他刻意追求没有重心和定位，喜欢把所有事情叠在一起做。比如同时帮一部电影做配乐，帮其他电影写歌、写剧本，帮别的歌手做制作人，去电影里演个角色。

现在他每天天亮睡觉，下午三四点起来。回微信、约晚饭，见人、开会，后半夜编编曲写写歌，再到凌晨三四点睡觉。这种焦头烂额的工作状态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年。很多人劝过他要有定位、知道工作重心，但他不需要那个。尽管他知道尽量站到台前比较划算、露脸带来的收益更多，但没那么在意。

就像易小星至今还感慨于赵英俊的慷慨——那首《万万》差点白送给他。对赵英俊来说，赚钱不是最重要的，身份被认同或者走红与否也不重要。那个节点之后，他一直在寻找共性。

赵英俊今年40岁了，仍然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自己还在学习。他渴望看透事物的本质，然后关联它们。所以：“焦头烂额就是最好的生活。”他这么说。

过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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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英俊的第一把吉他是外婆给买的。1993年，他还是小城青年赵健。那时候，对辽宁抚顺的大人来说，弹吉他基本等同于流氓，这些大人也包括他爸妈。好在外婆很酷，虽然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他喜欢。赵健就这样有了第一把琴。

有了琴也无碍他走上正轨，成为一个捧上铁饭碗的小职员。那时家里人大都在银行工作，他很快也进入银行系统，上起了早七晚七的班。在银行上班，每天6点多就要打扫卫生，但是上班给了他两个好处：收入，以及工作两天休息两天的轮休制度带来的大把空余时间。

宽裕的时间用来干嘛呢？小地方留给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他们要么出去当流氓、打打桌球，要么就去搞乐队。赵健显然选了第二种。他觉得自己是那种总能找到事情的关键的人，无论学吉他还是组乐队。后来，他靠弹吉他和搞乐队成了这个城市的另类领袖。

他是当地年轻人追随的对象、叱咤摇滚乐圈儿的大哥。

20年前小城人的生活匮乏，摇滚乐刚刚兴起，黑豹、唐朝对人们的影响巨大。这时“赵英俊”开始带着自己的不可能乐队到处演出：包一个场地，5块钱一张票，然后和摇滚乐迷们疯狂自嗨。一瓶啤酒就能尽情享用青春的荷尔蒙。他几乎成了辽宁地下摇滚乐界的崔健，那里的小朋友以与他聊过天为荣。

但乐队不是一门营生，乐队是个花钱的口子。那段日子，除了组乐队，他白天有稳定的工作，晚上去做酒吧歌手，然后靠银行的收入和在酒吧唱歌赚的钱养着乐队的其他三口人。那些晚上坐在酒吧台下的人，白天去银行存款就能看见戴领带挂名牌坐在柜台后边点钞的“那小子”。半个城市的人都认识他。

现在想来，赵英俊仍然赞叹那段日子的幸福和青春无限——大家都在台上唱自己觉得好听的、酷的歌，下面就是尖叫。“但是你会想，那个东西不是音乐，那就是无处宣泄的愤怒，但很美好。”

“幸亏自己搞了乐队，”这话他后来说过不止一次。他觉得摇滚乐救了自己，“至少让我远离了那些不美好的东西。”

后来的问题出在互联网上。等发现这个小地方的人都在跟自己学习的时候，赵英俊有点懵。90年代资源匮乏，买不到什么书，更没有优酷土豆上的教学视频，当别人都和他学习怎么搞乐队、怎么弹吉他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没法再进步了。

《王牌逗王牌》

互联网是在这个时候来的。这个东西也算救了他。发现网吧太酷了，然后他开始一宿一宿的包夜——身边所有的人都在打游戏，更早些时候是在聊天室里骂人，后来有了游戏，CS、《红色警戒》、《传奇》……等到《传奇》来了，网吧里所有的年轻人就都在那里打《传奇》了。但他什么都没玩儿过。赵英俊每天在互联网上看新知识。

那时候，英文不怎么样的他缩在屏幕后边刷雅虎，然后突然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儿，觉得世界被抹平了。他辞了银行的工作，专注于上官方网站了解音乐、浏览器材。生活规律变为白天睡觉、晚上在酒吧唱歌，然后去网吧待到天亮，回家。周而复始。

互联网给赵英俊的冲击巨大，他第一次意识到世界真的很大，也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待在这个小地方。

“这里装不下我了。”20出头的他这样想。

从银行辞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事情只要你想到了，就一定不会那么发生。”那时他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不要过那样的日子。赵英俊要过的是完全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的日子。

现在回过头把那种感觉腻腻歪歪地组织成语言，他会告诉你：“我要去有更多好的资源、更厉害的人的地方。我要变得更好。”但是当时没这些。从辽宁走的时候赵英俊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他只知道自己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抢小朋友的机会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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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辽宁前，赵英俊和朋友喝过一顿大酒。玩乐队的朋友问他去北京干嘛。“去当明星，”他这么说。

说这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认真的。跟别人说自己去天桥唱歌吗？去当酒吧歌手？又或者说去做生意？说完又有点当真：“为什么不能当明星呢？这么想想总可以吧。”

但真实的生活还是要从两眼一抹黑展开。2002年末，他在北京南站下了火车，火车站连着地铁，朋友在那里等着接他回家。朋友的房子小，一张床、一台电视机就占据了家里的绝大部分空间。朋友夫妻俩睡床，他睡在墙和床中间的缝隙里：一床被子放在地上，对折之后钻进去，盖住折在上面的部分。朋友每天早早出门上班，中午回来给还在睡觉的他做饭，吃完饭又回去上班，他一个人留在家里看电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赵英俊觉得自己必须出趟门了。离开这栋住宅楼，他不知道自己在哪，他想去传说中的三里屯。背着吉他赶路，他马上惊叹于三里屯的遥远。

到了地方，他挨个酒吧问别人要不要歌手，得到的回应大都言简意赅：滚。

2002年的三里屯还只有那条驰名全国的酒吧街，那个冬天，南街刚有几家酒吧筹备开业，一家叫秘密花园的酒吧位列其中，正在装修。他走进去问了那个同样的问题：“要歌手吗？”这次终于得到了试唱的机会。

“好！你敢让我唱，我就感动你。”他这么想也这么做了。赵英俊唱得蛮好，但老板开的价是50块/天——一个他在老家都不唱的低价。但他决定创造价值，当天晚上就唱了歌，领了日结的薪水，打车回家才发现要55块。

后来他慢慢弄明白自己住在哪里了，每天从丰台坐公交车倒一号线，再倒二号线坐到东四十条，下了地铁再倒公车去三里屯唱歌。算上吃麦当劳和打车回家的花销，每天赔钱。大概赔了10天左右，他开始遇到老朋友，然后是新的机会。在BB机向手机转型的时期，很多人失去了联系，那些和他一样离开老家的朋友又被他一个一个重新遇见。

在北京第一次搬家是从丰台搬去三元桥，和大地乐团的小宁、陈刚一起住。

去上海参加《我型我秀》是来北京一年多之后做的决定。北方人离开家乡的时候是不知道上海的，那个城市太模糊，北方人好像就只能去北京。赵英俊那趟上海之旅也算误打误撞。

2004年是选秀元年，那时候不仅他，大多数人都还没搞清选秀的定义。在《我型我秀》比完第一场，他又和大多数人一样仿佛有点明白：原来是个唱歌比赛嘛。然后当场退了赛。

第一场唱完，他感觉自己比一起参赛的小孩们好出去太多，他也感觉到台下的评委面露难色，在心里给他们的表情配上潜台词：“这就是冠军吗？再比下去我也不觉得其他孩子唱得赢他了，那怎么办呢？” 

抢小朋友的机会没意思。他决定退赛回北京，却被节目组邀请留下做音乐监制。在上海待了十几天，对这段旅程多少有了感情，他答应帮忙把第一季忙完。3个月过去，那届的总冠军是张杰，大家在台上欢呼的时候他也开始有点不舍，但还是回了东北老家。

是在老家接到那通非常正式的邀请，让他到上海工作。下了飞机一进威斯汀酒店大堂，环球唱片的总经理洪迪和上腾娱乐的总经理蔡志行都在，坐在那里跟他说“我们需要你”。

后来，留在上海的6年多成了赵英俊人生里另一段幸福的日子。那里工作稳定、生活舒适，他也借由音乐的营生重新结识了一班朋友。就这样活完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在人生还没有和电影搭上边的时候，赵英俊沉溺在这种幸福感里。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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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几年，赵英俊做了几件重要的事。

2004年末，他创作了那首《刺激2005》，因为无聊。那时上海的工作刚上正轨没多久，他和张杰、苟伟、刘钰佳这些选手住在一起，睡张杰上铺，每天坐地铁去公司上班。等到所有艺人回家过年，他独自留下干完最后一点工作。

上海冬天阴冷。赵英俊又孤单又无聊，突然想用流行歌曲攒一首新歌。他对当时的那些音乐都不满意——太像了，歌词都差不多。那就把它们打碎了拼一起。虽然这些字句连在一起仔细一想都说不通，但是这件事让他消耗了不少时间。3个月，歌做好了。把它丢到网上赵英俊就回家过年了。

这首用23首流行歌做成的网络歌曲为他带来了人生首度、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网络走红。事实上，那首歌至今还在他的音乐履历中占据了第一笔记录的位置——等到少年时期做过的那些摇滚乐都踪迹难觅，无心而为的《刺激2005》成了大众眼里贴在他身上的第一枚音乐标签。

这也是他人生中为自己写的倒数第二首歌。在这之后，自主创作的冲动渐渐消散。

上海留给他的另外一道痕迹和电影有关。2007年，他在《我型我秀》的录制现场被导演李欣看中，参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大话股神》。给电影拍宣传片的时候认识了杨庆。那时他们是“上海小明星”和“北京小导演”的关系。杨庆觉得赵英俊有种入错行的感觉，在拍摄当天就怂恿他去做演员。

两年后，杨庆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夜店》，邀请赵英俊出演喜剧角色朱辽。在这个组里，赵英俊第一次见到了徐峥。这之前徐峥看过他们拍的那条宣传片，除了对赵英俊的爆炸头过目难忘，只感觉他“非常的业余”。

《夜店》一共拍了二十几天，徐峥对赵英俊的印象已经是“非常有才华的人”。赵英俊的幽默感让杨庆和徐峥赞叹，拍摄现场他常把摄影师、录音师笑到连机器都扶不住。这次表演，杨庆觉得他完成得挺好，朱辽这个角色对喜剧的功能性和对叙事的意味都被传达出来了，“是一种气质和天分”。徐峥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演员休息室里，赵英俊和乔任梁弹吉他清唱的场景。这让他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人真的是有音乐天赋”。

拍完《夜店》，杨庆劝他留在北京，“凭本事在北京绝对能混得开。”等到他去上海找赵英俊做电影配乐，突然又对赵英俊和上海的关系感同身受了：住进赵英俊在淮海中路的院子，每天在电脑前做音乐、去武康路逛街，那是一段特别放松而专注的时光；跟赵英俊走在上海的街上总会有人认出他过来合影，杨庆感觉到了他在上海的自在和满足。

杨庆觉得是这种自在把赵英俊留在上海的，甚至连他都被这种生活迷住了。那年武康路还没被开发，某一天走在街上，他突然后悔了，又劝赵英俊别来北京：“这条路太美了，走得我心都碎了。”

徐峥也鼓励过他。世界杯那年，他在上海做舞台剧，演出结束他们就坐在小酒吧门口看比赛、喝啤酒。那个时候徐峥就劝赵英俊到北京去，他的建议是：去北京做你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在他看来，赵英俊懂音乐又懂电影，可以为电影做配乐。

多年之后回望，赵英俊觉得自己过去只做过两个重要的决定：一个是离开老家，一个是离开上海。离开上海重回北京，需要从自己花费6年建立的生活秩序中出走，离开握在手里的安逸和幸福，是想跟电影打交道。电影他一直都爱，《夜·店》点燃了他的梦想，赵英俊想做演员，也想做导演。在上海的时候，去电台做DJ、去电视台录节目当嘉宾，也做做音乐，他的朋友、生活和女友都在那里。但是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他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从这个城市离开，电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其实这两个决定的原因是一样的：“我想变更好。”

启程之前，他还自己琢磨出一个道理来，做事情或者做决定之前，紧迫感的丧失就是那个迟迟无法开始的原因。于是赵英俊告诉自己，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给自己设了一个时限。然后收拾箱子、租房，回北京。

“一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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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赵英俊回到北京。过了一年租着很贵的房子但找不到“生意”的日子。他靠上海的音乐生意赚了些散碎银子。剩下的时间买菜做饭、看电影、看书，学习。惟一着急的是银行卡里的钱还够不够付房租。

2012年，徐峥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配乐出了问题，和原定的国外音乐人合作进展不顺。他找到赵英俊接手完成了配乐。特别顺利，特别高效。

徐峥比易小星更早见识到他的慷慨：“你去求他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像别人先谈一个价钱。他以朋友的方式完全无偿地付出，你就不相信这个人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居然还不收钱。”但赵英俊真的没收钱。

《泰囧》成功之后，徐峥分了一笔报酬给他。赵英俊没想到《泰囧》票房那么好。他觉得这部片子给自己在音乐上带来一劳永逸的知名度。再后来，他的作品列表里慢慢多了起来，然后就是《塑料袋》。他感觉这是它的宿命：10年前写的歌，就是为了10年后的今天。导演大鹏讲完电影概念的那一刻，赵英俊就知道暴风雨要来了。除了《塑料袋》他还贡献了另一首《都选C》。

杨庆觉得赵英俊才能广泛创意无限，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人很容易被改变，他倒挺难改变的，像一块石头一样”；徐峥觉得赵英俊的喜好里仍有一大部分保留给了演员，他一直劝他不要做演员，觉得外形局限了他，很难去诠释不一样的角色。

这几年赵英俊也时常在电影里客串，但他也发现自己很难演到主角，因为外形太过鲜明。他已经不太在意。

编剧的想法是他跟人聊剧本的时候发现的，好像自己“把一个东西合理化的能力不比他们差”。接下来就是去学习基本的理论，买几本书、多看几个电影，剩下拼的就是天赋了。可能两三年以后，别人能看到他导演的电影、也能看到他主演的电影，或许还有他监制的、他策划的，他编剧的。

但现在这个阶段，赵英俊对未来仍然没有任何打算。他只要这样活着，做的无非是音乐和电影；对钱没有危机感，赚多少呢？没想那么多。他觉得自己会越来越棒的，钱不是问题；做过什么后悔的选择吗？其实是有的，只是不记得了。或者何足挂齿。

赵英俊声称自己眼下没有困惑。他过着快乐的日子，是人生赢家。“成功有两种。一种是腰缠万贯富可敌国。还有一种就是，你用你喜欢的东西赚一口饭吃。玩音乐、搞电影，这算什么得意吗？也不算得意，没有困惑，没有沮丧。我觉得我过着想过的日子。能容忍矛盾。”他甚至把自己的墓志铭都想好了：“一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29期

文 / 特约撰稿 沈沉 发自北京

编辑 / 翁倩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