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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 架桥经济行为和心理活动

2017-10-24 杜卿卿 南方人物周刊


塞勒拿着自己的作品



 


其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曾由他本人在电影《大空头》中阐述——最疯狂的事莫过于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

对于未来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展望,塞勒在《错误的行为》一书中列出一份自己的心愿清单,他希望经济学所有分支都可以从研究普通人的行为中获得益处,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不过,在他看来,经济学研究创新是有风险的,但是依然要坚持。





10月9日凌晨4点,理查德·塞勒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瑞典号码,这让他心头一喜。果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以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奖金900万瑞典克朗。


塞勒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曾由他本人在电影《大空头》中阐述——最疯狂的事莫过于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从1977年“误入”心理学领域至今,塞勒和他的心理学家朋友们,推动行为经济学从一门“离经叛道”、被传统权威所不屑的学科,发展成为经济学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他不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第一个获诺奖的人,但他对这门学科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无可替代。



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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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塞勒的学术成长经历也是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塞勒在纽约罗彻斯特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开始产生怀疑。不过,当时的他很清楚,自己“不算一名好学生”。就连他的指导老师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也曾公开表示,“当时我们对他没有抱什么大的期望。”


因此,面对课堂学习中产生的疑问,他并不确定是经济理论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他自己没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知识。但是,这些疑问总是时不时地出现,让他不能不去思考。


他的研究论文课题是“生命的价值”,其中有个典型问题,A:假定学生来上一门课,可能会感染一种疾病,概率千分之一。只有一份解药,你愿意出多少钱?B:假定医院在研究一种疾病,需要志愿者,参与者染病概率为千分之一,你认为志愿者最少应该向医院要多少钱?


理论上来说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实验证明人们的选择千差万别。对于情况A,很多人表示愿意出2000美元,但是对于B很多人表示不能低于50万美元,甚至有的人表示给多少钱都不会参与。


“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发现既令人困惑,又让人觉得荒谬。我把结果告诉了舍温,他让我别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赶紧写论文,但我对此却十分着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塞勒在他的《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故事》一书中这样描述。


他在经济学论文中描述普通人的行为,却被认为是怪诞的行为。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理论中,“人是理性的”是最基本的假设。这个假设让塞勒困惑不已。因为他看到的人,跟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完全不同。有效市场中都是正常现象,但塞勒看到很多反常,反常现象的背后是人的非理性行为。


他在后来经常用一个“腰果”案例来解释理性经济人与普通人的差异。想象一下,两个人坐在桌旁,桌上有一碗腰果。那个普通人把腰果拿走了,经济人正好看到,两人之间发生一组对话。


经济人:为什么拿走腰果?

普通人:因为我不想再吃了。

经济人:既然不想再吃,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不吃就好了,为何非得拿走呢?

普通人:如果腰果放在那,我就可能忍不住再吃一些。所以我拿走。

经济人:如果是这样,说明你其实想多吃点腰果,所以拿走是愚蠢的举动。


这虽然是一个假想的问题,但在那个年代,塞勒与经济学家的很多对话都与此类似。


带着重重疑问,直到1977年夏天,他在加州结识了两位心理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基·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前者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创人;后者对塞勒的研究影响深远,塞勒后来回忆说:“自1977年和特沃斯基相识以来,我坚持用一种方法来检验自己所写的每一篇论文,即,特沃斯基会同意这篇论文发表吗?”


频繁跨领域的碰撞,让赛勒的思考逐渐明晰起来,他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才可以说是正式开始。“40年前,我跟我的心理学导师们一起度过了特别的一年,他们做的心理学研究跟我的研究计划相关,我的经济学研究也与他们的研究有关联。”塞勒在获奖后表示。



心理账户、社会偏好、自我控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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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快结束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携家人到斯坦福大学访问。塞勒亲眼见证了两位心理学家“前景理论”论文的完成,并与卡尼曼进行多次“山间散步”。除此之外,塞勒所有的时间都待在经济研究局,“除了思考,什么都不做。”


早期在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对塞勒来说并不理想,在他看来,那些资深教授拘泥于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而后来争取到斯坦福大学做研究的那一年,才让他在某个时刻突然决定,要全身心投入研究人类的“行为”这项新事业。


塞勒受到诺奖表彰的主要研究也在这一年当中得到确认。在此期间,塞勒完成了两篇论文,并确定了“心理账户”和“自我控制”的两个首要研究课题。同时,他争取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教职,康奈尔大学成为塞勒行为经济学系统化研究的重要基地。


在康奈尔大学期间,为了获得终身教职,塞勒发表了多篇论文。1975至2015年间,除2010年外,塞勒每年都会发表学术论文,有时候一年就发表五篇,十分勤奋。与此同时,塞勒还出版了五本专著,前期主要是《赢者的诅咒》(1991)、《类理性经济学》(1991)、《行为金融学演进》(1993),2008年出版了令他蜚声海内外的《助推》,2015年又出版了畅销至今的《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故事》。


在最近的这本专著中,塞勒既介绍了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讨论,也坦诚讲述了自己从入门到有所成就的过程,同时介绍了行为经济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该书也全面地展示了塞勒对推动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大、推进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通过不断的交流研讨、专注的研究实验,以及大量的论述写作,塞勒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也广为传播。70年代是行为经济学的发轫期,塞勒在这段时期内对多个经济学基本假设进行了系统思考,包括区分理性经济人与非理性的普通人,探讨机会成本与禀赋效应,建立非理性行为清单,论证前景理论与价值函数等等。这些研究也为塞勒后期的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此次诺奖花落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为了表彰塞勒在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自我控制不足等领域的经济分析。诺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塞勒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心理活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经济研究和决策意义重大。


在有限理性方面,塞勒开创了“心理账户”理论,即一个人会针对单个的心理账户来决策,而不是针对整体的影响而决策;社会偏好方面,塞勒通过实验发现,相对于需求推动的价格上涨,消费者更愿意接受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认为后者更公平;自我控制不足方面,塞勒发现,人们往往会因为短期诱惑而放弃长远利益,并非所有人都像理性经济人一样,为养老存储适当额度的资金,因此帮助人们存钱是必要的,比如制定养老金计划。


电影《 大空头》



利用投资者的失误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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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很多诺奖得主不同,塞勒对有限理性、社会偏好、自我控制不足的研究,也成为他进行投资实践的理论支撑。


1993年,塞勒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富勒合伙成立了富勒&塞勒资产管理公司( Fuller & Thaler Asset Managemen),目前管理资金超过90亿美金。而该机构的投资理念就是“投资者会失误”、“利用投资者的失误来赚钱”。


金融市场是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冲突”最激烈的地方。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交易频繁而迅速,价格快速发现并形成。换言之,如果有人犯了错,还有一部分聪明人会起到平衡作用,“校正”价格,所以愚蠢的行为不会影响市场价格。


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有效市场假说”,即市场是有效的。一般而言,这一假说包含两部分,一是“价格是合理的”,二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称之为“没有办法跑赢市场”。这个理论最初由传奇人物尤金·法玛提出,后来一直被当作经济学的基本假说。


塞勒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态度十分明确。首先,认可其规范标准的参照性。如果没有理性模型作为起点,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就无从开始;如果没有理性框架,也就没有所谓反常现象,也就无法发现非理性行为。无论研究什么课题都需要一个起点,有效市场假说就是这个最佳起点。


其次,不认可“有效市场假说”对资本市场的描述。从股市来看,大多数基金经理都没有跑赢市场,但是市场确实有反常现象,也有非理性行为,有时反应过度,有时反应不足。


事实上这也恰恰是塞勒后来成立资管公司的主要理论基础——投资者往往对坏消息反应过度,对好消息反应不足,这时就是赚钱的机会。“赚钱是有可能的,虽然并不容易。”


塞勒对金融市场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富勒&塞勒资管公司官网的首页已经挂出了塞勒获得诺奖的消息,同时还有对行为金融学的定义——心理学与金融学的交叉领域,为人们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提供解释。同时以显眼字体打出了公司的投资理念——投资者会犯错,我们寻找这些错误。有两种错误会创造买入机会,过度反应和不足反应。


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第一部分,塞勒也不认可,不但不认可“价格是合理的”,还认为价格通常都是错误的,有时候甚至错得很离谱。以房地产为例,当房价快速上涨时,如果房主和银行都是理性经济人,应该会意识到价格下跌的可能性在增大。但是调查显示,人们没有预期价格会回归,反而认为房价会涨得更高。


对于未来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展望,塞勒在《错误的行为》一书中列出一份自己的心愿清单,他希望经济学所有分支都可以从研究普通人的行为中获得益处,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不过,在他看来,经济学研究创新是有风险的,但是依然要坚持。


“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多次向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提出,理性模型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不能建议所有人都从事我这样的高风险职业,我是个特例,我很幸运在最恰当的时间点碰到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不过,当你的机会成本很低时,承担风险并且直言不讳是值得的,当你所追寻的道路和我所从事的事业一样有趣时,你更应该如此。”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30期

文 / 特约撰稿 杜卿卿

编辑 / 孙凌宇 rwzk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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