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喷嚏与咳嗽 | 逝者
余光中在西安碑林 图 / 卫毅
2017年12月14日，台湾文学家、著名诗人余光中病逝，享年89岁，代表作《乡愁》、《白玉苦瓜》等。
“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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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明暗交替的玻璃橱窗前，余光中的脚步慢了下来，他走在现场解说员和大队伍的后边，身边一直有两位工作人员半搀扶着。在这摆满千年器物的陈列室里，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与过去时代相互适应的人。白发，瘦削的脸，有古风的眼神。贾平凹说，余先生让他想起了白居易。很多时候，他都不说话。他看到一些唐代器皿，旁边的文字介绍说，这是吸收外来因素的飞廉纹。“飞廉，就是Flying的意思了。”余光中低声说。他继续缓慢地向前走，但开始感到了吃力。他停了下来，从身上掏出一些药丸，服下。他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示意自己无法继续完成下边的参观。
在陕西的几天里，余光中一直在参加各种活动，始终处在录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的包夹之中。他完成了两个主题演讲、一次研讨会、多次接待和宴请，也已经参观好几个地点。在离开西安前的这个早上，在通风不是太好的博物馆地下楼层，他感到了胸闷。随行的医生给他测了一下脉搏，“心率有些慢”，医生说。
余光中来到休息室，四周有些尴尬的安静。上到地面，他可能感到好多了，开始问休息室里那幅壁画的来处。这座博物馆里有唐三彩，但余光中没有看到。我倒是想起他曾经写过一首《唐马》。刚一提起，余光中就开始说这首诗的背景。“这是在香港的一个展览看到唐三彩后写的。从古时候的英雄想到现在外边的赛马会。已经不是唐朝的战马了，是赌马的马匹。”
诗里是这样写的：“公开的幽禁里，任人亲狎又玩赏/浑不闻隔音的博物馆门外/芳草衬蹄，循环的跑道上/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在追逐/胡骑与羌兵？不，银杯与银盾/只为看台上，你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患得患失，壁上观一排排坐定/不谙骑术，只诵马经。”
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大家身处喧嚣之中。如今的中国仿佛那时的香港。1992年，余光中第一次回到大陆。这是中国经济再次启动的时候，从那时起，这个国里的人，一直狂奔到现在。现在，跑累了，开始稍作休息，谈文化，但文化在哪呢？一回头，发现文化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身后。
2013年，余光中夫妇在台北故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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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余光中听到当地的朋友唱秦腔，非常感动，就问，秦腔是不是可以连接上《诗经》里的《秦风》？“我们小时候没有《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魔戒》可以看，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因为旧小说的文字介于文言文与白话之间，对学习中文非常管用。现在的学生不读那些东西了，所以中文底子比较差一些。金庸的小说就是从旧小说来的。旧小说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儒释道三教合流，江湖的人不管信仰怎样，他们对儒释道都是不敢轻蔑的。我想用‘江湖’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基层就在里面。”
余光中的写作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之中。他的专业是外文，但中文底子极好。他经常会提起李白和杜甫，又会提起济慈和弗罗斯特。
在《逍遥游》后记里，他写道：“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在这一类作品里，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黄维梁评价余光中：“余光中的诗，讲词采，而且章法井然。很多现代诗句有句无篇，颠覆了传统诗歌镕裁组织的法则。余光中的诗维护诗艺的典章制度、起承转合。其诗的结构有多种形式，予人以变化有致之美感，至于松散杂乱等某些现代诗人常犯的毛病，在余光中诗集中是绝迹的。他是富有古典主义章法之美的现代诗人。”
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余光中曾经三次留学或任教于美国。在美国的这些时光，他看到了电视，看到了超市，学会了开车，而且，他喜欢上了披头士和鲍勃·迪伦，这是世界文化的基层。他写过一首诗《江湖上》。“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不算永远？/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最后的叠句出自于鲍勃·迪伦那首广为人知的《Blowin’in the Wind》。“‘一片大陆’可指新大陆，也可指旧大陆：新大陆不可久留，旧大陆久不能归。”
60年代，台湾是美国越战的后勤基地，西方音乐在岛屿上风行。一个叫杨弦的年轻人，听着披头士长大。上大学之后，没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杨弦，在读余光中诗歌时，心生感触，将其诗句谱成旋律。
1974年，杨弦与胡德夫等歌手第一次演唱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1975年6月6日，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参加演出的还有胡德夫、李双泽等人。他们演唱了由杨弦谱曲的余光中作品。8首歌的歌词都来自于诗集《白玉苦瓜》。杨弦没想到，这场演唱会影响极大，他出版的专辑横扫台湾，打破了当时台湾流行音乐由西方和日本主导的局面。李泰祥、侯德健、罗大佑等人深受其影响。这一批音乐人开启了一个时代。杨弦也因此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
杨弦是有眼光的。余光中自己都认为，至《白玉苦瓜》，他的诗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白玉苦瓜》是余光中在台北故宫里看到“白玉苦瓜”而写。“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不产在仙山，产在人间/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这里面有一个词“后土”是值得注意的。余光中曾说，“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托根在那片后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源源的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
1977年，余光中写过一篇《狼来了》，指斥台湾的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艺”。彼时“文革”刚结束。余光中1974年在香港教书，对“文革”余悸并不陌生。当时他班上的老家在广东的学生，常向他讲述“文革”。
在香港，余光中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香港“左报”、“左刊”的围攻。某报刊登过一首长诗，里面有一句：“工人一锤，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
遭到这种“文革”式语言的攻击，他感到愤怒。“这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包括国民党，有时出席某些官方会议，也不过‘行礼如仪’。《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余光中之后的文集中，都未收入此文，嫌它“不美”。
余光中早年参加过多次论战，大都据理力争，后来，对方往往“化敌为友”，但也一直有“敌人”。“论战，对有些作家似乎十分重要，在20世纪30年代，有不少作家的精力都耗在其中。对我，论战却是‘身外之物’，陷于其中，将损及创作，意识形态之争尤其如此。答复批评最好的方式，不是哓哓反驳，而是写出更好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深悟论战之虚妄误人，对逆来的诬评不再接招。陈鼓应编了一整本书，指控我的诗色情而颓废，我一直无言以对。李敖屡次诬我文章不通，我也只拈花微笑，因为当年请我这不通之人写《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序》的，正是李敖自己。”
余光中之后不再跟人有什么争论。所以，在西安的关于“寻根筑梦”的文学研讨会上。有陕西的作家言辞比较激烈的时候，余光中已经是看得风轻云淡。
余光中在朗诵自己的诗歌 图 / 卫毅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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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西安之行，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队伍。余光中的妻子范我存与他形影不离。她是他的“表妹”，是他的诗和文章里常出现的“咪咪”。范我存看上去精神不错，穿着得体，气质优雅。还有余光中的女儿余幼珊，也就职于台湾中山大学，与父亲是同事。余光中有4个女儿，他写过一篇有意思的散文叫《我的四个假想敌》，表达的是父亲对女儿们的疼爱。
金圣华是余光中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这次，她也来到西安，一起出席活动。金圣华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余光中的作品在台湾《中央日报》经常见报，那时候我把他的诗作剪下来，放在明星的旁边。”
队伍当中，还有余光中的朋友、香港《明报》月刊的总编潘耀明。潘是香港作家联会会长。这次陕西举办的“两岸四地”活动，多通过他联系。他代表“两岸四地”中的香港。
还有一位年轻的诗人袁绍珊，来自澳门。她在论坛上演讲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想象的共同体。美国学者安德森在20世纪末提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民族学概念。他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而18世纪小说、报纸、印刷资本主义等的诞生，则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
余光中在大陆为众人所知，最早是因为诗人流沙河的推介。流沙河当年是《星星》诗刊的编辑。那是全民读诗的时代。《诗刊》的月发行量是40万份，《星星》的月发行量是20万份。
某一天，流沙河收到香港刘济昆的来信。刘济昆说，台湾诗好，有一个余光中尤其好。流沙河从刘济昆寄来的诗集中读到了余光中，深感震动。1982年，《星星》连续12个月，分别介绍了“台湾诗人十二家“。3月号介绍余光中的文字并附诗刊出后，流沙河给余光中写信表示敬意。
余光中回了信。流沙河记得，信中的钢笔字很方正，严肃坚定，一丝不苟。其中一段，流沙河最为认同。“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余光中还在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信上的故国之思，触动了流沙河。流沙河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
《就是那一只蟋蟀》是许多人高中时的记忆，这首诗被收入高中语文教科书。大家也从这首诗加深了对台湾“Y先生”的印象。
余光中在西北大学进行了演讲，题目叫：另一种“乡愁”。当天天气极热，大厅里空调不够给力，但仍挤得满满当当。袁绍珊说，她在北大中文系上学的时候，就去排队听过余光中的演讲。“那个时候我也是提前了两个小时挤进去，听余老师的讲座。余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对港澳诗人来说，余老师的诗的想象空间更大。”
在几天前，这几位不同代际的作家和学者，出现在陕西咸阳机场。出机场后，金圣华感到非常吃惊，闪光灯对着余光中照个不停。“我想着，在现在这个时代，只有那位来自星星的都教授才会有这样的待遇。”余光中缓慢地往前走，上了中巴车，妻子和女儿坐在他的对面。几天中，车子就这样穿梭在西安城及周边。经过仿古的闹市，窗外闪过的招牌有麦当劳、肯德基、赛百味、汉堡王，像是到了美国，这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余光中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巨幅广告出现在公交车候车亭上。候车的人们手里拿着的报纸头条是高雄燃气管道爆炸的报道。台湾作家陈幸蕙说：“乡愁诗对现在的诗人来讲，已经没办法写了。不论是那样的通讯时代，甚至是那样的政治时代，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乡愁也变成了一个绝响。”
在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头一天，余光中去了兵马俑。在兵马俑前，余光中一脸“严肃”，手掌蜷曲着，做出了握住武器的姿势。记者和游客的闪光灯一通亮。
两年前，余光中第一次来西安。那一次，他写下了《秦俑》。“铠甲未解，双手犹紧紧地握住/我看不见的弓箭或长矛/如果钲鼓突然间敲起/你会立刻转身吗，立刻/向两千年前的沙场奔去/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
在西安的一个论坛上，他完整地念了这首诗，兴起之处，他甚至唱起了其中引自《诗经》的句子：“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余光中觉得这次来很有灵感。他会想起在长安街上发生过的一件事情，苦吟诗人贾岛想写一首诗，到底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不小心冲撞了路过的京兆尹韩愈，韩愈问明了情况，就参与了他的诗歌揣摩。
“我不能想象，今日西安市长开车的路上，会有一个诗人把他拦住，就一首诗歌慢慢推敲。古代慢有慢的道理，我们现在什么都很快。我常常对媒体说，科技是忙出来的，文化是闲出来的，闲不是无所用心，懒惰度日，闲是没有压力的心情下，灵感能得到启发。”余光中在台湾，为手机写过两则广告一样的句子：科技催未来快来，文化劝历史慢走。
余光中喜欢开车，而且喜欢开快车，他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想起李白。“80年代，我从香港回到台湾，那时台湾刚建起高速公路，我就写了首诗《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他跟古人称兄道弟，把李白请到台湾去，他们在台北喝着酒，李白飘飘然欲醉，然后开车回高雄。李白快车开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我叫他慢一点，我说，这几年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比安史之乱的伤亡率还要高。”余光中觉着应该坐王维的车，王维的车很慢。可是王维一早就开会去了，开的是辋川污染座谈会。
听余光中说到王维一大早去开座谈会，令人发笑，余光中散文《开你的大头会》中有一段：“世界上最无趣的事情莫过于开会了。大好的日子，一大堆人被迫放下手头的急事、要事、趣事，济济一堂，只为听三五个人逞其舌锋，争辩一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事情，真是集体浪费时间的最佳方式。仅仅消磨光阴倒也罢了，更可惜的是平白扫兴，糟蹋了美好的心情。”
余光中的诗里有很多古人，他写李白、写昭君、写李广，这都是北方人。余光中的父亲是福建泉州人，母亲是江苏常州人。他是地道的南方人。直到1992年，应邀去北京讲学，才第一次去了北方。他有一首诗写黄河，六十多行，很长，也是在没有见到黄河之前写的。2001年，山东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带着妻子和二女儿去。有一天，他看到黄河了，亲手摸了黄河的水。“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这几年，我陆续把几个女儿带到中国各省去，让她们体会一下老爸当年离开茫茫九州时的心情。”
在他看来，乡愁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应该是立体的，不仅仅是家乡美食的满足、方言的亲切，还有历史文化的意义在里面。“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有北方的乡愁，北方人也会有南方的乡愁。”
余光中对乡愁有过自己的思考。“我写了很多乡愁的诗，也引起大家的共鸣。不过我也曾经理智地想过乡愁这件事情。如果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在乡愁，乡愁过分也不行，因为大家恋自己的本乡本土，就不会出去看世界，就不会出现班超、张骞、玄奘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还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
除了“乡愁”或“怀乡”，余光中还写另一类的诗。“现在，有一个危机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价值观可能比爱国主义还要更高，就是我们地球的生态受到破坏。所以，我们爱我们的乡土，爱我们的国家，也应该爱我们的地球。近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和诗，都是想提醒大家的环保意识。”
从1992年到现在，余光中回大陆有五六十次了，长江、黄河、洞庭湖、太湖，也都有变化，这些名川大湖的清流，“恐怕要到唐诗宋词里去找了”。
余光中写过一首《控诉一支烟囱》的环保诗。“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这首诗作于80年代的高雄，发表后引起当地很大的反响，更推动了高雄市改善空气质量。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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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的行程中，贾平凹出现了好几次。两人之前从未相遇。“余先生谈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要谈到那些东西，咱已经习惯说很大的话，都是大而不实的。看到余先生，我想起古人有一句话：读奇书，游名川，见大人。”
余光中要走的那天，贾平凹早早地在楼下等候，他送了自己的《废都》和一幅字给余光中。
这次到西安的活动，参与其中的有官方，也有民间。在余光中看来，千年前的汉唐盛世，一方面是朝廷促成的，一方面是民间促成的。“玄奘就是民间代表，他一个人就去了印度。另外，朝廷也派过班超这些人出使西域。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不但是上有朝廷，下还有一些伟大的个人意志，才能够促成。”
如今的中国，到处在谈文化和文化产业。余光中觉着，“我们现在讲到文学的发展，你想，在‘文革’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好作家，比如说钱锺书、沈从文，都是在壮年，他们还有很多才华可以焕发。我想，沈从文的经验也没有写完，可是他为了避免政治的干扰，干脆去研究古代服饰。他研究得不错，但这些别人也可以研究。他对湘西的世界特别熟悉，就像莫言写山东，贾平凹写西安，特别上手，你让他搁下熟悉的东西，来做别的事情，非常浪费。胡适说，少革命，多改革。胡适以前是被批评的。现在看来是对的。后来革命变成了改革，解放变成了开放。”
刚到西安的时候，余光中就背了一首李白的《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前年，他到西安爬了小雁塔。问当地的朋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乐游原？“因为很多唐诗都写到乐游原。”可是，当地的朋友一点也不兴奋，说，不看也罢。
这一次，余光中仍然没有去乐游原，但他登上了大雁塔。整个登楼的过程，他兴致极高，甚至可以说虔诚，在进到大慈恩寺的大雄宝殿时，他跪下去拜了三拜。在大雁塔的7层，他朝各个方向都认真地看了一遍。1966年，余光中写了《登楼赋》。那时，他在纽约登上帝国大厦：“你走在异国的街上，每一张脸都吸引着你，但你一张脸也没有记住。在人口最稠的曼哈顿，你立在十字街口，说，纽约啊纽约我来了，但纽约的表情毫无变化，没有任何人真正看见你来了。……纽约有成千的高架桥、水桥和陆桥，但没有一座能沟通相隔数英寸的两个寂寞。……终于到了三十四街。昂起头，目光辛苦地企图攀上帝国大厦，又跌了下来。”
从大雁塔下来后，余光中经过玄奘的塑像。
“玄奘是中国最伟大的留学生，杜甫是中国伟大的难民。”余光中说。
“李白呢？”我问。
“李白是最伟大的失踪人口。”他回过头来回答我。
“失踪是天才的宿命？”
“失踪是天才惟一的下场。”余光中纠正我的说法。那是他的诗《寻李白》中的一句。
“我要寻李白，寻到后来，我断定李白并不住在人间，他是住在月亮上面，所以我要坐一架UFO去找李白。”
余光中写过：“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
我问：“这一次在大雁塔上，你叫她做什么呢？”
他想了想，说，“西安望远，叫她做长安。”
《寻李白》的最后一段是：“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而无论出门向西笑，向西哭/长安都早已陷落。”
长安已经不是那个长安，但余光中说，有过历史，就会不一样。
“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自古驿道尽头吹来，长鬃在风里飘动/旌旗在风里招，多少英雄/泼剌剌四蹄过处泼剌剌。”这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休息室里提到的那首《唐马》中的诗句，意象动人。余光中笔下的“英雄”经常是和“江湖”联系起来的。他曾经跟外国人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要做到两件事。一是要吃臭豆腐。二是要搞清楚什么叫“江湖”。
在离开西安前的那顿饭上，余光中当着众人，唱起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他们在岛屿写作”的纪录片结尾处，余光中也是唱起了这首词。片中的画面是南京的秦淮河，两艘船迎面而过，一艘驶入现代都市，一艘驶入历史深处。
1928年，重阳，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他是“茱萸的孩子”。“茱萸的孩子”已经86岁，他仍在作逍遥游，仍在写作。当初为何走了写作这条路呢？他说，“我写作，是迫不得已，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总第404期
文 /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西安
感谢许智钧、谢勇强对采访的帮助
编辑 / 郑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