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的自由 | 邓郁作品集
《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曾供职于湖南经济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做过纪录片和电影版权销售、出版社编辑、翻译等。近年多关注医疗、教育、文学、独立音乐等领域，生命、性与情感、历史与个体等话题。
关于选择的自由
文 邓郁
大家好，我是《南方人物周刊》（以下简称《南人》）驻北京站的记者邓郁。今年是我在这本杂志“服役”的第六个年头。如果要从为杂志撰稿算起，已超过十年。在上千个流水一般的日子里，总有那么一些瞬间，会沉淀下来，偶尔浮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上有种种不太为我们熟悉，却值得我们去靠近、深挖的存在。
2015年早春的某天，我坐在王琼的电脑桌旁。她的工作间其实就是她家的阳台，很窄小，墙壁上贴满了她欣赏的格言和杂感。王琼当时还是吉安的一名大学生，她用摄像机拍了自己一家三代人，若干个女性的故事。（当时我本来是想采写当地公益组织青原色的一个口述项目，但听到其中王琼家的故事以后，就决定以他们来作为文章《生之殇》的主体。）
那篇文章的开头，就是她在自己的房间讲给我听的：
穿过江西峡江水边镇的105国道旁，有条浅浅的溪流，道上有座不到一米宽的石头短桥。十多年前，刚上小学的王琼，每次放学经过短桥，都会在桥边站一会儿，凝望桥下溪水边一个“白白的东西”。看过几次后，她知道了，那不是玩具娃娃——是被丢弃的死婴。
她认识一个叫周金的女孩儿，差点也落得和那些死婴同样的命运。
也许是因为过去太久，这样触目惊心的画面，从王琼口里说出来还颇为平静。其实周金就是王琼的亲妹妹，但她们姐妹仨直到好些年后才知道真相。和祖祖辈辈的当地人一样，父母亲特别想要个男孩，生了王琼姐姐和她以后，第三胎属于超生。到周金8个月时母亲打算做引产，没有成功。实在没法，正月的寒冬天里，他们把刚生下来的周金放在路边，希望能被好心人领走。过了一个晚上没人要，后来还是送给了孩子的二姑父。
母亲有没有如愿生下儿子呢？有。在周金之后，她又经过2次引产，2次流产，最后一胎，终于生下了王琼的弟弟思钒。
那些残酷的过往，和随后漫长的人生里，充满了血肉和精神的折磨，逃遁与“不甘”。但在当事人（母亲）和当地人看来，这些很稀松平常，甚至都不成为“故事”。难得的是，王琼看到了其中的痛点和背后蕴含的死结。她希望能用纪录片改善母亲和妹妹之间疏离、不解，互相怨恨的关系，也提出自己对于制度和社会更深层的一些探询。
如果说，祖辈们或许是迫于土地耕种和家族延续的需要；但她那些还在不断生育、堕胎的同龄姐妹们，是否有选择的自由呢？又有多少人尚未意识到这点，只是屈从于思维的惯性和舆论的压力？我们没有权利去指摘和干预他人的生活，但至少在王琼身上，她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决定。
这些年我和王琼很少联系。前几天得知，她申请美国某大学的电影和媒介艺术专业已经通过了，即将踏上留学之旅，纪录片的后期剪辑也可能在海外完成。我很为她高兴。
我还时常想起2016年法国欧洲杯前那次密集的采访。因为之前的“恐袭”，让那届欧洲杯的东道国气氛有些“山雨欲来”。但安保局势的紧张只是冰山表面，下面浮动着的是积累多年的种族、宗教、阶层和文化冲突。和人在法国的同行、优秀的新闻人吴明敏联系后，我们迅速决定把这个封面专题分为安保、移民和难民三个篇章来呈现。
刚到巴黎放下行李，见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文学博士弗洛里安·博迪亚斯。半年前，在距离我们见面的咖啡店12公里外的闹市区，他曾亲历恐怖袭击。但博迪亚斯选择换位思考，去想象和试图理解那些原本和他一样求学，却在某个时刻“分岔”了的极端青年。“我们都看电视，20岁都会因为职业而迷茫。都想成功，获得社会认同。恐怖分子心怀憎恨，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脆弱。”
那段时期，在与比利时接壤，和英国隔海相望的加莱“丛林”难民营（后来被关闭），每天夜里都有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非等地涌来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潜行上高速公路，偷爬上开往英国的货车车厢，前往心目中的天堂。在那样的荒凉，贫瘠和满目飘摇里，尼日利亚人泽马克·琼斯创办了帮助大家的语言学校。当别人形容“丛林”如同监狱，他的选择是把大门打开，“把空间和心灵打开”。
在我眼里，他有些鲁莽和偏执，但某些方面也像极了电影中《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坚定果敢，行动派。你尽可以安于现状，或者沉沦，也可以选择像他一样，不怨天尤人，打造一个给他人带来希望的灵魂之所。
从法国出差回来三四个月，在操作又一个封面报道《生死一课》时，我认识了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宁晓红医生。她和同事就像水中的一把盐，用善意、真诚的关怀，体贴的话术和专业操作，感染病人和其他医护人员。
其实，当医生当到第七年的时候，宁晓红生出了浓浓的职业倦怠。即便在号称全国最好的医院、看起来最有前途的肿瘤内科，“也就像个机器，没什么能提得起精神。”
她当时已经着手去应聘别的地方，很快就可以办手续。但她心里有个声音老冒出来。再过两周就不是大夫了？不穿白大褂了？她觉得不对。原来直到要离开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地喜欢这个职业。更没想到，很快就在缓和医疗这门非主流的新兴学科里，找到了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
缓和医疗，说得通俗些，就是从过去的（只）关注治病本身，转为眼中有“人”，关注到全人，也包括病人和家属的心理状态，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不论是这个概念，还是生前预嘱协会，临终关怀医院和社区医院、相应的NGO等机构，在当下的中国都远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同。然而经由这次采访，我们意识到，还有很多与宁晓红志同道合的人，在努力去帮助那些慢性病人和绝症患者，尽可能地遵照本人意愿，做出符合内心需求的选择，有尊严和有质量地活着。
都说做记者要客观。但这是我的记者生涯里，少有的一次，采访当中脑子里不停地冒出冲动：如果有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件事（缓和医疗）就好了！报道刊出后，有一位朋友在电话里流着泪说，谢谢。她原本不知道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自己的一些行为和决定是否正确。这样一群医生和他们所做的事情，让她释怀了很多，也有了更多面对未来的力量。
做记者这么多年，我始终不曾有坦然的自信：对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敏感？对于选题与采访对象有阅历和深度去把握吗？文字有没有可读性和辨识度？——也是在进入行业很多年以后才明白，文笔并不是做记者的首要条件。勤勉执着，头脑清晰，对世情万物给予理解，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你看，其实做个合格线以上的记者，要求也并不低呢。
好在，还一直有热情。感谢这本温度尚存的杂志，始终给予记者空间和时间。也希望还愿意阅读深度报道的你，和我们一起，多从自己的环境和身份里走出来，去打量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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