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地退场的超龄农民工
土方车淌着水滴驶出工地大门，清洗区后方暂时没有车在排队，刘修田放下高压水管，坐到一边的椅子上，边走边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抓紧时间吸了两口。
刘修田的工作是冲洗土方车，以免它们将工地的灰尘带入城市主干道。他所在的杭州市Z工地将要建成一座大型商用写字楼，这几天正在挖地基，土方车进出频繁，一天出入约上百次。冲车的时候，刘修田偶尔叼一根烟，但烟头容易被水沫打湿，抽得不痛快。
跟以前在工地上的活比起来，刘修田觉得冲车“像小孩玩水一样”。他看着苍老，头发稀疏，满脸白色的胡茬，身体却还很硬朗。但2021年满60岁后，当时的工地将他辞退了。在高强度、高风险的建筑行业，多地明确规定，“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
被这道禁令挡在工地外的人，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尚未兴起时，一头扎进工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图景添砖加瓦，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工地的发展奇迹。现在，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刘修田是幸运的，他在工地上找到了辅助性的岗位，更多的人离开了工地，只能回家干零活或种地养老。
他们像是一架高速运转的建造机器上的螺丝钉，勤恳本分地承受了几十年的重压，一朝超过了检修年限，被从机器上取下。很少有人关注他们去向何处。
这些被取下的螺丝钉，仍然卡在城市和现代文明发展的缝隙，无声地提醒着这样的事实：有一群人曾建造了城市，却很少被人关注，在过去行业还不规范的年代，他们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人的福利，在行业规范之后，他们却因“超龄”而退场。
可是，他们不甘心成为闲置的废铁，别人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的锈迹，而他们仍把自己当坚韧的钢，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撑起家庭的负担。
▲Z工地刚刚开始动工，正在打地基，工地对面是一排电梯外挂洋房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出入工地
刘修田的老家在河南信阳，从小生活在集体的环境中。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生产大队干一天活挣四工分，只能领两毛八分钱。因为穷，二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1984年，村里实行分田到户后，他跟着老乡外出打工，七年后成家，十年后儿子出生。
为了养家，他一年到头几乎都在外面做工，辗转于郑州、合肥、武汉和杭州的工地上。长期出苦力的身体不能歇，一歇下来，再上工的时候浑身疼。三十多年来，只有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他待在老家没出来。那时候妻子因肺癌去世，儿子才十几岁，父亲生病下不来床，他得回家接过照顾老小的责任。直到老人去世、儿子长大了，他才又返回工地。
当时务农的收入太低了，2007年，他种了12亩田，只得了万把块钱。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出去了，不到65岁，很少有人会真正回归故乡。
刘修田多年打工的积蓄大部分用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在镇上买了房，存了彩礼钱。2020年儿子结婚，小两口在杭州打工，一个月收入共一万多元，够他们小家庭用了。刘修田的负担卸了大半，但他还不能休息。刘修田每个月的花销在一千元左右，养老金只有一百多元。退休前，他只缴纳了三年新农保养老金，领到的金额几乎是最低一档。“我身体还很好，想挣出养自己的钱，不拖累儿子。”
满60岁后工作并不好找。刘修田不识字，一辈子都在工地上干，没有其他技能。2022年开春后，他每天去杭州杭海路劳务市场等，找工的常常有几百人，招工的只碰上十几回，无论是保安、保洁、工厂还是其他临时工，刘修田都被拒绝了，“那边年轻的、三四十岁的人也多，有的被要走了，有的嫌工资低。我不嫌弃（工资低），但人家不要。”
几天前，他才被信阳老乡介绍了这份冲车的临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上午9点上班，下午4点到7点休息，晚上10点下班，一天100元。
中午11点半，另一位冲车工和门卫起身去吃午饭，刘修田坐在位置上没动，仍旧点了一根烟。他一天只有两餐，9点上班前吃早饭，下午4点回家后吃晚饭，“没钞票，混不到钱，吃少一点。”工地上的午饭12元一份，一荤一素，刘修田抽的金圣蓝色经典12元一包，省一顿午饭能抽两三天烟。
▲刘修田的工作是冲洗出入工地的土方车，以免车身泥土掉落在主干道上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劳务市场几位年纪稍大的农民工还在等机会，他们中最大的58岁。像刘修田这样60岁以上的老人在杭州的劳务市场很少见，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大多回了老家。而五十多岁的人总想再试试，每一份坚持背后都是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吴平五十多岁，来自江西省景德镇市。他一天吃一顿，自称睡在“蓝天宾馆”，有几分“以天为盖地为庐”的意思。2021年下半年，吴平带着3000元从老家来杭州打工，至今没找到一天活。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但他暂时回不了老家，回村需要自费隔离14天，花费几千块钱，他拿不出来。
董成从湖北来杭州打工有15年了，之前也在工地上，“工地管得严、很累，每天都要加班，赶工期。”几年前他觉得身体有些吃力，从工地上退下来，去饭店帮厨、打扫卫生，疫情后饭店生意不好，倒闭了，他又来到劳务市场。
他们学历都不高，吴平没读过书，董成读完了小学。吴平说：“我们小时候，又穷又乱，哪个去读书？”董成有些怅然：“知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有什么区别吗？脑力劳动越干越富，体力劳动越干越穷。”
说话间，两个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中年人从马路边走过，其中一人肩背大号蛇皮袋，跟在另一人身后走，一边听那人说话，一边点头。“这一看就是今天刚来的，跟着老乡。”董成说。
劳务市场附近有几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正对面的工地在盖住宅区，几架塔吊轮流起落钢筋，显示出工地上的繁忙。而这繁忙与董成他们无关。无论现代招聘方式变得多么数字化与信息化，建筑行业依然遵守着自己的传统，靠熟人社会拉起招工网络。
被冲击的熟人关系
王忠实是Z工地合作的包工头之一，现在的称呼是劳务公司老板。他52岁，进入建筑行业33年了，从工地上的小工做到“带班”（监管小工的班头），再到自己包揽项目。“清退令”的实施让他队伍里超过60岁的农民工都走了，而他的熟人圈大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很难新招到人。陌生人是不敢用的。
“碰上捣糨糊（吴语，意指瞎折腾、惹是生非）的怎么办？不会干活是小事，来讹诈的就麻烦了。”王忠实觉得招人越来越难了，“老一代其实是干活主力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谁在工地上干？没有。但他们超龄了，不能用，真的很可惜。”
Z工地项目负责人对《南方人物周刊》解释，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工地的规定早就有了，但以前不怎么管，近几年的严格管理是从工地实名制开始的。实名登记后，超龄的问题就暴露了，而工地实名制产生之初，是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王忠实说：“工地发工资不是按月结钱，而是按工程段或者按年结，平时就发点生活费。碰到好的老板，年底给你不少钱，碰到小老板或者工程不好的，年底跟你结不清了，或者小老板跑掉了，钱很难讨回来。”
“欠薪”曾是建筑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各级政府出过很多保障工资顺利发放的措施，要求建筑企业按月支付工资。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重点提到“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劳务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要求建筑企业将农民工工资存入专户，由银行每月代发到农民工个人实名制工资卡上。
王忠实还没适应这一转变，他由包工头变成了劳务公司老板，由发放工资变成教农民工开通银行卡，用谁不用谁不能再完全由自己决定。招工难，他只能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相应地，剩下来的人得干更多的活，“加钱，加班，没有人工程也得起来，是不是？”
以前农民工从属于包工头，与施工单位没什么接触，实名制专户建立后，他们必须与施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制度与规范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同时，冲击着熟人社会式的管理。
被改变的不只是工资的发放形式。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变大了，工资年底结付时，农民工一定会等拿到钱才换地方，现在按月结清，随时可以走人。农民工的福利保障更完善了，王忠实说：“以前没有什么福利，人来了，发一套生活用品，就开始干活了，现在强制要求给工人买保险、买社保。”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也在觉醒。
在王忠实看来，工伤保险才是建筑公司考虑禁用“超龄”农民工的关键。“工地很容易发生事故，以前没有保险，出了工伤，私下谈赔偿，严重点赔一两万，轻伤补个千儿八百的，没有什么规矩，就怕出大事情。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超龄农民工不好买保险，就不愿意用你了。”
“前两年清退的时候，我手下的几个人不乐意走，说‘我们不买保险行不行’‘出了事自己担’，说实话我也怕，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答应你，假如出了事我就承担责任了，公司也要承担责任。”王忠实说，他的潜台词是：谁能保证出事后真的不赔钱呢？
一个江西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他管理的工地上发生过一起事故，一个工人被塔吊上掉下来的东西砸死了，由于没买工伤保险，公司私下协商，赔偿了20万，因为觉得如果让政府介入可能会更麻烦，“只要农民工闹到劳动局（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劳动局基本上清一色判付钱的。”
王忠实介绍，被辞退的农民工，有的回家种地、有的带孙子、有的找点临时工做，跟他联系时，都说自己“心里空落落的，闷得慌”。王忠实提到他们，连连叹气，“这一代农民工，50、60一代为国家创造的财富是很多的，不管工地也好、企业也好，特别是建筑行业，国家发展得这么快，离不开我们建造的高楼大厦。”
充满矛盾的地方
尽管王忠实表现出非常为难又不得不配合政策的态度，但他往工地上偷偷塞过“超龄”的农民工，还曾被Z工地项目部的主管陈正发现，陈正将那名农民工请出了工地，“一看就是生面孔，再一问年龄，支支吾吾地不说话，肯定超龄了。”
陈正很年轻，一个26岁的小伙子，老家在江苏连云港，身材像壮实的北方人。他在工地上有着超出年龄的游刃有余，见到谁都能上前聊几句，被工人们喊“陈总”“领导”时，会故作严肃地回答“好好干”之类的话。
作为项目主管，陈正最主要负责的是工地上的安全问题。他需要给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告知工地危险源、风险区域和正确的安全操作，并让工人们签字确认，“事故分为两种，一种是意外，一种是责任。我告诉你了，你出事，那是意外，我没告诉你，那是我的责任。”
▲陈正看着正在打地基的工地，他戴着红色安全帽，意味着可以在工地走动监督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建筑业属于高危行业，事故多发。陈正很谨慎，经常在工地上检查，制作安全周报，里面列举着诸如“电线破皮没有更换”“氧气罐储存不当”“材料随地堆放”的现场照片。工地上如果发生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重大伤亡事故，管理人员可能会被刑拘，陈正说自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陈正所知道的上一次工地严重事故发生在2021年11月25日，一工地钢结构架倒塌造成6人死亡。看到这条新闻，陈正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死者）里面有超龄的，这家公司就完蛋了。”
“违反规定就算了，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要是这人出事了，不仅停工还要罚款，相关责任人关进去。”陈正说，“现在对农民工保护得那么好，出了事舆论压力也很大。”
事实上，陈正觉得超龄农民工出事概率的确要大一点，“反应变慢，这是生理决定的，还有思想固化，他们素质普遍不高，觉得‘我这么干没事’，但事故往往发生在大意的时候。”为了提高安全性、减少事故，Z工地不仅严格禁用60岁以上的农民工，还要求55岁以上的农民工提交三个月内的体检报告。
入行几年，陈正已经摸透了工地的规则。在他看来，工地上充满了矛盾感，例如，工地的包容性很强，“没学历、没技能的人都可以干”，但工地又是严苛的，只有做到规定的工作量、规定的时间才记入考评，无论天气如何、身体状况如何；工地的流动性很大，做完一个项目就散，而工地又是封闭性的，工人的吃喝睡全在工地上，外人禁止入内。
农民工与管理人员、分包单位和总包单位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一个农民工，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可以忍受不管饭、不送水、挨骂，但是如果今天干完活没记分，他绝对不是这个态度，他的目的只是钱。而管理人员呢？希望农民工不仅干活，还得干好，还要保证安全。”
而工程分包的方式让分包单位的老板在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有压缩成本的空间，即使现在有农民工工资专户，但分包老板可以用工程款结付一部分劳务，“超龄农民工的工资更低，这就是为什么王忠实会偷偷用超龄农民工，本质上也是一种压榨。”陈正说。
陈正也有一个疑问：“用工荒”真的存在吗？“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多少工人，以前什么都靠人工，现在机械化程度高，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不过，他认同超龄农民工转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在等政策，比如会不会让工地给超龄人员安排辅助性的岗位。”几年过去，政策依然没有下来。
“超龄”的概念
如陈正所言，Z工地不缺工人，但他们的年纪普遍偏大，2022年新登记的两百三十余名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约占39%，40至50岁、30至40岁的分别约占24%，30岁以下的人仅占12%。王忠实觉得，随着50岁以上这一代人逐渐退下，未来十年都会面临“用工荒”的问题。
建筑业工人的老龄化远超平均值，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亿8560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说：“每5个农民工里，有1个还在建筑业；每4个农民工里，有1个超过50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一半以上活跃在建筑业，因为他们不可能进入制造业。”
夏柱智的老家在湖北阳新县，身边有很多从事建筑工程业的人，他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为主体，研究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是一个伴随着中国现代化成长起来的群体，夏柱智解释：“农民工参与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同时在参与和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收益。”中国社会学对农村的关注，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的税费改革、1998年后的基层民主，到2005年后的新农村建设，这些课题随时代发展慢慢成为历史，而农民工始终是重点研究对象。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家工业化后，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松动的产物，即农民可以打工了。”夏柱智认为农民工有明显的代际分化，“50、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是最早出去的一批，1982年（各地落实的时间有差异）分田到户后，劳动力被解放。那个时候比较重要的工作是挖煤、盖房子、修路等重体力活，安徽、江苏、上海的建筑业尤其多；70、80年代生的人，赶上1990年代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兴起，进厂的工作机会多；而90后的农民工，大多从事服务业或白领的工作，他们与父辈的打工经历已全然不同。”
目前，最受建筑行业“清退令”影响的正是50后、60后这两代人，夏柱智觉得用四个字可以形容他们的群体特点，他们是“吃过苦的”，“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生长在集体时代、有农业劳动的经历，那时候劳作很辛苦，没有机械、没有除草剂、没有化肥，什么都是人力。他们最先出去打工，做的也是最苦最累的活。”
夏柱智对“超龄农民工”这个说法有自己的理解：一方面，“超龄”是按照《劳动合同法》来界定的，适用于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但建筑业中存在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超龄’实际上是一个管理术语，包含了一个价值判断——他们超龄了，应该退休了——忽略了农民工本身的身体状况、就业意愿和家庭收入状况，‘一刀切’了。”
他进一步表示，“农民工对‘超龄’实际上是不理解、不能接受的，他只有干得动干不动、愿不愿意干的概念，没有法律上‘超龄’的概念。”
保障大龄农民工的安全有很多种其他的方式。在田野调查中，夏柱智发现，一些大龄农民工会想办法自我调节劳动强度，几户人家凑钱买机械设备、智能设备，例如管道检测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下地去查看管道。以往包工头组织作业时，也会依据个人的年龄状况、健康状况、技术状况和个人意愿来分配工作，“这其实是一种人性化的熟人社会的管理，而适用于城镇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概念（‘超龄’），不一定适合建筑业中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到了农民工觉得自己干不动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返乡，夏柱智将此描述为“有来有回的候鸟式流动”，“我看过太多觉得候鸟式流动不人道的说法，说‘为什么我们的北京、上海、深圳不接受他们？’事实上，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是他们不能在那个地方生活，因为成本太高了。”
不能老的父亲
刘修田的手让陈正想起父亲，皮肤粗糙，指甲皲裂，指节肿大，“这是一双典型的农民工的手。”
▲刘修田的手。陈正说：“这是一双典型的农民工的手”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陈正的父亲七十多岁，也是一名农民工，十几年前因为“超龄”被工地辞退，返回故乡，跟着农村建筑队干活，在村里盖房子。陈正听父亲讲过一句话：“年轻时候钱不好挣，年龄大了，钱好挣了，挣不了了。”以前在工地时，陈父一天干8个小时，工钱三百多元，在农村建筑队，一天干10个小时，工钱只有一百多元。
陈父在农村建筑队继续工作了十几年，2020年才因身体劳累而退出，但他没有歇下来，又去了绿化队，每日栽花种树，工资80元一天。陈父不愿闲下来的原因很简单，陈正还没有结婚。“我父亲算过一笔账，买房首付至少30万，买车15万、彩礼20万、婚庆10万，没有七八十万结不了婚，而我们家的积蓄只有30万，离有房有车有存款还差得远。”
即使小辈结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父辈也不会轻易退休。陈正的叔叔有两个儿子，儿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他依然还在干，“是闲不住吗？这么说吧，老人对子女的心态就是，我还能行，就不拖累你。”
陈正见惯了这样的心态，在农村，传统伦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让每一辈父母都为了子女奉献。
父亲从小让陈正好好学习，以后别上工地搬砖。陈正高考没考好，报了一所理工大学的建筑专业，兜兜转转又来到工地上。“但我也不可能因为职位便利，把我父亲带进来，不仅是规定严格，也是对他的保护。”
陈正经常对父亲说，“愿意干可以干，别想着挣钱，要保障身体健康。”但陈正知道，父亲不会听的。他每天下工后看书学习，准备多考几个证，在35岁之前当上项目经理，“成与不成，就看这10年。”但他也知道，他终究会和父亲一样回归老家。
午休的时候，陈正与刘修田一起抽烟，刘修田回顾往事，突然说了一句：“城市比农村好啊。”
“你留得下来吗？”陈正大声问，他指了指工地对面矗立的几幢电梯外挂楼房，“就这排房子，你知道多少钱一平吗？”
刘修田说：“反正我一辈子都买不起。”
陈正笑了：“七万八，你干两辈子都买不起，我也是。”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刘修田、王忠实、陈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