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冬与春 | 封面人物
第聂伯河上的维京王公
860年6月8日，一群维京人沿着第聂伯河南下，横渡黑海，进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进攻了拜占庭帝国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在劫掠一番后，入侵者于8月4日离开。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大牧首佛提乌把这群入侵者称为“罗斯人”。在瑞典语中，Ruotsi是指“划船的人”。
“罗斯维京人”是一个由来自挪威、瑞典或许还有芬兰的诺斯人组成的集团。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中叶，欧洲进入了“维京时期”。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们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不列颠岛屿。他们曾远赴地中海和里海沿岸，其中一支渡过波罗的海，并远征俄罗斯，到达今天的基辅和保加尔。
佛提乌所说的“罗斯人”，在这个时期征服、控制了基辅城和今天的大诺夫哥罗德之间的东欧森林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斯拉夫部落，并建立了政权。代表留里克家族的赫尔吉后被视为基辅的第一位大公。据一位生活在12世纪的基辅修道士考证：公元882年，多个来自北欧的维京人争夺基辅，最终其中一支从建城者“基”的后裔手中夺走了基辅城。
在个人著作《帝国行政论》中，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如此描述这群来自北欧的“野蛮人”：在每年11月，首领就会带领所有罗斯人一起离开基辅城，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巡视”，向斯拉夫人索要贡品。一些部落会向他俯首称臣并交付贡品，而另一些则会抗争，譬如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的德烈夫里安人。这个部落一度攻占基辅，此时却要按人头每年向罗斯人进贡一张貂皮，而且贡赋担子一年比一年沉重。最终，他们奋起反抗。
在首领玛尔的带领下，德列夫里安人杀死了前来巡视的英格瓦一世。然后，玛尔做了一件相当鲁莽的事——向英格瓦一世的遗孀奥丽哈求婚。在乌克兰传说里，奥丽哈有着惊人的美貌。但真正让玛尔垂涎的，是罗斯人的领土，他想通过婚姻，控制并取代英格瓦一世的儿子——年幼的斯维亚斯托拉夫王子。
听到如此羞辱性的要求，悲痛中的奥丽哈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她顺势提出邀请，让玛尔和他的部下来基辅城堡商谈亲事。她设计把他们烧死在来时乘坐的船上，又从反叛部落邀请来第二批求亲者，先请他们去蒸汽浴室里沐浴，说是来客必须沐浴后才能见到她，然后令人用高温把他们烫死在浴室里。如此这般，她一共用计谋消灭了三批求亲者，以折损叛乱部落的精英。然后，她率领罗斯的将士们在战场上与叛乱部落对决，最终镇压了这次叛乱。
斯维亚斯托拉夫王子成年后，从母亲奥丽哈手里接过权柄。他继续围绕着基辅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军事胜利，包括消灭了突厥人建立的哈扎尔汗国，大大地扩张了领土。他的骁勇善战为他博得了“勇者”之称，周边部落纷纷向基辅公国俯首称臣。972年，在一场针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行动后，他在回基辅的路上被黑海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骑兵杀死。他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最后的维京人”。
他的继承者将在东欧历史上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后两代基辅王公——“大帝”弗拉基米尔、“智者”雅罗斯拉夫——把基辅罗斯打造成为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国家。慢慢地，“罗斯”和“斯拉夫”这两个名词变得可以互换。“罗斯”成为公国全部子民的称呼，不再区别他到底是维京人（王公）、斯拉夫人（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还是本地其他部族。
▲ “大帝”弗拉基米尔 图/视觉中国
弗拉基米尔在第一个十年继续用战争巩固、扩大父祖们留下的疆域，并展现出不同的政治眼光。他通过一番军事行动加威胁等软硬兼施的办法，逼迫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二世把皇妹安娜公主嫁给了他。
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教廷都不喜欢和“蛮族酋长”联姻的想法，所以提出的条件是弗拉基米尔和他的子民必须改宗基督教。弗拉基米尔大公欣然接受了。等迎娶安娜公主的队伍一回到基辅，他就移除了斯拉夫人原始信仰的神祇——雷神佩伦的神庙，并让教廷差遣来的传教士为所有基辅人施洗。罗斯的基督教化由此开始，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佛提乌为此派出了他最优秀的学生西里尔前往基辅，并在那里创建“罗斯都主教会”。
凭借这桩政治联姻，弗拉基米尔由此成为该地区政治、宗教和文化第一强国的皇亲，使基辅罗斯从“蛮族部落”之列摆脱出来，大大提升了他的家族和国家的地位。他的选择也将对整个东欧随后一千年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基辅加入欧洲乃至当时世界文明轴心之一——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联盟，并向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敞开大门。
弗拉基米尔也因此博得了“大帝”的称号，而他的儿子、继承人雅罗斯拉夫则有“智者”、“立法者”之名。在位35年中，雅罗斯拉夫为基辅罗斯的文化、国家和民族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据《古编年史》记载，“智者”在基辅修建了大城堡、金门和圣索菲亚大教堂。人们注意到，他有意效仿君士坦丁堡那些标志性的宏大建筑。学者们认为：“智者”不仅借鉴了君士坦丁堡建筑的名字和主要设计元素，很可能是直接从那里请来了负责的建筑师、工程师和工匠们。
除了城市建设，这位大公还大力推动基辅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古编年史》如此描述道：“他专注于阅读，焚膏继晷”，“召集了许多抄写员，并让人将希腊文翻译成斯拉夫文，他还写作并收集了大量书籍，让虔信者得享宗教启迪，并受到教益。”在他的治理下，基辅罗斯接受并掌握了一种书写文字——“教会斯拉夫语”。这是拜占廷的教士西里尔、美多德专门为斯拉夫人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翻译希腊文本的圣经和相关经典并传播到基辅公国及其四周。
在更高文明的“教化”之下，基辅人的原创作品也很快涌现出来。首先是最有条件接受教育的神职人员。雅罗斯拉夫后来任命了本地出生的伊拉里翁为都主教，这位主教写了一部布道作品《律法与神恩训》，这也是目前存世的、最早的斯拉夫语文本之一。在布道中，他对统治者雅罗斯拉夫进行一番大大的溢美，甚至把他和君士坦丁大帝相提并论，理由是他帮助刚刚基督教化的基辅罗斯加入了基督教国家的“国际大家庭”。除了神学作品，到1030年代，基辅诞生了第一部编年史。
此外，雅罗斯拉夫还有“立法者”的美号——他很可能主持编撰了古罗斯第一部法典《罗斯正义》，这是一部习惯法、王公法令和司法判例的汇编，也是古罗斯最重要的法律文献。
基辅成为罗斯世界的文化辐射中心。公国的其他城市也开始纷纷模仿基辅，从今天白俄罗斯的波洛茨克，到俄罗斯境内的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城，从教堂、城市建设到知识和读写能力的传播等等。
在“智者”的统治下，基辅罗斯也正式被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接纳为群体的一员。雅罗斯拉夫的父亲当年是靠军事讹诈才把拜占庭的公主强娶到手，而“智者”通过外交手段，很顺利地娶到了瑞典的公主，并陆续把自己的妹妹和三个女儿嫁给了欧洲的君主们，因而博得了一个名号——“欧洲的岳父”。他的儿子们也都娶了重要王国的公主。
或许，我们可以从“智者”的女儿、法国王后安娜的婚姻和家书里一窥基辅在当时欧洲所达到的文明水准：她的丈夫亨利一世是个文盲，但她能够阅读和在文书上签名。在给父亲的书信里，她提到她在巴黎的新家，抱怨说“屋宇昏暗，教堂简陋，习俗令人厌恶，是一片荒茫之地”，无法跟基辅相提并论。
“智者”雅罗斯拉夫于1054年去世，遗体被安放在他主持修建的圣索非亚大教堂。
▲基辅古城门“黄金之门”旁，“智者”雅罗斯拉夫的雕像 图/视觉中国
“二战”期间，乌克兰被纳粹德国占领。1944年，在苏联军队逼近基辅时，智者的遗骨却从大教堂里消失了。东正教大主教在逃离乌克兰时带走了遗骨，并把它带到了美国，战后遗骨一度在曼哈顿现身。有人相信，它如今存放在布鲁克林的圣三一教堂里。
此后数十年里，乌克兰政府多次向该教堂索要“智者”遗骨，但布鲁克林教堂一直拒绝就此事进行任何商谈。布鲁克林的东正教堂出于什么样的心结拒绝归还，当年东正教大主教为何要带走“智者”的尸骨？
这其实和一场对民族身份、历史建构的激烈争夺有关——到底谁才是基辅罗斯的继承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双方都声称“智者”是他们民族在中世纪时期的杰出领袖，并都把他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纸币上。在乌克兰的纸币上，雅罗斯拉夫留着乌克兰式的唇须，是我们在中世纪油画里经常看到的哥萨克军人的传统式样。而在俄罗斯的纸币上，智者则留着和同时代俄国沙皇们一样的大胡子。
1054年“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前留下遗嘱，把罗斯国土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长子继承基辅公国和周边领土，其他几位则各有公国和封地，并宣誓效忠基辅大公。此后数十年，他的儿孙们为争夺基辅公国的权力和领土，频繁地上演政变、夺权的戏码。但等罗斯王公们在各自的领地上变得越来越强大、富有时，他们开始不再效忠基辅公国，并从中独立出去。1169年，领地在今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派兵攻占了基辅，在野蛮地洗劫了三日后扬长而去。他的父亲、老王公尤里，则是莫斯科城的开创者。
在现代民族起源的历史叙事里，俄罗斯人都把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当作近代俄罗斯的前身，白俄罗斯人则在波洛茨克公国上寻找他们的根源，乌克兰人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国看到民族的近代建构。
但所有这些民族身份，最终都要归根于基辅——“罗斯众城之母”。这让乌克兰人天然有了一种可以骄傲的资本：他们根本不用离开首都就可以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寻根。
蒙古人入侵
1240年，存在了两百五十多年的基辅公国惨遭解体。这一年12月7日，在经过一番徒劳的流血抵抗后，基辅被来自欧亚大陆东部的侵略者攻陷。
侵略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他的大军。1227年成吉思汗临死前，把广袤的领土分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其中两个孙子拔都、斡而答分到了最西的部分，即金账汗国。但拔都不满足于这一遗产，他继续一路向西推进。这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蒙古入侵”。
1240年，蒙古人的骑兵开始逼近基辅，他们的庞大军队令城里的守军胆寒。一位编年史作者写下了他所知道的战场：“他（拔都）那些大车的吱呀声、他那些多到数不清的骆驼的叫声，加上他的马群的嘶鸣，盖过了一切声响。敌人已遍布罗斯的土地。”但基辅人拒绝投降，于是拔都下令用投石机摧毁了基辅的城墙。那是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用原木和石块修筑的城墙。恐惧的市民们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那是弗拉基米尔大帝为庆祝自己受洗而修建的第一座石质教堂，然而教堂的墙因避难者和他们的行李太重而倒塌，把人们活埋在地下。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样，其珍贵的圣像和器皿被洗劫一空。胜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所剩无几的幸存者则藏身在基辅的废墟中。
▲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于199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图/视觉中国
基辅沦陷后，基辅大公米哈伊洛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拔都下令杀死，后被东正教封为圣人、殉道者。
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曾让其王公们梦想能够比肩君土坦丁堡，如今却彻底沦为一片废墟。时隔五年半后（1246年2月），若望·柏郎嘉宾奉罗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觐见大汗。经过基辅时，他描述所目睹的荒凉，“在穿越这片土地时，我们看见死者留下的数不清的骷髅和尸骸，遍布原野。”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座罗斯世界曾经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都没有恢复昔日的繁荣和地位。
在蒙古人带来的浩劫中，罗斯政治世界里的幸存者之一是王公丹尼洛，他之前统治着基辅以西的全部罗斯领土，即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地区。相比殉道的基辅大公米哈伊洛，他选择了向蒙古可汗宣誓效忠、饮下对方所赐的黑马奶，接受“雅尔力克”（即许可）以获得对自己领土的统治权，并向蒙古人纳贡。
在蒙古人治下，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又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直至公国领土被新兴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瓜分。
1385年，33岁的立陶宛大公约盖拉签署了一份文件。这是一份经过层层外交谈判而商定的婚前协定。按该协定，他将迎娶波兰女王、年仅12岁的雅德维加，并获得波兰的王位。相应地，身为异教徒的约盖拉和他的公国必须皈依天主教，并推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合并。
一年后，约盖拉被加冕为波兰国王，和新婚妻子实行“双王共治”。经过最终达成的“卢布林联合”协议，一个新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成立了。按此协定，联邦中的两国对领土进行一次重新划分，波兰王国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而白罗斯地区则留给立陶宛大公国。
这是两个东斯拉夫人地区第一次出现行政边界。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协议使得近代乌克兰的版图成型，也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们可利用的重要知识资源。
文明的冲突
1595年，一桩宗教改革和教会的纷争，让荒芜数个世纪的基辅城得以重新繁荣起来。
在当代政治学经典《文明的冲突》一书里，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地图上画下了一条关于东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分界线，它正好穿过今日乌克兰的领土。这条线以西的乌克兰地区，如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属于天主教的阵营；这条线以东的部分，即余下乌克兰属于东正教地区。
16世纪晚期，东正教的高层精英们嗅到了某种严峻的危机：一方面，他们过往所依仗的“世界中心”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人的围攻下，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道路；另一方面，因着马丁路德等人的挑战，天主教被迫自我再造，由此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 进一步挤压了东正教的生存空间。
为挽救颓势，基辅都主教区的几位大主教提出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方案——和罗马天主教联合，并接受罗马教廷教皇的领导。这包括在重要的宗派分歧上做出让步，譬如接受天主教的“和子说”——即圣灵不仅来自圣父，也来自圣子耶稣——同时保留东正教的一些传统，譬如教士可以结婚。
1595年10月，在布列斯特举行的教会会议上，“联合教会”的提议得到了波兰国王的有力支持，然而一大批贵族阶层的东正教信徒、东正教修士和神职人员坚决反对，并拒绝加入联合教会。在激烈的对峙中，基辅都主教区由此分裂：一部分倒向罗马，一部分继续效忠君士坦丁堡。
在西乌克兰，波兰宫廷迫使东正教和罗马教廷合并的压力与日俱增，加利西亚地区的一些东正教知识分子于是来到基辅避难。此外，基辅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基辅的洞穴修道院是乌克兰乃至白俄罗斯地区财力最为雄厚的教会机构，远超其他修道院。
1615年，该修道院院长叶利谢·普列捷涅茨基把印刷所从利维夫迁到了基辅，同时也把校勘者、印刷工和知识精英们带到了基辅。很快，这个已经冷落了几个世纪的古城取代了奥斯特里赫和维尔纽斯，成为新的思想学术中心和东正教出版活动大本营。
在修道院院长的引导和庇护下，这些拒绝“联合教会”的宗教异见者成立了东正教兄弟会，开办了自己的学校，随后将之发展成为一所西式学院。直到普列捷涅茨基去世（1624年），修道院的出版机构在九年间共出版了11部书。
基辅的再次复兴并成为能与波兰天主教权威相抗衡的思想文化重镇，也得益于新兴的哥萨克军人用刀剑为他们带来的军事庇护。这种庇护是多方面的：一是帮助基辅防御来自南方草原鞑靼人的威胁；二是保护他们免受华沙统治者的高压控制。一位哥萨克统领曾亲笔写下承诺：处死一名“联合教会”派到基辅监督当地教会改宗的代表。八年后，他把这个人淹死在了第聂伯河里。
到1632年春，这一场宗教政治危机因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去世而有了转机。华沙方面提出了一套新的解决方案，他们承认东正教会为一个合法实体，享受与“联合教会”同样的权利和待遇。
▲波兰当局和东正教会握手言和后，共同推选了一位新的都主教彼得·莫西拉 图/视觉中国
波兰当局和东正教会握手言和后，共同推选了一位新的都主教彼得·莫西拉。莫西拉出身贵族阶层、当过军官，他抵达基辅后，以霹雳手段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后以复兴罗斯时期的教堂为己任。他“重建”了圣索非亚大教堂。这座“智者”建造于10世纪的的教堂是以拜占廷为模仿对象的，但莫西拉赋予它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内部仍保留拜占廷的壁画装点，但如果从外观看，它就像一座巴洛克风的欧洲教堂。
▲2022年3月26日，基辅，工作人员查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内的壁画 图/视觉中国
面对时代的挑战，莫西拉迎难而上。1632年，他在基辅建立了第一所东正教学院，对天主教耶稣会学院的课程内容进行改造、利用，还把基辅兄弟会学校和洞穴修道院学校合并进来，这就是后来的基辅莫希拉高等学院。今天，它仍是乌克兰最好的大学之一。此外，他效法新教，起草了第一部东正教的《正教信条》。
莫西拉也继续巩固基辅作为东正教区一流文化出版中心的地位。在基辅，印刷、出版的神学和经典书籍源源不断地被传播到整个东方基督教世界，其中包括《圣礼仪轨》、《正教信条》，都是东正教大牧首钦定为权威的神学著作。
这个原本几乎在东正教版图上“消失”的古城，如今却取代被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君士坦丁堡，扮演着东正教改革运动领袖的角色。在时代的挑战下，面对天主教、新教的竞争，基辅探索的这一场东正教自我革命——“莫西拉模式”取得了胜利，并将在未来150年中对东方基督教世界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回望乌克兰历史，在亨廷顿所画出的这条“文明冲突”线上，东西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对立、论争和实质性的暴力千年来从未停息过，但也由此孕育了一种新的多元政治宗教文化。
身为“欧洲大门”之钥的基辅城，则成为这种充满张力和丰富性的多元政治宗教文化的温床以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风暴眼”。
一个近代国家的诞生
——哥萨克人传奇和悲歌
在乌克兰的民族构建史上，哥萨克人和哥萨克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古基辅罗斯。
“哥萨克”这个词来源于突厥语，可理解为“护卫”、“自由人”或者强盗。历史上，第一批哥萨克人身兼以上三种身份，他们是结成小规模群体的游牧者。在草原上以抢掠商旅客为主，在草原之外就以捕鱼、狩猎和抢掠为生。
和古罗斯王公们不同，哥萨克人并非外来入侵者，他们大多来自立陶宛公国境内的定居点。当时，一位立陶宛人士对这些人的来历作出解释：“一些人或为了逃离父辈的威权，或为了逃离奴役、兵役，或为了逃离犯罪(的处罚)、债务或其他什么，还有一些人则是受到(此地的)诱惑而来，以春天为甚，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猎物和更广阔的土地。另外，在此地的要塞中碰过运气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愿回去。”
根据他的记述，哥萨克人以抢劫手段来补充他们的渔猎收益，一些破败肮脏的哥萨克棚屋里却“装满昂贵的丝绸、珍稀的宝石、黑貂皮和其他毛皮，还有香料”，在这里“丝绸比在维尔纽斯更便宜，胡椒价格比盐还低”。这些精美奢华的物品正是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运往莫斯科大公国或波兰王国的货物。
到16世纪中叶，基辅南部已经遍布哥萨克人的定居点，人丁兴旺、欣欣向荣，第聂伯河和它的支流两岸到处都是人口繁盛的城镇和村庄。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为了躲避沉重的税赋，离开他们所依附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加入到哥萨克群体中。
面对境内这么一个迅速壮大又桀骜不驯的群体，波兰-立陶宛联邦当局采取既遏制又利用的策略，把他们招募过来，组织成听命于军官的部队，派到边境去打仗。这些“在册哥萨克”除了可以拿军饷，还可以享受免缴税赋的特权，且不受地方官员管辖。但王室招募的人数有限，一些哥萨克一开始就没能入册，或是在某次战争结束后又被注销了册籍。他们拒绝放弃在册的身份和特权，于是和边境官员之间矛盾、冲突不断。
自1591到1647年，为了追求身份和自由的权利，哥萨克人先后发起了六次暴动。到1648的春天，一场史称“大叛乱”的爆发，最终宣告了一个近代国家——哥萨克国的诞生。
1648年12月，一场盛大的入城仪式正在进行中，哥萨克统领赫梅尔尼茨基带着部队进入了基辅城。基辅的都主教为他举办了这一仪式，来迎接他的教士、基辅学院学生和市民激动地欢呼，称他为拯救他们民族命运的英雄。
▲基辅索菲亚广场，哥萨克统领赫梅尔尼茨基的雕像 图/视觉中国
这份突如其来的巨大荣耀，让53岁赫梅尔尼茨基喜悦的同时，也让他为不明朗的未来忧心忡忡。这一年春天，这位哥萨克统领发动并领导了东欧历史上著名的哥萨克人“大叛乱”。
赫尔梅尼茨基原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下层贵族，同时也是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高阶军官。在服役生涯中，他多次为国王和联邦参战，可谓尽心尽职。然而，当他的庄园被一名联邦权贵的属下夺走后，他的申诉不但没有得到波兰宫廷的回应，自己反而因此蒙冤入狱。越狱之后，他逃到了哥萨克人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扎波罗热营地，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被推为统领。
和之前叛乱的统领们不同，赫梅尔尼茨基在起兵前聪明地运用了外交手段。他前往南方拜见了克里米亚大汗，和这位成吉思汗后裔达成了对付共同敌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协定。当他于1648年发动叛乱时，如约得到鞑靼骑兵在边境上的助攻。
波兰立刻派兵镇压，然而六千多名在册哥萨克官兵临阵倒戈，他们加入了赫梅尔尼茨基的叛军。波兰常备军全军覆没。在叛军的捷报频传中，本地农民和市民们也起来夺权，他们赶走了波兰地主。
随着哥萨克人的军事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到来，赫梅尔尼茨基开始有了新的政治诉求——在和波兰的谈判中，他宣布自己是罗斯唯一的统治者，并视自己为基辅罗斯王公们的继承者，并威胁要把波兰人赶到维斯瓦河以西。
赫梅尔尼茨基进入基辅城后，基辅学院的学生来迎接他时，把他比作《旧约》里希伯来人的先知和领袖摩西，称颂他把罗斯民族从波兰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位于耶路撒冷的东正教牧首也为他祝福。
自此，这位哥萨克统领不再仅仅为了哥萨克人的身份和权利而战，他肩负起了整个民族的命运，并提出了创建一个新国家的要求。事实上，无论对赫梅尔尼茨基本人还是哥萨克群体，这都是巨大的挑战。哥萨克人的社会角色是军人，并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缺少建设和管理一个成熟政体或国家的经验和智慧。
更为艰难的是，哥萨克国（或译为“哥萨克酋长国”）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处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之中——在它四周的，是有着扩张传统的强邻，克里米亚汗国、波兰-立陶宛联邦、奥斯曼帝国和莫斯科沙皇国。
为了保全新生的哥萨克国，赫梅尔尼茨基四处周旋，寻找盟友，甚至曾期待通过投靠宗主国以得到军事上的庇佑——他想和波兰王国达成联邦内平等国家地位关系，后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只想把他们当作和波兰人的缓冲；他一度选择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但在危急时刻，宗主国根本不出兵相助。
在莫斯科人、波兰人和奥斯曼帝国人对乌克兰展开的争夺中，哥萨克人每更换一次盟友，都发现自己损失得更多。无论哪一方在混战中获胜，他们都是输家。
1654年1月8日，赫梅尔尼茨基做出了一个给乌克兰未来命运带来数百年深远影响的举动——在佩列亚斯拉夫城，他向莫斯科沙皇国君主阿列克谢·罗曼洛夫宣誓效忠，请他做哥萨克国的庇护者。
赫梅尔尼茨基想给哥萨克国争取到相对最有利的生存条件，但他很快发现愿望又一次落空了——他以为这是一份有条件的协议。但莫斯科沙皇并不认为自己对哥萨克人负有任何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他不过是接管了一份自己祖传的遗产——古罗斯的领土和臣民。
这份签订于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开启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368年纠缠不清的关系，直至今日。
单凭哥萨克自身的军事力量，无法保住哥萨克国，所以每一任统领都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平息内部纷争、同族相残，一是不停地在地区强权之间周旋，包括克里米亚人、奥斯曼人，莫斯科人、瑞典人和波兰人。
几乎没有一位哥萨克统领能完成这两个任务：无论是哥萨克国的创建者、被赞誉为“乌克兰民族之父”的赫梅尔尼茨基，还是他的儿子尤里，或是一心想重新统一哥萨克国的彼得罗·多罗申科，以及在欧洲戏剧舞台上留下浪漫多情形象的传奇人物伊万·马泽帕。
22岁的尤里在心力交瘁之后，宣布退位，归隐于一座修道院；而强人多罗申科在被沙皇的军队和部分哥萨克军队打败后，不得不向沙皇投降、效忠，然后被“流放”到莫斯科以东近九百公里的维亚特卡当总督。他有一位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留下艳名的后裔叫娜塔莎，她是莫斯科头号社交名媛，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妻子。1837年，普希金为她在和情敌的决斗中中弹身亡。
在波兰人和莫斯科人对乌克兰的争夺战中，哥萨克人完全无力招架。1667年，莫斯科和来自华沙的外交官们签署了一份停战协定，他们以第聂伯河为界，把哥萨克乌克兰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左岸是莫斯科沙皇国的势力范围，右岸归属于波兰王国。
自此，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人都开始用“乌克兰”这个词来称呼被俄、波协定分割成两半的祖国。在18世纪早期留下的哥萨克文书里，“罗斯”、“罗塞尼亚”、“小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可以彼此替换的词。
▲2022年2月13日，基辅，“祖国母亲”雕像 图/人民视觉
夹缝中的生长
1834年，一所新的帝国大学在基辅创办，这是奉沙皇尼古拉斯一世钦命而建造的。
此时的欧洲被一股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潮所点燃。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拿破仑·波拿巴和他的士兵把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散播到了整个欧洲。1807年击败普鲁士后，拿破仑帮助波兰人成立了华沙公国。
一个被俄鲁奥于18世纪瓜分、在地图上彻底消失的国家竟然有了复国的可能性，这使得波兰人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复国运动越发蓬勃。这在乌克兰人中也激起了同样的情感。和欧洲其他民族一样，乌克兰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知识精英们率先投身到这一民族认同建构的工作中去，他们纷纷开始收集和整理语言、民间故事、文学，以及构建近代民族认同的最重要的砖瓦——民族历史。
在这股浪潮中，哥萨克人的历史成为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砖瓦——一部号称由18世纪东正教大主教赫俄希·科尼斯基撰写的《罗斯历史》，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该书把哥萨克人刻画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通过统领们的英雄事迹、战斗历程和英勇就义的故事来赞美哥萨克人的历史。
为了抵挡这一股源自欧洲的民族独立意识浪潮，沙俄在乌克兰和原波兰属地上推行“俄罗斯化”的文化教育，包括俄罗斯爱国主义、俄语和俄语文化的教育。1832年，几所由波兰人管理的大学被先后关闭。在政府命令下，沃里尼亚一所大学的图书馆藏、雕塑藏品甚至校园里的草木都被搬到了基辅，为一座筹备中的大学做准备。
1834年，一所以基辅罗斯公国开创者弗拉基米尔大帝命名的帝国大学（全称：圣弗拉基米尔·基辅帝国大学，以下简称“基辅大学”）建成。在这所大学里，俄语是唯一的教学语言，其办学的目的是为沙俄帝国培养骨干，让他们成为俄罗斯影响力的代表。
▲国立塔拉斯·舍甫琴科基辅大学，两位女大学生在交谈。基辅大学的初始命名为圣弗拉基米尔·基辅帝国大学，后多次改名 图/视觉中国
此时的基辅仅有3.5万人口，被俄国诗人普希金称为“老朽”一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用20年时间把哥萨克国废除并整合为俄罗斯帝国的省份后，大量的本地乌克兰精英都去彼得堡和俄罗斯的其他城市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其中包括教士、军官和知识精英阶层。在彼得堡的师范学院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来自原哥萨克国。
但到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他想把这座位于欧洲边缘的古城改造成一个俄罗斯帝国认同的“堡垒”，以抵抗来自欧洲的日益汹涌的自由民族主义。他们重建了基辅的东正教教堂，赶走了城里的犹太居民，修建了新的街道，并冠以新名字，譬如“宪兵街”这样带有震慑力的名词。
新任的总督从彼得堡带着“融入帝国”的使命来到基辅。他在1833年向沙皇提议修建一座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得到尼古拉斯一世的赞赏。此外，当局还成立了一个历史委员会，负责管理手稿和文件的搜索和出版，目的是建构一种适应帝国扩张需要的历史叙事——右岸乌克兰、波里多亚和沃里尼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一开始，当局的融入政策进展得颇为顺利，大量出身于哥萨克军官家族的年轻人来到基辅求学、接受教育，他们在帝国设在基辅的机构谋职，并投身于和波兰人有关宗教、民族和文化的论战。然而，到1840年代，情形变得不妙起来。帝国官员们发现：肩负“融入”使命的帝国大学和这个历史委员会慢慢地成为危险思想的温床——一种和帝国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在孕育、生长。
1847年，一名基辅大学的法学生走进基辅教育主管机构的办公室。他是来告发一个想把俄罗斯帝国变成共和国的秘密社团。
根据他的告密，政府当局立刻调查，由此挖出来一个叫“圣西尔和美多德兄弟会”的地下组织，成员包括基辅帝国大学的一名历史教授米克拉·克斯托马罗夫，以及一个叫塔拉斯· 舍甫琴科的美术教师。
当时，30岁的克斯托马罗夫刚刚到基辅大学任教。他是一名乌克兰民族自治主义分子，出生于俄罗斯贵族家庭，但常常自豪地提到他的母亲是一名乌克兰农妇。这代表了19世纪中叶基辅知识分子们的典型心理：尽管他们绝大多数出身社会中上层，但都有背叛自身阶级的强烈冲动，希望自己和“人民”能融为一体。
而33岁的美术教师舍甫琴科经历颇为传奇。他原是乌克兰右岸的一个农奴，因为有绘画天赋，被主人送到圣彼得堡学艺。在那里，年轻的舍甫琴科展现出惊人的艺术才华，并得到当时俄罗斯帝国最有声望的艺术家们的赏识。在他们的热心相助、尤其是一些乌克兰艺术家的帮助下，24岁的舍甫琴科赎得了自由之身。获得自由后，他开始用乌克兰语创作诗歌，并对著名作家果戈里身为前哥萨克人却用俄语写作——即使是以乌克兰为主题的作品——感到不满。“这个人根本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却用俄语。”他批评说，“我们是多么可悲！然而，同胞们，不要绝望。我们要用智慧为我们不幸的母亲乌克兰工作。”
▲塔拉斯·舍甫琴科 图/视觉中国
克斯托马罗夫为这个秘密组织起草了章程，题目为《乌克兰人民起源之书》。在该文的历史叙事里，他赋予乌克兰一个基督教文化里的“救世主”形象：因着哥萨克起源，乌克兰人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与俄罗斯人不同，乌克兰没有沙皇；和波兰人不同，乌克兰没有贵族。”他们把哥萨克人的历史视为宝贵的遗产，他们追求废除农奴制，希望把俄罗斯帝国改造为成员国地位平等的共和国联邦，而乌克兰将是其中一员。
帝国的官僚们迅速对兄弟会成员展开了抓捕行动。当时，克斯托马罗夫正好要在基辅举办婚礼，而舍甫琴科则为参加婚礼来到了基辅，于是，成员们被一网打尽。
从这个兄弟会查抄来的材料，让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感到极大的不安，他认为这些嫌疑犯是“分裂主义者”，受到了流亡巴黎的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影响。最终，帝国当局决定尽可能低调地处理这件案子，避免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克斯托马罗夫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并流放到萨拉托夫，其他成员入狱或被流放。舍甫琴科因为抨击了沙皇家族，受到的刑罚最重，他被发配到中亚的帝国部队服役10年，其间不得从事任何绘画和写作。
在乌克兰近代历史上，圣西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是第一个利用考古研究、民俗学、语言学和文学创作来构建乌克兰民族自治方案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方案最终催生了一个民族社群。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政治社团有关政治和民族的理念，将通过舍甫琴科的诗歌、文学创作，传播到更广大的群体当中，并因此深深影响了乌克兰地区人们的头脑和心灵。在今天“基辅国立大学”的主楼前方，矗立着舍甫琴科的纪念碑。此前，占据这一位置的是该大学创立者、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一世的雕像。
差不多同时，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加利西亚地区，另一群乌克兰人在利维夫成立了第一个公开、合法的政治组织——罗塞尼亚最高议会。虽然彼此存在着种种差异，他们和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彼此呼应、互相激发，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联络、交流与合作：譬如，基辅的爱国知识分子帮助加利西亚的同人们成立了面向东西两个乌克兰人群的乌克兰语报纸和杂志，而加利西亚则用更西化、更激进的思想影响了基辅，帮助他们逐步摆脱对“大俄罗斯帝国”的依赖和忠诚。
一种对乌克兰文化、民族身份和政治行动主义的认同，开始跨越宗教以及被俄、奥划分的地缘政治界限——一个东西统一、独立于泛俄罗斯帝国蓝图之外的乌克兰未来图景逐渐浮现。
再次被分割
1905年1月22日，星期日，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门口爆发了一场有近两万工人参与的游行请愿。沙皇军队对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打死一百多人，受伤人数超过五千，史称“流血星期天”。
▲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星期日，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门口，沙皇军队对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打死一百多人，受伤人数超过五千，史称“流血星期天” 图/视觉中国
时隔三天，这场革命的火焰燃烧到了基辅。基辅的南俄罗斯机械制造厂的工人开始罢工，随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冶金工人也加入了罢工。农民开始攻打贵族们的庄园。这年夏天，帝国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战舰发生哗变。至10月份，罢工的浪潮席卷整个乌克兰地区，从基辅到哈尔基夫、卡特琳诺斯拉夫的主要交通枢纽全部“停摆”。
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被迫做出改革让步，下诏书对信仰、言论和集会等公民权利给予承认，许诺向君主立宪迈出真实的一步。
在基辅，人们兴高采烈地涌向街头，庆祝反抗斗争带来的胜利，其中也包括犹太人，因为他们一直是沙俄政府和保皇派势力的迫害对象。庆祝者开始了激进的举动，他们攻打市监狱、释放政治犯，破坏基辅大学门前的尼古拉斯一世纪念碑，摘下大学主楼正面的帝国国徽，毁坏国旗而代之以红旗，并要求绞死沙皇。
形势随后急转而下。到第二天晚上，一些由外来工人、东正教徒和犯罪分子组成的团伙开始袭击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有暴徒高喊着：“来，拿去你们要的自由，拿去你们要的宪法和革命，拿去你们要的皇冠，还有我们沙皇的肖像！”
1905年，在基辅爆发的迫害犹太人事件持续了三天，共有27人身亡、近300人受伤，约1800座犹太人的住宅和商铺被毁。在基辅的主要街道赫列夏季克大街上，28座犹太人商店中只有一家幸免于难。而警察们一直袖手旁观。
目睹这一事件，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之一肖洛姆·阿莱赫姆动身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去了纽约。乌克兰地区犹太裔遭受的歧视、迫害，成为他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母题，其中包括他最为广为人知的百老汇经典名剧《屋顶上的提琴手》，该剧后被改编搬上银幕，于1971年摘得四项奥斯卡大奖。
1905年，发生在基辅的迫害犹太裔事件，不过是同时期发生在乌克兰诸多城市的类似事件的一个缩影。对犹太人施暴的人，通常是来自俄罗斯贫穷地区的工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城市里遭受了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的欺压和盘剥，转而把怨气发泄到社会地位更为弱势的群体——犹太人——身上。在农村地区，农民们发起暴动时，也常常对生活在当地的犹太人的财产打砸抢烧。当暴力事件发生时，警察很少出手阻止。
数百年来，暴动和社会骚乱，无论来自哪一方面，最重的拳头最终都落在犹太人身上。曾有犹太裔历史学家研究，在1648年哥萨克人的“大叛乱”中，约有1.5万犹太裔丧命于本地暴动农民的拳棍之下。
到20世纪，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在宗教、族群和经济等传统因素之外还多了一层特殊的时代色彩。参与迫害暴行的大部分是沙俄帝国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当下的革命和犹太人有关。这些活跃在帝国境内的政治组织的社会活动家和革命者中，确实有一些犹太裔精英，最著名的如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他的外祖父是一名乌克兰犹太人，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托洛茨基则出身于乌克兰赫尔松的犹太裔富人家庭。然而，当时俄奥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都在忙着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犹太裔其实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
“一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秩序发生了一次根本变动，曾经瓜分乌克兰地区的两大强权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土崩瓦解。
经过一番政治和军事角力，1921年，刚刚完成东西统一的乌克兰再次被分割成四份，分属于四个强邻。1922年12月，占据原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了一份协定，成为苏联最初的四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战争狂人的乌托邦
1923年，在巴伐利亚的一所监狱里，希特勒写下了《我的奋斗》。
此时，他因纳粹分子在慕尼黑发动的啤酒馆暴动而被判入狱，刑期为一年。他在笔下如此发誓说：他要对抗所谓犹太人主宰世界的阴谋，并提出建立一个能为雅利安种族在东欧提供“生存空间”的德意志帝国。
这一狂想之后给整个世界带来一场难以估量的巨大浩劫。但就遭遇的毁灭性冲击和悲剧性结果而论，很少有国家能与乌克兰比肩——这位未来德意志元首心目中的“生存空间”的中心正是乌克兰。乌克兰一直享有“欧洲的面包篮”的美誉，同时也是犹太人在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于是，它成为“第三帝国”扩张主义的首要目标。
1941年9月19日，基辅落入纳粹德国之手。第二天，苏军指挥官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将军阵亡。在基辅包围战中，德军围困并俘虏了超过66万苏联红军。
但在这个夏天，许多乌克兰人都在欢迎德军的到来。不仅是基辅，也包括乌克兰的中部和东部。他们期待这些“欧洲人”能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然而，他们很快发现等来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1941年，德国纳粹别动队屠杀乌克兰的犹太人
9月底，德军在基辅散发通告，命令：基辅城区及周边的犹太人必须在星期一早上8点之前，带上自己的财物、文件、细软和御寒衣服到多洛霍兹希茨卡大街的犹太公墓旁集合，“未能到场者将被处死。”此时，留守在基辅的犹太人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以为这次集合只是为了迁居，不会受到伤害。
那日正好是犹太人赎罪日，基辅的犹太妇孺老弱们来到犹太公墓，被德国军人要求交出财物和文件，然后脱光衣服。随后，他们10人一组被枪杀在山谷的斜坡上。在德国和当地警察的协助下，纳粹第三别动队用自动武器枪杀了33761名基辅犹太居民。
在基辅郊区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是欧洲首个对主要中心城市的全部犹太人群体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动。在纳粹占领期间，无数恐怖事件发生在乌克兰。据统计数据，二战期间死于种族大屠杀的犹太人中，六分之一来自乌克兰，共计一百多万。
当种族灭绝行动在乌克兰进行时，有许多人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努力搭救他们的犹太裔邻居——尽管按纳粹的命令，任何试图帮助、搭救犹太人的人一旦被发现，不仅会被捕，还会被处死，并且牵连到全家。到今天，知恩图报的以色列国已经把超过2500名乌克兰公民认定为“国际义人”，这个名单仍在补充增加中。
被大肆戕害的不只是犹太人群体。在希特勒心目中，要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农业乌托邦，不仅需要占领更多的土地，还需要对新领地进行“去城市化”和“去人口化”。在乌克兰执行掠夺资源和削减人口任务的是总督埃里希·科赫，他曾扬言，“这些低劣的民族永远不值得任何一个德国士兵为他们牺牲。”
在纳粹的政策下，处于封锁中的基辅出现了自1933年以来的第一场饥荒。德国人的目的是以饥饿为手段，把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这样就能为第三帝国提供粮草。到1942年，纳粹对乌克兰的资源掠夺已经不限于农产品了。当年1月，第一列从基辅运送“东方工人”到德国的火车开动了，他们用工作、优越的生活和在欧洲旅行的广告词来诱惑乌克兰的青年。刊登在一份基辅报纸上的广告词说：“德国在召唤你！美丽的德国在欢迎你！”
被运送到德国后，这些年轻人发现自己成了“奴工”：他们身上戴着写有“OST”（东方工人）的牌子，被当作劣等人对待，被送到德国人家中、兵工厂和军需厂，受到血汗剥削。当这些消息传到乌克兰后，当局就只能靠到处抓人以满足对奴工的需要。
从1942到1943年，共有近220万乌克兰公民被逮捕、押送去德国做奴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疾病以及盟军的轰炸。
据历史学家的数据，从1939年到1945年，乌克兰损失了700万居民，其中近100万是犹太人。在希特勒为德意志拓展的“生存空间”里，只有白俄罗斯和波兰的人口损失超过了乌克兰。
▲2022年3月14日，市民在基辅独立广场跳舞
这个冬与春
1943年11月6日，苏联军队从撤退的德军手中再次夺回了基辅。
当天，49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坐着车沿着他十分熟悉的道路进入基辅，一路上满心欣喜。赫鲁晓夫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在“二战”前是乌克兰的共产党首脑。他欣喜地发现基辅的建筑基本保留下来了，尤其是城中心的那座基辅歌剧院。人们从藏身之处走出来，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基辅市民走上前，拥抱、亲吻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后来在个人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受到极大感动”。从1941年9月基辅落入德国人手中开始，他一心想重返这座城市。
赫鲁晓夫和他的门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都是俄罗斯人在乌克兰的移民二代。
到1954年，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里，乌克兰逐步取得了仅次于俄罗斯的光荣地位。这一年，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基辅安排了极其隆重的庆祝活动，以纪念佩列亚斯拉夫会议300周年——1654年，正是乌克兰的“民族之父”、哥萨克统领赫梅尔尼茨基向沙皇宣誓效忠，新建的哥萨克国置身于莫斯科沙皇的羽翼之下。
1986年4月26日，距离基辅不到7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
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正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上午，风向发生了转变，辐射云在南风中飘向了基辅。基辅方面向莫斯科提议取消活动，但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由学生和工人组成方队的大型游行庆祝活动照常进行。
切尔诺贝利事故把约5000万居里的辐射量释放到大气里，这相当于500颗广岛原子弹所释放的，仅乌克兰就有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辐射污染，2300个定居点和超过300万人受到辐射尘的直接影响。
1991年，莫斯科发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八一九”政变。
8月24日，在基辅，也就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接管“联盟”的第二天，乌克兰议会就独立问题举行投票，以346票的多数赞成通过。《独立宣言》由议员列夫科·卢基扬年科起草。他是在古拉格系统里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12月1日，乌克兰就议会提出的独立问题进行了全民公投。
乌克兰的公投，对苏联造成了致命一击。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一周后迅速解体。
一面黄蓝两色的新国旗飘扬在基辅的广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基辅这座1500年来在鲜血、刀剑和炮火中不断死而复生的古老城市，这片在宗教冲突、强权政治夹缝中艰难求存的黑色土地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正在进行中的这一个冬与春，基辅即将向我们揭示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