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养致死，那些变相杀害孩子的父母
▲2022年5月5日，孩子们在日本埼玉县越谷市观看鲤鱼旗。当天是日本儿童节，人们在这一天悬挂鲤鱼旗，为孩子们祈福 图/新华社
“日本社会的不平等正在迅速扩大。有经济能力的人像以前的人一样结婚生子，将孩子养育成人。缺乏经济能力的人则会为育儿付出诸多辛苦，很难感到幸福。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支撑。”
“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制度随着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维系了。在我看来，目前的日本还缺乏社会化育儿的意识。”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吴俊燊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父母为何会成为亲手造成孩子死亡的凶手？
过去二十多年，日本作家、记者杉山春持续调研日本的父母弃养案件，在多起震惊社会的弃养案件中，幼儿因毫无生活自理能力，最后饿死或病死。这些案件推动着日本儿童保护法案的修订，但弃养致死的情况依然严峻。“失去孩子的父母似乎以年轻人、有偏见的人或残障人士居多。”2023年10月，65岁的杉山春在邮件采访中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
幼儿出生之后，这个世界向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安全、受呵护的成长环境吗？
仅在2022年，日本就有77名儿童遭虐待死亡。日本儿童家庭厅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虐待儿童咨询数量已连续32年刷新纪录。
2023年6月23日，一例遗弃婴儿致死案在日本开庭。33岁、在风俗店工作的谷口成美1月30日在大阪市一处街道独自产下一名女婴后，将婴儿放入包中遗弃在投币式存放柜内，婴儿最后死亡。
同在2023年6月，韩国警方在水原市一间公寓的冰箱中发现两具婴儿遗体，这起事件在韩国引起极大关注。韩国保健福祉部表示，截至7月18日，韩国全国无户籍的“幽灵婴儿”已超过2123名，其中249人确认死亡。
最初令杉山春深入调查“育儿放弃”现象的是一起震惊日本社会的女童死亡案。2000年12月10日，日本爱知县发生一起女童死亡案，一对年轻父母将年仅3岁的女儿村田真奈放进家中的纸箱近20天，在此期间几乎没有进食的真奈最终饿死。当时，作为母亲的村田雅美怀有身孕，还与丈夫村田智则养育着一个1岁半的儿子。
杉山春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曾任杂志编辑，后转为自由职业者，写作有关育儿及亲子问题、父母杀害亲生子女等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有关注女性贫困的《纪实·虐待——大阪两儿童被弃置致死案》、探索日本社会家庭关系沉疴的《从虐待儿童想到的：社会如何向家庭施压》等，《育儿放弃——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中文版于2023年出版。
杉山春在村田夫妇服刑期间与他们见面，并持续与两人通信。杉山春的孩子比真奈大一岁半，在调研期间，杉山春“越是近距离地接触案件，越是无法跳出母亲的视角”。经过对这起个案长达三年半的采访调研，杉山春最终以接近白描的手法记录了这一场现代社会育儿环境引发的悲剧。
遗弃女儿的母亲，从小也是遭受遗弃的女儿。在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日本社会中，女性自身的需求总是被忽视。在女儿真奈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差时，雅美向丈夫智则求助，被冷漠对待后，受挫的雅美不再关心女儿的情况，而是转向她自己的母亲秀子，充满讨好地向早已再婚的母亲热烈表达着爱意，努力模仿一个“妈妈眼中的乖巧女儿”。24岁的雅美对自己形同枯槁的孩子感到害怕，不敢碰触女儿，内心等待着孩子的死去。
在一个默认母亲承担主要育儿职责、缺乏社会化育儿意识以及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幼儿因虐待、弃养致死的悲剧并非个案。“真奈”案中的情况和细节，在此后发生的“育儿放弃”案件中反复出现。这些幼儿的父母在自己年幼时往往遭受过暴力或抛弃，在被孤立的状态下长大，成年后依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也缺乏在社会中安稳生活的能力。杉山春说：“20年来的持续采访给我的感觉是，虐待致死的案件也受到了社会职能紧缩的影响。”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杉山春的访谈：
▲杉山春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日本的“育儿放弃”现象有什么变化？发生率呈现了哪种波动，背后有怎样的社会及时代原因？
杉山春：目前，日本社会每年大概发生70起杀死孩子的案件。当然，战后社会混乱的时期，孩子们承受的苦难也更多。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每年大约有200起孩子因虐待致死的案件。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经济飞速成长的日本社会经常有将婴儿扔在车站储物柜里的案件发生。那是大量年轻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年代，这类案件频发，大概是因为那时的社会没有从文化、制度上为家庭做好支撑。
南方人物周刊：你从1990年代开始持续关注“养育孩子”的话题，尤其是日本“育儿放弃”或养育不当的现象。你在调研中遇到的家庭大概是怎样的，比如经济状况如何，都是属于社会底层吗？
杉山春：我采访过六个因虐待儿童而四分五裂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儿童有些受虐致死，有些濒临死亡。有的采访是我直接与家庭成员会面，有的我只旁听了法庭审判。客观地说，这些我采访过的家庭在经济上都面临困局。即使不属于社会定义的低收入人群，这些家庭的经济也相当困窘。另外，失去孩子的父母似乎以年轻人、有偏见的人或残障人士居多。
育儿需要倾注资源，英国城市人类学家桑德拉·沃尔曼（Sandra Wallman）认为，家庭生活有六类必要的资源：结构性资源；土地（住宅）；劳动（服务）；资本（金钱）；组织资源（使构造性资源投入实际使用的资源）；时间、信息、自我认同（归属感、自尊心）。
人们有必要认识到自己有资格并可以随意使用这些资源，否则就很难使用救援服务。生活困难的人不能杀掉自己的孩子，而应该主动寻求帮助、想办法从困境中挣脱出来。备齐社会资源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明明提供了资源、人们却无法主动求助的问题。一定要让大家认识到，有困难就要借助社会资源、社会为大家做足了准备。
南方人物周刊： 在这些家庭中，母亲往往是最受关注的，她们通常处于何种状态？
杉山春：我参与的案件中，每个母亲都有精神创伤，心理问题都很严重。身心健康的母亲可以利用各种资源跨过困难。心理问题的形成，与母亲童年时缺乏关爱、童年和婚后反复遭受暴力有关。性暴力的体验尤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创伤。很多案件中的母亲似乎都曾在自尊未得到保护的情况下遭遇过性暴力。
另外，在这些案件中，援助的一方都没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当事人通常缺乏相关知识，不知道自己可以接受帮助。2010年，大阪市西区发生了一起案件。孩子的母亲是全职主妇，育儿时虽然全面接受了社会援助，但离婚后却连儿童抚养津贴都拿不到，而她丝毫没想过寻求任何社会援助。这令我非常吃惊。（记者注：2010年，日本大阪市西区一位母亲连续50天将1岁的男孩和3岁的女孩弃之不顾，导致他们饿死。母亲离开了家，将两个孩子留在家中，再也没有回来。）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寻求帮助，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不同的母亲会呈现出什么区别？
杉山春：我没有调查过教育、阶层的不同会对家庭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即便是知识水平出众、高学历的母亲，若被人夺去了自尊、不再相信自我价值，也存在无法寻求妥当援助的情况。
不过，也有借助智慧克服困境的人。困难加剧时，就更需要知识战胜它。
有调查显示，单亲妈妈中约有一半人存在生活困难。即使女性渴望工作，往往也只能以打零工等方式走入职场，无法成为正式员工，这也就意味着，她们领不到正常的收入。有时候，仅靠母亲的收入是无法养活孩子的。这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该仅让母亲为此买单。
在多个具体案件中，我发现，男人们害怕脱离自身成长的社会阶层的恐惧，似乎渐渐成了他们对家庭成员施暴、对孩子动粗的原因。
日本社会目前经济下行，社会职能也在逐渐紧缩，这增添了做父母的烦恼。20年来的持续采访给我的感觉是，儿童虐待致死的案件也受到了社会职能紧缩的影响。
▲2023年6月23日，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一名6岁男孩被虐待致死并抛尸，人们在其住所前献上鲜花和小吃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大量调研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格局是普遍存在的吗？丈夫在家庭育儿中的参与比例是否有变化？
杉山春：目前日本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时期，我想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早已不局限于守护家庭。大概只有嫁给非常有经济能力的男人，才可以被允许只“主内”吧——也有少数家庭虽然非常贫困，丈夫却不允许妻子外出工作。只不过，父权主义的价值观仍然非常强势，大家仍然认为家庭价值掌握在男人手中，女性只是予以辅助。这一观点也在无意识中束缚着许多人。
与过去相比，日本社会中父亲参与育儿的比例应该是提高了。二三十年前，去幼儿园接送孩子的父亲少之又少，但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候改善了不少，大家也开始认为父亲接送孩子是很正常的事。允许员工休育儿假的公司变多了，男性参与育儿比从前寻常了许多。大型企业的男性产假制度逐渐完善，男性请产假的成功率也变高了。这意味着社会的意识改革正在进行。
南方人物周刊：日本存在类似于中国的“隔代育儿”（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养育孩子）现象吗？日本存在“留守儿童”的问题吗？
杉山春：“隔代育儿”在过去也有过，但现在的日本社会，祖父母、外祖父母往往由于养老金不足而无法维持生活，还是得去社会上工作。每个地区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但上一代人能游刃有余地帮忙育儿的家庭应该很有限。
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现在的日本社会，从小地方去大都市工作的年轻人数量较之前有所减少。外出务工现象曾经盛极一时，但现在已经有了变化。另外，经济困难的年轻人，多数似乎都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少子化是日本社会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隔代育儿”和“留守儿童”现象也反映了部分中国人对育儿的理解——育儿是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公共事务”，这与日韩在文化层面对育儿的理解有所不同，你如何理解这种差异？
杉山春：原来在中国，育儿是家族的“公共事务”啊。这一点很有意思，原来育儿还有公共性，这让我很感动。
在日本，育儿的属性是私人的，给我的感觉是，育儿基本都以小家庭为中心，或者说，小家庭实际上不是“私”，而是肩负职责的极简主义的“公”。受局限的“家庭”背负了一切，亲子关系非常紧密，也有部分孩子被母亲控制。日本的未成年护理者问题也亟待解决，有些家庭的父母缺乏基本能力或有行为障碍、精神疾病，而不得不由孩子看护他们。
南方人物周刊：不管是强调对受虐儿童的救助，还是对虐待行为的司法惩戒，都存在滞后性，伤害已经造成了。育儿责任的社会化是否重要，目前日本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进展，有哪些是本该提供却没提供的支援？
杉山春：你说得很对。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制度随着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维系了。过去人们靠家中的产业生活，现在的社会则要花钱购买劳动力，家庭的代际性已经缺乏。为家庭生儿育女的时代虽然对现在还有一定影响，但家庭的概念和形态已经有了变化。如果社会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育儿的人恐怕会永远处在痛苦之中。在我看来，目前的日本还缺乏社会化育儿的意识。
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6月韩国发生了“水原冰柜死婴案”，你如何看待韩国的生育环境？韩国的“禁止堕胎令”在2021年才正式失效，而且避孕药价格高、相关的避孕流程仍然很麻烦。日本的生育环境是怎样的？
杉山春：我认为，孩子之所以会被父母杀害，是因为女性在当下的社会中无法自主选择生育与否。社会应当做出改变，让女性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另外，社会的力量也非常重要，有责任精心呵护、养育每一个生命。
日本的避孕药，尤其是紧急避孕药也需要医生下诊断才能开，并且价格高昂，不是女性能随意获得的。目前的状况是孕妇本人无法决定是否要产下婴儿。社会缺乏共同抚养孩子的意识，女性个体在要孩子的问题上又无法为自己做主。这次的采访更让我意识到，日本的女性不得不背负育儿的重任，社会的救助手段却十分缺乏。
南方人物周刊：韩国在2022年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低生育率的背后呈现了当下人们怎样的心态？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实？
杉山春：日本社会的不平等正在迅速扩大。有经济能力的人像以前的人一样结婚生子，将孩子养育成人。缺乏经济能力的人则会为育儿付出诸多辛苦，很难感到幸福。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支撑。
南方人物周刊：为了缓解低生育率状况，韩国政府密集出台一系列生育“补丁”，比如提高补助标准、增加托儿所，日本政府又是如何面对低生育率问题的？
杉山春：提高补助标准非常重要，社会至少不该让任何孩子挨饿。
日本的托儿所增加后，满足入园条件却无法入园的孩子迅速减少。这是以降低儿童的看护标准为代价实现的。
日本还调整了教育制度，使孩子可以接受免费教育。贫穷家庭的孩子也靠无偿奖学金得以升学。
另一方面，学校的设施尚有不完善之处。或是有些陈旧的设施之前可以轻松地更新，现在却迟迟没有做到。真正用在孩子身上的预算少得可怜。
政府目前已经向儿童食堂等机构投钱了，这些机构虽然良莠不齐，但都拿到了政府的资金。不过，国家无法为儿童食堂的质量做担保。
要想让孩子们真正幸福快乐地长大，应该先从国家做起，重视每个孩子的成长，努力改善育儿环境。
南方人物周刊： “自己都过得不好，怎么生孩子？”——经济状况恶化、教育成本增加等等是许多年轻人考虑生育时要面对的问题。日本年轻人的心态是怎样的？
杉山春：日本的年轻人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思考的人也倾向于认为“自己都活不好，为什么还要生孩子”。不过，也有一部分年轻人缺乏父母或社会的爱，试图通过性关系来弥补。
不要小孩的年轻人不断增加，反映出年轻人逐渐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事实。年轻人没有得到妥善的对待，不认为自己应该是参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而年长者对这一现状究竟有多少认识，这一点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