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错误》对先锋文学一次较为成功的还原
▲电影《河边的错误》
当理性经验失效后，人物该去往何处，小说和电影给出的选择不同。
文 /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DLL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2023年10月，导演魏书钧凭《河边的错误》第三次入围平遥国际影展藏龙单元。10月11日晚，电影首映后，原著作者余华与魏书钧、主演朱一龙一同参与了长达90分钟、持续到凌晨1点的映后活动。几天后，该片获得了本届平遥影展最高荣誉：费穆荣誉最佳影片。
在新生代导演作品扎堆的平遥影展，这部电影相对来说扎实、成熟得很明显。纵向比较，也能感觉到魏书钧的进步。他的前两部电影证明了他的灵光、他让电影节喜爱的能力。如果说从它们当中或多或少能看到魏书钧的个人印记——《野马分鬃》录音系大四学生的迷茫里有魏书钧本人的经历，《永安镇故事集》里即将开机新片的“导演”身处的权力结构、面对的剧本难题也正好与那个时期的魏书钧吻合，《河边的错误》则全无个人经验可以依赖。
余华小说《河边的错误》写的是1980年代南方小城发生的一系列连环杀人案，电影把故事时间移植到1990年代。魏书钧是1991年生人，生长在北京。令人惊喜的是，这部完全用16mm胶片拍摄的电影，以粗粝的质感还原了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又被压抑的特殊年代。这并不是怀旧，魏书钧也说，他警惕怀旧情绪，感兴趣的是当年区别于今天的“‘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余华的原著是对传统侦探小说的戏仿，从河边养鹅的幺四婆婆之死开始，警局队长马哲从目击者小男孩和遗落在现场的磁带，摸排到诗人和纺织厂的大波浪——查案过程中，这些不相干的人相继死亡。
电影尊重原著，让马哲在查案过程中牵扯出这么些人：常年在河边生活、后被幺四婆婆养着的疯子；曾被冤判流氓罪入狱的理发师许亮；和情人以诗歌完成精神交流的民间诗人王宏。片中几个边缘人角色都很亮眼，每次被审问时，许亮都轻松地、笑眯眯地迎接自己的命运，当查案使得他的异装癖暴露，他以一死完成对马哲的精神冲击；莫西子诗饰演的诗人王宏眼里有那个年代理想的光，余华在首映后的对谈中特别提起，他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民间诗歌协会的组织者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个时代的那种感觉，非常准确。”
魏书钧说，小说压在整个故事上的不确定性，为电影提供了可以二次阐释的空间，而文学性的表述也不能让电影创作者直接进行影像转译，“需要从内部出发，从感受出发。”
全片对古典音乐的使用，与小城众人被命运拨弄的荒诞无力感应和得恰如其分。魏书钧对恐怖的氛围拿捏得很好。案发现场落下的磁带，A面是歌，B面有情人说给王宏听的情话。在被改为警局办公地点的电影院、在轿车里，马哲反复听那段无主的情话，嗓音甜蜜但氛围阴森。
种种证据表明，凶手是那个疯子。可是马哲不信。
余华的小说通过马哲的眼睛看小城的这几桩案件，魏书钧的电影创造了马哲这个人物的血肉：他大部分时间都不穿制服，而是穿黑夹克，有点轴，讲逻辑。他在单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他有妻子，和一个待出世的孩子。
查案过程中，马哲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他无法接受非理性的“事实”。第一次读小说，魏书钧想到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弦永远不回到主音，就像那篇小说，“解决了好像又没解决。”
大概拍了三分之一，马哲的扮演者朱一龙觉得“总是在走来走去，没有发力去用到很多设计，或者是没有在‘表演’”。魏书钧在采访里说，“我说那很好，如果我们意识到你在用力去表演的时候，可能它（表演）已经偏离了真实。”
电影的另一处原创是，办案地点被挪到了一个废弃的电影院。没人看电影，正好，马哲的领导高兴地说，用来办案。观众坐在电影院，看银幕里，大家在银幕前的舞台上办案。或许是近年我对影片中出现迷影元素有些祛魅，这个改编，对我来说并无太大意思。
不过片中有一个高光段落与此相关：马哲坐到观众席，看着银幕，在他的幻象/梦境里，以凶手的视角，观众看到冤死者最后的时刻，很有意思。尤其是发现幺四婆婆尸体的小男孩，回头对镜头笑着说，我之前就认出你了，然后被一下击倒。这些死者走马灯似的出现，构成了这段非理性的梦魇。
第一编剧康春雷用侯宝林的相声《醉酒》作比，形容读小说的感觉，“两个人喝大了，其中一个人说你要证明你没喝大，你就顺着电筒的光柱爬上去，那个人说我爬上去？你以为我傻我爬上去？你这边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我就感觉，马哲（小说主角）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像他的光柱在消失，他赖以信任的某种理性的东西，或者说逻辑的东西在消失，所以他慢慢掉下来了。”
当理性经验失效后，人物该去往何处，小说和电影给出的选择不同。
原著里，马哲因为对自己认定的真相和正义的执念要杀疯子。而魏书钧给了马哲注定成为疯子的结局。疯子到底是不是凶手，凶手为什么杀死的是那几个人，马哲想不通。他一度放弃了案子，又以为自己杀了疯子。领导却嘉奖他。命运的诅咒延续到马哲和他的家人身上，他已经分不清错觉和现实，片尾他的孩子出生，坐在洗澡盆里玩水——与河边的疯子如出一辙。（我们不能确凿地说，马哲杀没杀疯子；也不能说他穿着制服上台领奖、眼神空洞的画面是真的；也不能说他给孩子洗澡这个“阖家幸福”的画面是真的。）
“只有在意识到荒诞的极少时刻，命运才是悲壮的。”电影引用加缪的话。
然而，是否有必要通过在马哲一家人身上加如此的强音，以证明世界的荒诞和非理性？主创这样拍，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对此我持保留态度。在主创想表达的和我能接收到的信息之间，我觉得还有距离。
相比电影，我更喜欢小说的结局——领导给马哲指了一条明路，既然他已经开枪杀了疯子，案子已经这样了，马哲装疯的话，这事儿就过去了——更简单，更有力。
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改编电影。院线片里能看到这样的悲剧，实在难得，结局真假难分，至少结束后并无字幕提示我们，某年某日，某某因某原因落网，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