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病和黑猩猩
▲拉马迪孤儿院，午饭后孩子们在树荫里小憩，白化病人容易被晒伤，所以孩子们头顶时常会有紫药水的痕迹 图/陈又礼
“当人足够多、信心足够坚定的时候，就是好的防御。”
文 /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陈又礼 发自坦桑尼亚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2021年12月底到2022年的1月初，我和机构的其他几个同工趁着圣诞假期，来到坦桑尼亚和布隆迪交接的坦噶尼喀湖边休整跨年。
在去的长途大巴上，我的邻座是一位职业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个白化病病人，名叫鲁比萨。在东非（甚至全非洲大陆）的很多国家，白化病病人都会饱受鄙视、虐待甚至残杀，因为很多民族都把他们的白色皮肤看作不祥、受咒诅的象征。可这种病又有点“吃香”，因为在传统巫术的说法里，很多时候，巫婆巫师假如在献祭时能给神明献上一只白色的手、足，甚至一颗头，都会使得下蛊和做法的效果事半功倍。于是很多白化病的孩子或青少年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同时，也极有可能被猎杀或者被卖掉，成为不明不白的“祭品”。尽管白化病本身，只是一种因基因突变而发的、既不可防又不可治的遗传病。
眼前的这位副院长西装革履、博学健谈又风趣，我们感叹东非这两年的大旱和饥荒，一路从撒哈拉沙漠聊到刚果金的火山和雨林，又从索马里海盗扯回设拉子与他们所贩卖的奴隶。我一边看着他的侧脸——涂了厚厚防晒霜（日照会严重损害白化病病人的皮肤、甚至使他们患上皮肤癌）、却还是因为赤道上猛烈的太阳光而长出了星星点点的褐色黑色斑点；一边想，一个白化病人想要长大成人、完成学业并出人头地，不知道需要经历多少的神迹、辛酸和艰难呢。
下车前，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他说：你身边要是有觉得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的白化病青少年，联系我吧，我学校里有专门为这个设立的项目。
贡贝
12月30日，到坦噶尼喀湖的第五天，按原计划，我们打算去离帐篷民宿一小时水路之外的贡贝国家公园看黑猩猩。
贡贝是坦桑尼亚占地面积最小的国家公园，藏在河谷中的热带雨林里头，简·古道尔1960至1965年间在贡贝长居，对黑猩猩进行研究。
东非绝大多数的国家公园都是稀树大草原，像这种稠密又潮湿的雨林，并不多见。抬头是参天的大树和缠在其上密密麻麻的藤蔓，低头是排着长龙飞快爬过的大黑工蚁正急匆匆地抬着食物给蚁后送去；手掌大小的彩色蝴蝶在一旁幽幽扇着翅膀；时不时传来的猿啼声，夹杂着一阵粘稠的山风吹过来，背着枪的领队用手抓过来一嗅，说：有黑猩猩粪便的味道，应该不远了……那一刻我感到如真似幻，好像世界突然变了个样，又好像本来就该这样。
领队勻马也是个白化病人，从鲁比萨所管理的职业学院的旅游专业毕业已经五年多了。几天前坐车时当鲁比萨听说我想去贡贝时，二话不说便兴致勃勃地把勻马的联系方式给了我。
不像很多一张嘴就能胡侃上天的导游，勻马话少，神情大多时候都挺严肃，但或许因为长了一张娃娃脸，他的沉默寡言让人觉得更像是小孩子对世界的防备。
一路上除了一些关键的讲解，勻马几乎不聊任何专业之外的天，好在他对专业知识的讲解毫不含糊，所以倒也让整个徒步的节奏显得紧凑而轻松。只是他口中那“应该不远了”的黑猩猩，迟迟没有出现。一路上，我们被其他两三支擦肩偶遇的队伍告知，它们就在什么什么方位，马上就能看见了，但翻过了一座座小丘、跨过了一条条溪流，总听见它们近在咫尺地边嬉戏边召唤着我们，但却迟迟不见影踪。
在徒步到第六个钟头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已经到了几近放弃的边缘，觉得在这原始丛林里走了一天，吸饱了氧也看足了花蛇虫鸟，也很值得啦，黑猩猩什么的，大概从一开始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勻马看起来更严肃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丧气，他摘下帽子，用水瓶里的水把手巾打湿，擦干脸上的汗，开始往脸上抹防晒霜。
“听你以前的老师说，你的成绩几乎是全系最好的？”我问。
勻马一愣，“……哪个老师？”
“鲁比萨先生，你的电话就是他给我的。”
怎么说呢，虽然很细微，但是勻马的神情一下子就变了，就好像是床头柜上的阅读灯被拧开了一格，虽然只是一格，但突然就有了光。我们开始聊起天来。
又过了十几分钟，保护区的尽头马上要到了，离开之前，我们决定找个枯残的大树墩坐会儿。
拧开保温瓶瓶盖，清咖啡的香气像清晨雨后的云雾，直勾勾又软绵绵地飘进眼底。就在这一片氤氲的模糊里，一只黑猩猩从我们左前方15米不到的树丛里吊儿郎当地走了出来，肚皮上还挂着一只正在吸奶的幼崽。她扭过头来瞅了瞅我们这五张目瞪口呆毫无心理准备的傻脸，不但没有逃走，反而还朝这边慢腾腾地多走了几步，又在消失之前透过大块大块的翠绿色，最后看了我们一眼。
在和她对视的那两秒钟里，我的脑袋几乎是完全空白的（后来和同伴们聊天时发现他们当时也是这样）。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群（约有七八只）在树枝上相互追逐的成年黑猩猩，它们中的一只刚猎到了疣猴，所以明显在同伴们面前有炫耀得瑟的资本，它们嘶叫着谈判，听起来像是骂街，又像是相互耻笑，还好像轮流着对抽了几轮耳光，折腾了大半个小时，嚣张者才终于决定把胜利品和它的朋友们分享。
在回帐篷民宿的摩托艇上，兴奋紧绷的神经终于绷断，我眼睛一闭、蜷成一团，在从湖的四面八方吹过来的凉风里，死死地睡了过去。
拉马迪
中午12点半，院里的一个叫托马斯的小男孩不知从哪里提出来一只铜铃铛，用一根锈迹斑斑的长铁钉，当当当敲了十几下。
上一秒还都懒洋洋坐在大树底下乘凉的二十几个小孩子突然来了精神，嗖地冲进两栋不同的平房里，再嗖地冲出来排成一列，只是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一个不锈钢盘子。
院里的两个“妈妈”（护工）从厨房里提出来两只20升装的塑料桶，开始给孩子们分午饭。
这是2023年的10月底，我出差来到维多利亚湖东岸的姆万扎（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想起勻马曾经提到过他长大的孤儿院就在离姆万扎一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小城拉马迪，便坐当地的小巴来了。
孤儿院建在离主路不远的一条小土径上，一扇上了年纪的大铁门，顶端有紫霞似的蓝花楹从院子里溢出来。院里的妈妈们说，这棵树是2010年修女海伦决定在这里建院、用挖地基时的第一铲土种的。树今年13岁，孤儿院也就办了13年。
13年里，孩子从最初的六七个（勻马便是其中之一），增加到了现在的96个（其中有40个患有白化病），房子被扩建再扩建，从一栋变成四栋，海伦也从“妈妈”升级成为“奶奶”。
在东非，很多孤儿院都是由外国人（或慈善机构）创办，打好基础之后再交给本地团队管理。但海伦修女不太一样，她目前所管理的两间孤儿院，都是由她自己从零开始一点点拼凑出来的。
那是2009年下半年，据区天主教教会医院统计，拉马迪的白化病病人死亡率和失踪率从2008年的5.7%左右，上升到了将近10%。海伦所在的天主教堂的大门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被哭着哀求庇护收留的白化病患者敲开。对此，她并不震惊，因为这几乎每五年就会发生一次。
坦桑尼亚的选举季每隔五年一次，从村区市省到中央议员再到总统总理，无论执政党反对党、党内还是党外，都有极大可能会斗得鱼死网破。为了赢选票，很多政客在明里撒钱竞选、暗里贿赂拉拢之余，使用“暗力量”——巫术，也是众所周知的秘密。而白化病病人的性命或四肢，在巫师巫婆的眼里，便是能够把巫术之火浇旺的那一瓢热油。
因此，总会有白化病病人不为人知地消失，只是由于他们平时就深居简出，所以即便人间蒸发，绝大多数人都难以察觉。如此一来，精确统计坦桑尼亚白化病人口数量和其中被残害的比例都很困难，主要靠估算。2017年坦政府曾进行过一次白化病调查，但并未发布结果。
“记得2010年大选正式开始、情况（白化病病人的处境）最糟糕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孤儿院开办的时候。”马利安说。她是院里五个护工当中的元老，从建院最初就开始跟海伦同工。
“妈妈，我还想再加点豆子……”一个上面还剩半块Ugali（玉米面团），豆子和汤汁却已经被舔了个精光的盘子被递到了马利安鼻子前，盘子后面站着一个三四岁样子的白化病小男孩，奶白色的头顶上涂着六七块紫药水，鲜亮的紫色试图掩盖他因日晒而长出的疮疤，倒是跟他那同样是紫色的墨镜镜框很搭。
“埃里克你这个小聪明，每次都不愿意吃饭，只吃配菜，真是拿你没办法……”马利安边说边给他舀了半勺。
“勻马小的时候也这样，鬼精灵得很，大一点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就变得不爱说话了。不过总的来说，很多孤儿到了青春期就会走弯走偏，勻马却一直都是个好孩子。”另一位护工罗达说。
勻马是在教会医院厕所的垃圾桶里被发现的，打扫的大婶正准备倒垃圾，拎起桶突然发现里头有什么东西在微微动弹，撩起那些不知是被有意还是无意团团乱撒在桶面上的卫生纸一看，是一个小白孩。
勻马的妈妈从哪里来、长什么样子、肤色是黑是白、是否曾经也被人砍掉过手脚、头顶是不是也涂着紫药水、放手的那一刻是面无表情还是泪如雨下，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不怪她，我想以当时拉马迪的情况，她如果试图以养大一个正常小孩的方式来抚养我，可能我都活不过两岁，她应该是尽己所能地分析过并狠下心来，才最终做出了这样一个对她来说或许很困难的决定。”勻马说。
那是我们遇见第一只母黑猩猩和它的幼崽之后，贡贝那因为丛林枝叶繁密而被切割成碎片的太阳光不规则地铺在地上，就像白日里的星星。
2023年5月一个寻常的下午，我意外地接到了鲁比萨的电话，他问我的近况，也问我教学上的进展。
“学生们的英文有进步吗？他们终于学会在中午12点之后用‘Good afternoon’而不是‘Good morning’来问你好了吗？”他边说边哈哈大笑。
同路的大巴车上，我曾对他提起过在原始部落里教英文的难度之大，也谈及令旁人谈虎色变、在马赛人眼中却平平无奇的女性割礼，聊到那些仍被猎杀的白化病孩子的未来，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曾想、仍想粉碎的时代洪流翻滚之下那些暗藏杀机且坚硬难摧的陋习和陷阱。
“芙拉哈过得怎么样啦？”鲁比萨又问我。
芙拉哈是我们机构在奇蒙多村儿童之家的一个白化病女孩，生父不详，由同为白化病患者的妈妈带到四岁。因为白得发光，从两岁起芙拉哈就一直被大批的村人觊觎并追杀，她们东躲西藏、半偷半讨了两年，除了在临睡前拼命祷告、求上帝保佑她们隔天还能看见初升的太阳之外，对性命和生活全然无计可施。
某个平常不过的午后，一帮手持大砍刀的男人撞开了茅草屋的破木门，发誓即使不能把小女孩掳走、至少也得砍下她的一只手呈给正巡回做法、恰巧路过这村的大巫婆。
芙拉哈的妈妈见实在无路可逃了，在男人们手起刀落的那一秒，眼睛一闭，挡在了还没回过神来的芙拉哈面前。刀硬生生地劈在了她右脑瓜子上，鲜血像喷泉似的喷射出来，溅了小女孩一身。之前还喊打喊杀的一群人突然傻了眼，这是完全没有在他们设想和计划之中出现过的图画，他们束手无策、办法全无，只好落荒而逃，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把比母亲温热的血更锋利的利刃呢。
之后，母亲接受抢救外加漫长的治疗，神迹般地活了下来，村里掀起了保护白化病儿童的革命，考虑到芙拉哈的人身安全，区里的妇女儿童保护协会决定把她送到我们这里，她的母亲则可以随时过来探望小住。
当时鲁比萨听了这个故事，眼泪流个不停，“确实只有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他喃喃自语道。
我隔着电话告诉他，芙拉哈马上就要中考了，小姑娘身心健康，就是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大家都担心她会考不上一个像样的初中。
“她要是考不上，请务必送她来我们的职业学院，我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她。”鲁比萨语气严肃地说，我仿佛能看见他真切的眼睛和眼角鼻翼上那些经年累月晒伤的痕迹。
“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白化病青少年联盟准备在2024年大选正式开始之前就提前对我们这里的居民和村民进行挨家挨户的深入走访，尤其是那些偏僻的、特别穷的和巫术盛行的村子，去找那些已经残废的和至今仍因为恐惧而躲起来或被家人藏起来的白化病病人，鼓励他们‘走出来’，与我们团体各个乡镇的定点有所连结，学会正常地生活。”鲁比萨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鲁比萨所提到的白化病青少年联盟是纯民间公益组织，在坦桑尼亚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北部的大湖区（也是白化病病人被迫害的高危地区）都有不错的口碑，自2012年成立以来，每年受联盟庇护、救治和帮扶的白化病儿童、青少年和成人逐年增加，到2023年共有1430人。
“那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危险呢？”我问。
“每个定点都是庇护点，当人足够多、信心足够坚定的时候，就是好的防御。那些残害我们的人正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的黑暗，才不会也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操作，但好在暗永远胜不过光，所以我们就只有一起走到光里。”
“那接下来要怎么开始正常地生活呢？”
“哈哈，你难道不觉得‘走出来’本身，就已经是正常生活的第一步了吗？只要能够迈出这一步，之后学一门技术再成立一个家庭，都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的。”
尾声
我又想起在贡贝的那个午后，我们在即将出保护区时，提出想跟勻马拍一张合照，他害羞地笑了笑，拒绝了。
“这么多年来，我好像克服了很多，但拍照这一关，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过不了……请你们原谅吧。”
我们问他是否打算一直在贡贝当向导，他说：“也不能说会干一辈子吧，但我还是挺喜欢这里的。”
“喜欢这里的什么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坦桑尼亚的黑猩猩曾经很多次濒临灭绝吗？除了它们的栖息地因人类活动而锐减、丛林减少等客观因素之外，是因为它们为了争权，从1974年到1978年打了长达四年的‘内战’，简单说来，就是两大家族的头目为了争当‘猩王’，带领它们的成员互相厮杀……”
明尼苏达大学的动物学家迈克尔·威尔逊曾经研究了非洲18个黑猩猩族群，并统计了死亡的黑猩猩数量，他发现，死亡的黑猩猩里面有三分之二死于同类相残。
“当然并不是说我喜欢它们的暴力，只是说很多时候看它们，我会看到人类的影子，前一天还在一起嬉戏玩耍，一扭头就可能为了权力逞凶斗狠、杀红双眼，这种原始的‘恶’，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激出来。我想，观察它们对我来说，算是一种提醒吧。”
最后的两分钟，我们沉默着走到了保护区的出口，分别前，勻马说：“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看着它们，其实我也会感恩，因为据科学家们调查研究，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8.5%，但就是这1.5%的差异，让人有了被光照亮的可能，而假如不是因为这种可能，我今天估计也不会还有机会四肢健全地站在这里。”
那一刻，勻马脸上的汗珠衬着他的肤色，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