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岁周有光去世：笑看风云人未老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2012年，本刊记者李菁采访他时，他曾说“别人都做五年计划，我只做‘一年计划’，不过我相信，活到108岁我是没问题的。”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6期。
一笔一画地书上签好自己的名字“周有光”之后，他又在下面加了几个字“时年107岁”。翻看周有光的文集，发现他自90多岁起，便有了这个习惯。
从“时年95岁”、“时年96岁”……一直延续到现在，末尾数字每增加一个，便有如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奇迹——这个奇迹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的延长，更是未被时光夺走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甚至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还时常收到朋友从海外寄来的刊物，每有感想，还会用一部小打字机记录下来。
在周有光狭小的书房里，最显眼的便是他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张家二姐笑靥如花，似乎仍在温柔地注视着相携走过近70载的爱人，陪他回味这一世纪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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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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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某一天，17岁的周有光登上了从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就是田野。然后再雇了辆独轮车去梵皇渡，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一带，圣约翰大学就在那儿。”独轮车吱吱嘎嘎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田野上——半个多世纪后再回忆这一幕，周有光发现其极具象征意义：据他考证，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而根据《宋史》，指南车造于1027年。所以，“坐着独轮车进大学，这一下子我就在文化上跨越了900年”。老人又呵呵笑起来，似乎很得意自己的发现。
原名为圣约翰书院的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很多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影响的著名人物，即毕业于圣约翰，比如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等。圣约翰学费不菲，一学期就要200多银元，是正逢家道中落的周有光难以负担的。幸运的是，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听说此事，深知考上这所大学不容易，爱才心切的她竟然说服自己的母亲当了家里的一个皮箱，为周有光“筹款”上了学。
报考圣约翰之前，周有光听前几届的同学说，报名表上的照片必须是要穿西装的。周有光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好在照相馆里有西装道具可以借。西装是穿在身上了，可是摄影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搭配，先给这个年轻人打了一个领结，想了想，然后又在脖子上套了条领带。“我把照片寄到上海，同学看见了赶紧给我退了回来，让我重拍。想起来有意思极了……”每当想起这个小插曲，周有光都会乐不可支。
圣约翰大学的生活，则在自嘲为“土包子”的周有光面前打开了一道五彩斑斓的世界。“圣约翰虽然是教会学校，以推广基督教为目的，但在学校里面是非常自由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没有人强制我们。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主要来自英国或美国，学校所有人都要用英语，连门房都讲英语。”当时的圣约翰也有一些中国老师，他们主要教授中国历史或古文之类的科目。钱锺书的父亲、著名的古文学家钱基博便在这里讲中国文学。“有一天钱先生来上课，出个题目，让我们下去做篇文章交上来。其中一大半的人都用钢笔写的，我是用毛笔写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大骂：‘你们是中国人嘛？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工具都不能用？’凡是用钢笔写的文章都被退回去，重新用毛笔写了送来。”几十年岁月倏然而过，可是生命里经历的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周有光在很多回忆中都提及这样一个故事：学校阅览室的中英文报纸特别多，有一次，周有光那里看报纸，碰巧一位英国老师也在那里。这位老师把周有光和另外几位学生叫到外面去聊天，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老师的这个问题，看报就看报，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一番话让周有光受益颇深，“我后来就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很快就感觉到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是圣约翰大学留给他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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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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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周有光是一个传奇，传奇的另一端——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安平女士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的书，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更成为引人注目的传奇。张家曾是安徽一望族，其发家史来源于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曾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一位重要人物。张家第三代，也就是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出生于清末。受新思想影响，他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开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
张武龄
“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个人拿钱出来办学校，他钱多，外界给他捐款他也不要。”当时有人还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投资教育的张武龄也因此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成了朋友，还聘请许多思想激进的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袭、张闻天、匡亚明等人。不过现在看来，张家的这种长线投资是非常值得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叶圣陶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子女名字都十分有趣，除了都有一个“和”字外，男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宝盖头”——比如宗和、寅和、定和、寰和、宁和，据说这是因为儿子留在家里；而女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儿”——元和、允和、充和、兆和，“儿”字两腿向外翘，意味着女儿都要嫁出去。
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张武龄开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又恰好与张允和同学，张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周有光相识。周有光大学毕业不久，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两人离开苏州去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作为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两人在上海逐渐接触频繁。
张家二姑娘允和热情奔放、性格外露，当年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不仅在学校里是位风云人物，在社会上也小有名气。她的大头像曾被放在照相馆橱窗里做广告，而且还当过杂志的“封面女郎”。
两人谈恋爱时的一件趣事，后来经常被周有光提起。一个周末，他和张允和一同到杭州灵隐寺游玩。虽然是自由恋爱，但两人也不敢手拉着手走，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一个和尚也一直跟在他们身后。两个恋人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他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突然开口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原来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周有光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热恋之后该谈婚论嫁，周有光又踌躇起来，与显赫的张家相反，周家只算得上是小户人家，他给张允和写了封信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性格明快的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热烈而坚定地告诉她所爱的人：“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于是“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的张允和，又成了张家十个孩子中第一个迈进婚礼殿堂的人。
周有光说，有趣的是，三个月后，张兆和也披上了婚纱。而她和沈从文的爱情则是另一段广为传颂佳话。当年，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他开始执著地写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拿了信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岂料开明的胡适不但不以为怪，还帮着沈从文“游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还笑着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斩钉截铁地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没想到，张兆和最终还是被执著的沈从文攻下了“心防”。这里面也有张允和的一份功劳。1932年暑假，在青岛大学工作的沈从文冒冒失失地跑到苏州张家，不巧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去了，“接见”他的是张允和。有些紧张的沈从文留下旅馆地址就匆匆离开。张兆和回家后，不好意思去旅馆找。经不住允和一番撺掇，她最终还是羞羞答答地去了旅馆，又用允和事先教好的“台词”，把沈从文请到家里，两人关系自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沈从文后来总是用他的湖南腔调，拖着长声喊张允和“媒婆”。而张允和每每回忆起来，也忍不住得意于自己的这一角色。
张家是大户人家，四姐妹自然都是名副其实的名门闺秀，但是几个女婿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的权势人家。四姐妹的大姐张元和喜欢昆曲，后来喜欢上了当时著名的昆曲名角顾传玠。虽然顾传玠在昆曲界的地位相当于京剧界的梅兰芳，但“在那个时代，连梅兰芳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大家认为你嫁给一个演戏的人是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大姐结婚的时候报纸上登出来‘下嫁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在当时也不过都是家世清贫、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不过好在张家父亲相对开通，不干涉女儿婚姻。而他们后来都成就了令人羡慕的一个个爱情传奇。
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如今只剩下在美国生活的四妹张充和在。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又喜欢张充和，所以很早就把她过继过来。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她的古文造诣因而比其他姐妹都高，张充和嫁给了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的傅汉思。
周有光曾将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从1933年结婚到2002年张允和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这样一个有如涓涓细流绵长而深远的婚姻，恐怕再少有人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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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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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学生毕业之后通常都到美国留学。周有光当然也想出国深造，可是以周有光的家庭条件自然支付不起这笔费用。不过巧的是，两人结婚后不久，张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亲戚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张父在汇丰银行还有一笔两万元的钱。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张武龄给了女儿张允和2000元作嫁妆。“这2000银元，虽然在当时也是个大数目，可是到美国去读书又不够，到日本去是可以的，这样子我就和我的夫人就决定到日本去读书。”
周有光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那时候，日本有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在中国当时也有一批追随者，周有光便是其中一位。河上肇在京都帝国大学教书，周有光便也准备投考这所学校。可是等他们到了京都之后才知道，就在他们结婚前几个月，河上肇因为“左”倾而被捕入狱。想学经济学没有学成，周有光只好改学日文。“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比较糊涂，因为我读的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跟美国接轨比较方便，跟日本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日本只读了一年，因为张允和怀孕，提前回了上海。”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有光被同学推荐到了银行工作，从而进入金融界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有一天，章乃器邀请周有光到家里吃饭，两人从金融业务谈到国家大事，颇为投缘。所以当章乃器在1935年组织救国会的时候，周有光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我们的银行界的秘密小组在什么地方开会呢？谁也想不到——在中国银行开会。下班了，银行都关门了，我们在里面开会，警车也不敢来。”老人有些得意。他与章乃器的关系，也从业务同行，进而成为政治同道。“那时候我家在苏州，‘七君子’关到苏州，家属来探监，都是先住到我家。所以‘七君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七君子’事件中，假如当局再多抓几个人，我就要被抓了。”周有光回忆。
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周有光始终与政治有一段距离，救国会是他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隐隐有了自己的选择。张允和本人也与章乃器、胡子婴夫妇私交甚好，也许受此影响，原本坚决反对周有光涉足政治的她，不仅自己参与进来，而且后来也为营救“七君子”而四处奔忙。
“七君子事件”很快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得以解决，而整个中国却陷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之中。“留在上海还是去重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在日本留过学，日本人当时经常用这一招，他见你在上海，就来访问你，明天就上了他们的报纸。这样无形之中就把你变成了汉奸。我们想这不行，决定马上就去重庆。”周有光说他工作在身，暂时脱不开身，瘦瘦小小的张允和带领全家老小，一路辗转，逃到重庆。
在日军狂轰滥炸下的重庆的生活，张允和后来回忆起来只有寥寥数语：“这种生死关头，有光又出差在外。命运为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不幸中的万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桠，炸枣子岚桠时我又在七星岗……”可以想见，其身体及精神所受之苦，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道尽。
八年抗战，给周有光与张允和夫妇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一道伤痕。1941年，6岁的女儿小禾突发高烧，一个普通的阑尾炎终因医疗条件恶劣而告不治。张允和在回忆里也只简短地写了：“我的眼泪可能流干了，这次惨痛的事件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从没有再向人提起过这件事……”周有光也极少提及此事。很少写诗的他在小禾去世后，写了一首《祭坟》，最后的一段至今读起来还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抗战结束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银行业急于在战后恢复原貌，派一些人到美国学习。周有光把儿子安顿在苏州老家，与张允和一道漂洋过海，到了纽约。在银行工作的待遇很好，工作之余，周有光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见他每天都去，而且极为认真，还专门留给他一个小房间，任何时间都可以过去看书。周有光记得，爱因斯坦有过一个计算：人的一生，除去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平均大约有13年，而业余时间倒有17年。“一个人是否有成就，决定于他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正好给了周有光一个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先进知识的大好机会。
1948年底，周有光在美国的工作告一段落。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周有光和张允和回国之前，乘坐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从美洲到欧洲、再到非洲，做了一次环球旅行。
1949年初夏，周有光与张允和回到了阔别了几年的上海。不久，周有光所在的新华银行又派他到香港发展业务。在香港，周有光又碰到老朋友章乃器，与这些“左派”打得火热。就在这时，上海方面传出消息：国民党要对周有光下手。银行方面赶紧把消息传给周有光。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还记得：有一天，还在读初中三年级的他突然被母亲从课堂里接出来，告诉他明天就去香港。周晓平还惦记着自己的学业怎么办。国共之战的形势发展之快是谁也没有料到的。5月27号，共产党宣告上海解放。在香港的一家人高高兴兴地马上买回上海的船票。6月6日，他们乘坐的“盛京轮”回到了上海。不过彼时的上海滩也并不宁静，周晓平还记得黄浦江上还漂浮着水雷，一船的人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选择“红色中国”？近些年来，周有光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这种持续不断的追问，也让周有光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几十年前的历史场景，他试着来解释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重庆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任。政协每个月召开座谈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每次都邀请我参加，所以我和周恩来非常熟悉。那时候周总理每次开会都讲：我们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的。当时还选出一批社会知名人士访问延安，毛泽东和他们会面时也说：中国的出路就是搞民主。我们那时候都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自然愿意接近共产党。而且经过抗战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特别爱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很快就回来了。”
回国之后的周有光，到了复旦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教授经济学。不久，曾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经济学家许涤新找到周有光，让他到华东银行兼职。“三反”、“五反”运动很快接踵而至，身边不断有老朋友或旧同事自杀，周有光感觉不妙，后来退出银行，一心在高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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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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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某月的一天，还在学校里教书的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当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奉命北上。会议结束后，胡愈之找到还急着要赶回上海给学生上课的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这里需要人才，请你到北京来做这个工作。周有光连连摆手：“文字学和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这不是我的真正的专业，我是外行，不行的！”胡愈之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服从领导的安排，调到北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自此，他开始正式进入语言文字学领域，人生也走上了另一个轨迹。
“其实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一提起这个话题，老人的兴致明显提高许多。追溯起来，语言文字的改革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中国的汉字至少有3300年的历史，至少有6万多汉字。在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衰落在于教育的不普及。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它们的教育普及大多得益于文字简易。于是当时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也纷纷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用来辅助汉字和普及教育。“语言文字改革在不同时候有不同名称，清末时叫做‘切音字运动’——也就是两个字拼起来，切成一个音。可以说，‘切音字运动’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一个开始。”“切音字运动”持续了20年左右，少年时期的周有光正逢其时，深受影响。“1918年，民国政府推行了注音字母，可是注音字母是汉字形式的，印个名片到外国去大家还是不认识，所以无法推广。”
周有光当年进入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天要求新生注册：每个人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每个人的姓名的罗马字拼写法。“校方叮嘱，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的拼写打上自己的姓名。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读书之后发现，大学里面都是用英文——英文可以用打字机打，可以根据字母建立档案、查找档案，这些功能，当时的中文都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我立刻感觉到中文的不方便——不是不要中文，而是中文需要现代化。这个思想在当时很普遍。”周有光由此萌发了研究文字学的兴趣，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他的主修专业是经济学，副修专业便是语言学。
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被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留苏华侨中推行。1933年传来中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也参加了这股文字运动的潮流中，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有趣的是，周有光原名为“周耀平”，考虑到自己的本专业是经济学，语言学是业余所好，所以在发表与语言学有关的文章时，他都用“周有光”这个笔名——因为他推崇的是明代文学改革家归有光。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除了研究经济学，周有光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一直感兴趣的语言文字学。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制定汉语拼音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有光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人选。
实际上，这一次语言文字改革的发端，还是与国家最高领袖有关。1952年毛泽东访苏时，曾问及斯大林：我们要搞文字改革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你们是个大国，可以自己搞一套字母。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指示要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可是“民族形式”搞了3年，并不成功。后来吴玉章向毛泽东建议用拉丁字母的方案，“后来党中央通过了用罗马字母的方案，所以我们就开始制订罗马字母方案”。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而文改会具体工作则由叶籁士、陆志伟和周有光三个人负责。“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当对外公布我们要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征求意见的时候，一下子来了4000多封信，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提出各种建议。文改会有两个研究室，其中拼音方案室我兼主任，我就提出每一封信的意见我们都要认真看，要用科学方法答复，不能敷衍，这可是一项非常大的工作。”经过一番辛苦工作，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而从两年前开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
“我们花了3年时间搞成了一套拼音字母，人家开玩笑说：26个字母搞了3年，你们太笨了！”老人说着又开心地笑起来。转而他又严肃地说：“今天想起来，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假如当时马马虎虎地搞一搞，有什么漏洞，现在再弥补就很麻烦了。”此后他们又用了3年，把这套拼音方案变成国际标准。
“当年反对拼音的人非常多，态度也很激烈。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连几个字母自己都不会创造，还要用帝国主义的字母？现在没有人反对拼音，可是对简化字还有不同看法。现在港台都用繁体字，有人认为繁体字才能代表中国文化，简化字不能代表中国文化。这个看法不完全对。”对于外界对简体字的一些看法，老人完全不陌生，他耐心解释说，“简化跟标准化有关系。早期一个字有几种写法、甚至十几种写法并不稀奇，那个时候我们写信要用毛笔写，要写得漂亮，而且这个字体要有变化，才显示自己有文化。可是进入电脑时代，需要每个字都要用一个标准。订立标准的时候当然会倾向于选比较简单的字。”
“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老人特地强调，对汉字的简化工作并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身旁的书架，示意找出一本叫《简化字溯源》的书。“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告诉我们简化字是从哪里来的，它都拍了照片，有照片为证。很多简化字古代碑帖上就有了。譬如现在很多人批评，说前后的‘后’跟皇后的‘后’不应该用一个字，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胡闹，中国古代人读的第一本书《大学》里面就用这个‘后’，说明在当时‘后来’和‘皇后’都是同一个‘后’字。”
“季羡林先生生前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谈中国文化的问题。其中有一点他表示反对简化字。他的大意是说如果读古书，就要读原来的版本，而不能用简化字的版本。我的一个学生，他也是大学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读古书要读原来的版本是不好办的，因为《论语》、《孟子》原来的版本是什么呢？是古代的一种文字，那种文字在汉代已经没有人会认了——因为古书是历代都在改编的，每一个朝代都是用当时的字形在书写古书，字形在变，内容不变。所以今天用简化字来写古书，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讲没有错误的。”因为简化字已经推广了几十年，所以在周有光看来，这种争论实际上已无多少现实意义。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一向谦逊平和的周老，很反感别人称他为“现代汉语拼音之父”。“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所以我的孙女儿上小学时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这就是我的写照。”老人开心地笑着，谦虚地打趣自己。
当年离开上海时，周有光多少还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经济学专业。所以他问：“拟订拼音方案要多久？”得到的答复是2个月到4个月。没想到，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经济领域。不过几年之后周有光才意识到，改行不仅仅是专业的改变，也使他无意之中逃过一劫。“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年，就开始搞‘反右’运动，经济学教授当然是重点，因为我们写的文章都是英美的经济学理论。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自杀身亡，他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我的一个研究生王世璋，好得不得了，也自杀了。我因为换了一个行业，就不算过去的经济学旧账。所以我糊里糊涂地逃过了一个‘反右’运动，也算是我的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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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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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按当时的历法，尚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后又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因而被朋友戏称为“四朝元老”。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在年龄一栏里填了“97”，挂号的人大概以为他糊涂了，想都没想，给改成了“79”。老人最不喜欢别人问他诸如怎么能长寿的养生之类话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给医生而不是他自己。年轻时的周有光身体并不好，生过肺结核，还得过忧郁症；当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两人的八字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结果张允和以93岁高龄去世，周老现在107岁依然健康。他笑呵呵地说：“不是算命先生算得不准，是科学进步、医学进步，所以我才能长寿。”
周有光的家在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座很不起眼的楼房里。房屋的简陋和他在外界享有的“名气”似乎颇有落差，但老人丝毫不介意这一点。“我所处的时代是动乱时代。我一生经历了三次倾家荡产。我的曾祖父原是清朝做官的，退休还乡后在家乡办工厂，是常州第一批办厂的实业家，办了好多布厂、纱厂，还有当铺。结果太平天国军——那个时候叫长毛，他们来的时候，把我们家的东西烧光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这是第一次家里面破产。抗战期间，我们逃难去四川之前，把苏州的老家交给一位老工照管，说我们最长三年回来。结果没想到，一待就是八年。再回来时，老工早就不知下落。家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却还有另外人家住着，还问我们找什么人？这是第二次破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房子也被造反派占上了。一直到林彪死后才回来，发现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家有三次真正的破产，今后经历什么都无所谓了。”
走过那样一个充满动荡与不安的世纪的人生路，得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提起那些往事，老人总是感慨连连。“我这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就是抗战八年在重庆。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也已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我们今天根本无从体会。
而他经历的另外一些故事，又像是烙着鲜明时代印迹的一出戏，品起来不知是悲还是喜。上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一天，周有光到剧院看戏，随身带着一个小望远镜，是儿子小平从苏联带回来的。看戏的时候身旁的观众偶尔向他借这个望远镜，周有光不假思索地递过去。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有光发现大家都往他身边的那个座位上看，他还很是纳闷地问：“你们在看什么人？”回答竟然是看溥仪。“溥仪就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我后来开玩笑说，早知道‘皇帝’坐我旁边，我就把望远镜‘贡’给他了！”周有光又大笑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粮票非常紧张，周家也不例外。“人家说你是政协委员，你和夫人到政协去吃饭不要粮票，家里粮票不就够用了吗？我同我的夫人就经常到政协去吃饭，我们吃饭的旁边坐了一位老先生同夫人在吃饭，这位老先生就是溥仪。‘皇帝’缺少粮票，现在听起来像笑话一样，那个时候是真的事情。”老人感慨地说，“从皇帝到普通老百姓，溥仪后来的确是改造得挺好的。他跟我也很谈得来的。”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先生一起看守高粱。“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四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两个人一连看守了3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也没有人的影子。所以到了第四天，两个老头索性就放胆躺下，海阔天空地开始谈论起来。有一次林汉达若有所思地问周有光：“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林先生大笑起来，他告诉周有光，有一次问一位扫盲班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那为什么又有个“女”字旁？学员回答：女人用的东西嘛！谈起起劲，两人坐起来，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纵观周有光的一生，不难发现自年轻起他就秉持了这样一个开朗豁达而又淡定超然的性格。这固然有遗传自活到96岁的老母亲的原因，周有光认为更重要的是后期的自我教育与修炼。“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的这句话，也是周有光老人的座右铭。
“一个人的大脑里有两套系统，一个是逻辑系统，就是思维能力；一个是记忆系统，记忆能力。这两个系统不一样的。我呢，记忆系统不行了，好多原来知道的东西现在都忘了。可是思维系统还没有坏。为什么没有坏？据心理学家讲，因为我一到年纪老，我都在看书写文章，要动脑子，动脑子呢，脑子就不容易坏，因为中国旧的讲法是，年纪老了，不要动脑子了，要保养了。其实刚刚相反。现在新的讲法是，年纪老了要动脑子。动脑子可以保持健康，特别是老年人可以长寿。”老人悠然地谈起自己的心得。前些日子老人又写了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新观点：“要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也许只因为有这样一颗永远不放弃思考的大脑，他的心灵深处才永远拥有一个独立与自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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