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囧途：少主被捕幕后的财阀之冬
李在镕最终被判有罪或许不算是新闻。问题在于，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财阀巨头，以及它们赖以“野蛮生长”的政治环境和管理模式，已经陷入了成本大于效益的囧途。
2017年3月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三星财阀“太子”李在镕向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行贿一案。根据特侦组的指控，李在镕在2015年的第一毛织株式会社与三星物产会社合并一事中，曾涉嫌向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约合2.56亿元人民币），以促成手握三星物产大量股份（由国民年金公团持有）的韩国政府批准这笔交易。他同时还被控挪用公款、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和隐匿不当得利，以及在2016年末关于“亲信门”丑闻的调查中作伪证。整个庭审预计将持续3个月，如果李在镕的罪名成立，他可能会遭遇5年的牢狱之灾。由于其父李健熙在2014年已经罹患心脏病无法办公，三星集团在近期将暂时失去掌门人。
Leearrested in Feb 2017：2月17日，李在镕在随员和特检组成员簇拥下前往首尔拘留中心报到。当天早晨检方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
48岁的李在镕在2月17日被警方带离位于江南区的1200平米豪宅，关入首尔拘留中心一间6.6平米的拘禁室。每天他将“享受”到三顿成本不超过1.3美元的餐食，一星期有一次洗热水澡的机会。海外舆论对此多少会感到惊诧：尽管三星集团的“政商一体”传统和黑幕重重的台下交易早已不是秘密，并且李在镕的祖父、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和父亲李健熙都曾面临过严厉的司法指控，但“太子”李在镕本人却有着不错的公众形象。
拥有美国留学背景、作风随和的李在镕曾被视为改革旧财阀体制的希望。这是他在三星电子总部会见谷歌CEO拉里·佩奇（左三）
这位肄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博士班、曾经修读历史系的三星电子副会长与其父李健熙的霸道管理风格截然不同，平易近人、尊重女性，常常将“转变思维”和“创新”挂在嘴上。在韩国政府着力推动的传统产业转型进程中，李在镕的表现相当活跃，曾出资500亿韩元筹建大邱“创新经济革新中心”。但特侦组揭露出的种种幽暗细节显示：无论是西方教育背景还是个人的良好私德，都无法改变李在镕作为三星财阀唯一男性继承人的天然宿命。为了避免承担总额可能超过6万亿韩元的遗产税，他必须像祖父和父亲一样从事违法交易、贿赂总统亲信、对公众和小股东撒谎，只为将三星集团那张由复杂交叉持股构成的蜘蛛网的中心转移到他个人身上。最终，“太子”也不免步李氏家族前两代人的后尘，卷入法律纠纷，乃至最终入狱。
要理解李在镕的行贿动机，必须理解韩国财阀（Chaebol）模式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首先，这类大企业的经营范围、雇佣员工总数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往往相当铺张，在一些行业甚至形成准垄断态势，从而使政府不得不与其构建利益共同体。执政者或者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以财阀作为实际执行者（例如“汉江奇迹”时代），或者通过批准违规业务、破产豁免以及给予法律特赦等庇护方式换取财阀的资金、影响力支持（民主化之后大体如此），从而形成政经一体、财阀“大马不倒”的格局。卷入“亲信门”丑闻的三星、现代、LG等八大财阀的资产相当于2016年韩国经济产出的2/3，仅三星一家就占据了全国企业总市值的30%。而中小企业在融资环境、薪酬水平和社会认可度方面远不及财阀巨头，最终的结局要么是被老财阀收购、要么在最初的冲击过后悄无声息地走向消亡。这也是韩国初创互联网企业在21世纪初表现萎靡的重要原因。
位于首尔江南区的三星电子会社总部“三星城”
其次，韩国《商法典》允许企业之间交叉持股，以及建立金字塔式的层级股权控制模式，这为创始人家族以较少的持股额层层“撬动”巨大规模的资产创造了条件。以三星财阀为例，理论上其三大核心子公司三星电子（总资产约262万亿韩元）、三星生命保险（总资产约224.5万亿韩元）和三星物产（总资产约23.4万亿韩元）都属于业务独立的上市企业，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总公司”。“皇帝”李健熙和“太子”李在镕在三星电子的直接股份仅为5%左右，公司主体资产已在首尔、伦敦和法兰克福上市，有55%的股权掌握在美国资本集团、黑石顾问等海外投资者之手。但李氏父子同时又是三星电子的最大单一股东三星生命保险（持有7.43%的三星电子股份）的实际控制者，并通过家族旗下的非上市企业爱宝乐园持有三星保险19.3%的股份（李氏父子所持的爱宝乐园股权接近30%，李健熙尚直接持有三星保险20.8%的股份），而爱宝乐园又是三星电子旗下信用卡公司的第二大单一股东，如此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交叉持股网络。通过爱宝乐园—三星保险—三星电子这个三层金字塔架构，李氏父子不仅得以在直接持股较少的情况下实现对企业的长期控制，而且大大提升了拆分集团架构的成本，迫使投资者和政府不得不容忍这张含混而臃肿的巨网长期存在。
但这一模式依旧存在一项名门：假使李在镕希望以接受赠与或者继承遗产的方式合并父亲李健熙手中的股权，必须缴纳巨额遗产税。降低成本的办法是在交叉持股企业之间进行“交易”，通过形式上的并购交易或者企业拆分实现控股权的避税让渡。例如在2008年，李健熙曾经以爱宝乐园和三星SDS的部分股权为抵押发行可转换债券，再将债券低价出售给李在镕及其两个妹妹李富真、李叙显的企业，如此便在事实上实现了股权移交，还偷逃了超过1000亿韩元的税金。而导致李在镕被捕的三星物产合并案同样如此——2015年时，李在镕是第一毛织会社的最大单一股东（持股23.2%），同时也持有三星物产4.1%的股权；这两家公司在三星财阀的金字塔结构中属于上游方，其股权结构将直接影响到下游的三星电子的实际控制权。
李在镕的操作手法是尽量低估三星物产的价值，以牺牲该会社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达成合并股权的目标。当时持有三星物产7.1%股权的美国知名对冲基金公司埃利奥特资本一度对报价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时，李在镕不惜向手眼通天的崔顺实行贿，接连向其运营的K体育基金会和其女郑宥拉提供巨额资金“奉献”，终于推动三星物产大股东、由政府控制的国民年金公团批准了这笔交易。而年金公团因此蒙受的损失，却要由全体国民来买单。
李在镕之父李健熙（右二）在2008年曾因卷入非法股票交易案被判刑，但一年后就被时任总统李明博（左）特赦
从集团创始人李秉喆1966年的糖精走私案，到第二代掌门人李健熙2008年的非法股票交易案，再到李在镕的行贿案，一部三星财阀的崛起史，同时也是韩国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商一体模式的鲜活写照。以财阀企业为核心规划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外向型经济模式，曾经是韩国在上世纪60到90年代实现“汉江奇迹”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政商一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企业“绑架”的现象，虽属异常，仍能够以“时代所限”作为解释。然而在信息产业成为潮流的年代，“大马不倒”的巨型财团雇员数量已经达到规模极限，对拉动就业再无帮助，同时投资决策却被落后的管理体制人为扭曲及劣化，并将大量金钱投入到兼并中小企业以及维持政界和媒体的“朋友圈”中，这在民主原则和商业逻辑上都已经和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但李秉喆和李健熙依托“朋友圈”，在每次法律纠纷中皆能全身而退——李健熙的岳父洪琏基曾是韩国第一大报《中央日报》的早期社长，后来担任过朴正熙政权的法务部长；妻兄洪锡炫在卢武铉时代担任过驻美大使，曾为三星财阀向政界输送献金充当过中间人。而李健熙的夫人洪罗喜除去身为知名艺术品收藏家的身份外，还是佛教派别“圆佛教”最大的捐款人。通过绵密的亲属关系网，三星集团逐步成为了韩国各大报纸、电视台甚至公检法官员的金主，并屡次高薪延聘卸任司法官员担任集团顾问，任何违法勾当都可以被轻易洗脱。
李健熙在2008年的非法交易案中一度被判处3年徒刑、缓期5年执行，但在2009年被李明博总统以帮助平昌申奥成功“有功”为由加以特赦。而李在镕迄今为止始终不承认在行贿案中意图谋取私利，只是宣称自己遭到了政府的“逼迫”，仿佛三星财阀一直是青瓦台政治的受害者。无怪乎当独立新闻网站“News Tapa”（打破新闻）在2016年曝出李健熙的召妓丑闻后，曾经愤怒地评论道：“李会长将自己视为超越法律和伦理的存在，肆意摆布与滥用有如皇帝一般的权力……这样的财阀病态现象，不只是韩国的经济，连政治、行政体系与媒体都受其腐败而逐渐麻痹。如果不能果断除治此种财阀行径，我们就没有未来。”
拥有50万雇员的三星集团，其旗下关联企业的资产规模占到韩国企业总市值的30%，李氏家族三代人也得以通过交叉持股模式成为韩国经济事实上的控制者
而在财阀“大马不倒”、资产规模继续膨胀的这10年，韩国本身的平均GDP增长率已经下滑到不足3%，其中央银行也将2017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了2.6%，家庭债务总量高企、年轻人就业不足等痼疾却没有丝毫解决的征兆。受东亚安全环境影响，在韩国经济构成中占据最大单一份额的出口贸易总额持续下滑；而素来以“最强追赶者”自诩的三星电子，在2016年也爆出因新款手机GalaxyNote7的电池设计过于激进、导致多起自燃事件的丑闻，不得不全面终止销售并召回该款机型，损失预计超过17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说，韩国经济的危机，恰恰是传统财阀模式已达效能阈值、无力再做突破的直接结果，且负面效应仍在延续。
以政府扶持的大企业为中心的“汉江奇迹”曾是韩国得以崛起为全球第11大经济体的关键，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模式已经达到效率上限，弊端却日渐暴露
同样经历过“财阀至上”年代的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由于经历过盟军占领当局的强制拆分，被迫探索出了一条隐性成本更低、决策流程更科学的发展路线。尽管这种拆分远称不上彻底，但的确推动了大企业部分摆脱固化的政商关系网和单一的家族继承模式，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媒体环境的自由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日渐透明，也使商界向政客的金钱输送可以迅速被公之于众，从而使主事者不得不有所收敛。
相形之下，奉行男性继承制、关系网又更为铺张和绵密的韩国财阀仿佛还停留在丛林时代；而且由于政界通道关于“敞达”、舆论环境又被控制，反过来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即使是兴师动众的“亲信门”调查，也未必能撼动三星财阀的基础；而现行《商法典》允许入狱者继续遥控企业的规定，决定了李在镕即使入狱，依旧能从容完成股权转移和行使最高决策权。但沉浸在“亚洲小龙”之梦中已有30余年的韩国政府和民众的确应当认清一种事实：昔日缔造过经济奇迹的财阀“大马”，如今已成为窒息活力的毒瘤。在世界经济形势面临动荡的2017年，倘若不主动寻求改变，韩国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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