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海上名媛严幼韵的世纪人生
据悉，5月25日，著名外交家顾维钧遗孀严幼韵女士于纽约家中去世，享年112岁。
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
本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6期。
严幼韵的女儿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口述◎杨雪兰 记者◎李菁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曾是怎样有名。198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幼韵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万两金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家是个大家族，严家出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张伯苓称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亲考入沪江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颇多清规戒律，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去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校方专门挑了几位毕业于复旦的百岁老人，还出了书，其中一位就是母亲，校方把母亲当年入校时的照片送给我们作纪念，母亲收到后特别高兴。
1932年，丰姿绰约的严幼韵
那时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凤毛麟角，而家境阔绰又新潮时尚的母亲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家里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服，我小时候对母亲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羡慕。母亲注重装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岁了，还经常让我帮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说拿出来可以做古董了。
母亲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很多她在复旦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爱的花”这个绰号后来不仅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母亲成了当时最时尚人物的代表。
严幼韵驾“84号车”到复旦
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里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礼的近千人。
我的父亲杨光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
1929年，严幼韵与杨光泩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原本住在马尼拉一个条件很好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全都集中到了马尼拉宾馆，我们三姐妹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带着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时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给她当床。那年我只有6岁，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1942年1月，日军占领之前的马尼拉
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将军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华侨需要我。”身为总领事的父亲，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募捐。另外，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大量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于是不顾国际法，将父亲与使馆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父亲他们起初被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里，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见生病的父亲，把药灌在白兰地的瓶子里。没多久，父亲他们又被投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这座西班牙人建的监狱就在河边，每天河水会涨起来漫到监狱里，其实就是个水牢。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外交人员，我们于是又半含希望生活着。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此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父亲拒绝，一直睁眼直视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
跟父亲一同遇难的还有使馆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最小的一位仅23岁，新婚不久派出来的。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父亲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父亲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菊花台，并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父亲被抓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我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我们姐妹3人原来每人都有一间卧房，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时，正赶上战争爆发，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们母女4个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一住就是4年。
母亲很了不起，虽然她以前是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但失去了父亲这个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她感到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使馆家属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也会有各种矛盾，什么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母亲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而且后来还带着这么多口人几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亲张罗的。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也从来不去抱怨什么。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有花园，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母亲带着我们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己制酱油、肥皂。她自己也没有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维持生计，母亲自己还要不停地变卖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但母亲也从来不把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战前我们还有一个管家，很严格地管我们的起居、饮食，战争开始后母亲“接管”我们，我们反倒觉得完全自由了。所以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苦。
严幼韵的次女杨雪兰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姐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记得战争快结束时，有一天她带着我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在尽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我们。
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在海上漂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问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工作，这位朋友说，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亲还是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母亲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离职。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
母亲终生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母亲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前段时间每隔几个星期去修一次牙。结果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听了消息，我们都很沮丧，但母亲却安慰我们说:“我很幸运，因为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严幼韵和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母亲很早就认识顾维钧，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顾先生的帮助。顾先生很年轻时就从事外交工作，其实“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淡薄，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亲结婚以前，顾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那时他没有家，住在旅馆里。可能是长期没人照顾吧，我们见到他时，他非常瘦，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个人专门站在他身后，随时递上一块餐布服侍他，起初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随意的。
顾维钧为严幼韵戴上结婚戒指
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动脑筋想，怎么庆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后来成了我们家除了圣诞节、春节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一年我们全家去滑雪，他和母亲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时，看到他带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跟我们一起滑雪去，后来《时代》周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母亲知道顾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先生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虽然二十几岁就身居高位，但顾先生从不倨傲，即便对司机、服务生，也都很和蔼。他在我们面前也极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偶尔会讲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联合国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日本人对他防范很严，阻止他进入东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车上放炸弹相威胁，情形十分危险。他还是顶着这些危险，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
顾维钧先生92岁生日
所以晚年他和母亲的结合后很幸福。顾维钧先生后来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回忆录，这与母亲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唐德刚先生为他做口述史时，他正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唐德刚利用他每年回纽约度假3个月时间，每天来访问4小时。而顾先生在做外交官时，每天写日记，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套共13卷、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
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22点左右，他还问母亲：“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最终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未加入美国籍，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到离开。
顾先生去世后，母亲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今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终于魂归故里，为他、也为母亲，圆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吧。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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