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 | 写一个可爱的故事，让孩子看了欢笑，大人看了叹息
对七八岁的孩子而言，如何将他们从对自我的关注引导到对周围人的关注，如何从个体的人转到社会的人，在中国的教育里一直都是被忽略的问题。应该有更多的作品写这个问题。
在读《海龟先生》的时候，我想到麦克尤恩的这句话。
“我们之所以喜欢童书，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读这些书时的快乐，这跟文学关系少一点，而跟爱的关系多一点。”
这是他在《梦想家彼得》的序言里写的。他怀疑成年人对儿童文学的喜好，多少带着点叶公好龙的意思——“我一直觉得这种热情有点过于渲染，甚至是太急切了。”
所以，在写《梦想家彼得》的时候，他觉着这样也许更好：忘了我们伟大的儿童文学传统，为成年人写一本关于儿童的书，用的是儿童也能理解的语言。
对程玮而言，《海龟先生》的本意是要为低幼的孩子们写一个欢快的闹剧，但每一个看似欢快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很大很沉重的故事，孩子也许看不懂，大人却能读出一种成人生活的沉重，笑的时候就会带一点泪。
我毫不怀疑，她是带着一个成年女性对孩子天然的爱，来写《海龟先生》的。
对她而言，写作大概并不比生活更重要。她成名于80年代，是当时国内最有才情的女作家之一，却在事业巅峰期说走就走，因为“想写的都写完了”。之后，她在德国生活十几年，彻底将写作放下，“应付一份工作、一个家庭，已属疲于奔命，心灵没有多少自由的东西”。
重新开始写作是在2007年，儿子高中毕业、离开家以后的第二年，才真的松了一口气，又可以安静的读书，写东西。
去年，我读到她的《周末与爱丽丝聊天》，德国老人爱丽丝谆谆教诲中国少女米兰，教给她关于美、关于金钱、关于亲情、关于礼仪、关于爱情，关于怎么跟朋友相处，怎么跟陌生人相处，怎么跟世界相处…….
米兰初见爱丽丝，是在爱丽丝的花园里。“她的头发是银白色的，穿着绿色的上衣，绿色的裙子，整个人看上去像一株植物。她看上去已经很老，但她的眼睛很亮，让米兰联想到深夜天空里闪闪发亮的星星。”
我在心里想像着，程玮大概也是把自己活成了爱丽丝的样子。直到今年五月，在金华见到她，发现她比爱丽丝有趣多了。
优雅、率真、安静、又带着孩子气的幽默与欢快，与她的文字给人的感觉竟是如此的契合。
在《海龟先生》中，她的叙述一如既往的从容不迫，那是一个女性经过了岁月的锤炼之后才能具备的掌控感，但叙述的声音明明又是属于一个七岁小男孩的，天真纯净，发乎自然。
她笔下的多莱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呆萌、忠厚、一派天真，而他的同桌娜苗，古灵精怪，是全班最聪明的女孩，有点像中国少儿界的赫敏。
还有毛毛，全班最小的孩子，经常提一些让孩子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比如他问那位抱怨孩子们成绩不好而觉得丢脸的海龟老师，“我们考不好，为什么会丢了你的脸呢？”
多莱和娜苗之间有那么一点少年恋慕的情怀：“一段又爱又恨的关系，男孩与女孩互相喜欢，男孩崇拜女孩，女孩喜欢骂骂男孩，但也是为他好。男孩被骂了以后也不生气，或者气过了就好。”
有点像“我与小姐姐克拉拉”。
《我和小姐姐克拉拉》是她几年前翻译的一套童书，是德国作家迪米特尔•茵可夫的作品，描写了一对小姐弟之间的故事。小弟弟呆萌，小姐姐鬼精灵。弟弟对小姐姐很崇拜，但有时候也有不服气。他们之间每天都发生各种小争小斗。他们有时是同盟，有时是对手。他们互相揭短，互相捣乱，犯了错误大难临头的时候互相抵赖，但最后总是互相原谅，重归于好，亲密无间。
这套书她翻译的特别开心，每天“一边翻译，一边打字，一边笑——呀，这个故事多好玩。我想，如果写一个让孩子读了开开心心的东西，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
《我和小姐姐克拉拉》曾经被德国教育家称为“世界上最可爱的书”。而程玮对它的喜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教会孩子一种最可贵的品质：与人相处，为他人着想。
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的孩子最欠缺的。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写一种儿童与成人世界的交流，沟通和妥协。“儿童的成长是很艰辛的，童年的时候，他学着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等他渐渐长大了，他试着投身这个世界，还想改造世界。等碰了很多钉子以后，他学会与世界妥协。”
“七八岁的年龄，正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阶段。一个小孩子长大了好还是不好，这是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她要逐渐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之前，他是一个幼儿，家长对他没什么要求，吃饱睡好身体健康就是好孩子；但到七八岁的时候，对他们身体的关注，开始转移到‘学生’的身份，他们的任务不再是长身体，而是学习，将自我中心式的关注，转移到对成人，对朋友，对周围世界的关注。他要开始注意到老师同学对他的看法，要学会在一个团体里表现自己，获得别人的好感。”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而言，如何将他们从对自我的关注引导到对周围人的关注，如何从个体的人转到社会的人，在中国的教育里头，在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里，都是被忽略的问题。应该有更多的作品写这个问题。”
她说，多莱是她精神内核里的一部分。
“一种内心的敏锐和敏感我是在少女时代才形成的，童年时代，我属于那种没有心眼，没心没肺的孩子。”
“我有一个姐姐，小时候无论好事坏事都有她挡着，我是那个整天跟在后面混混的。不会被家长打，也不会被骂。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姐姐觉得天大地大，受了侮辱轻视，但我一点都不明白，人家不是对我们很好嘛？”
所以，她更愿意从多莱，而不是娜苗的眼睛去打量世界，哪怕这个世界看起来有点雾里看花，懵懵懂懂。但正是这点懵懂中的澄澈，才真正可贵。
《到海滩去》，若从老师的角度来写，就是一个绝地抗争的悲剧。
《十字路口的汽车》，雷老师在十字路口的一番强词夺理，可以写成一篇时代病的论文。
《天上的声音》里，多莱和贝奇因为“一个男人可以有几个女朋友”的问题打架，若从雷老师的角度写，何尝不能写成一部《我的前半生》？
但在多莱的眼中，都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写《海龟先生》之前，她曾经回国调研，参观了好几所小学，最大的感受是沉重——对老师、家长、孩子，压力都很大。
“中国的孩子，物质条件高度优越，人格上却是彻底被忽略的。家长考虑的是生活上的各种满足，老师考虑的是功课，唯独孩子内心的渴求和要求，他们是不大考虑的。所以，孩子们没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去思考去发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被装到了一个模式里去。以后出来的很多很多孩子，也都是一个模式。”
她想写一个轻盈的故事，但现实不断的要将她拉向地面。
在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专门为《海龟先生》召开的研讨会上，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在《海龟老师》的轻，与中国教育现实的重之间的强烈不平衡。
很多人质疑她的海龟老师不够“海龟”，为什么不能给小学教育带来更多的变革？
“当时写海龟老师，其实我心里是有点悲催的。这个海龟老师其实是已经回到中国，过了几年以后，他已经丢失了好多东西，如果他把海外的一套全部带回来的话，那么在中国，一个学校三个月都待不下去就会被请走。”
“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一直在德国住，回来以后前三天过马路肯定过不好的，总是东看西看，然后过了三天以后，我身手矫捷，比什么人都会过马路。我想海龟老师也是这个样子，他学了一肚子理念，但是他回来之后，在他找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一瞬间，他已经明白，学校希望要怎样一个老师。所以他所有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讲起来是蚂蚁撼树、螳臂当车、杯水车薪，他想做一点好事情，他想要改变这个东西，但是他的力度是很有限的，而且他也会做很多的妥协，对整个大的气候的妥协，正因为这样的妥协，才有了海龟老师这样一个形象。”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童话”。（如小学特级教师周益民先生的评价：“我恍惚觉得这其实是个童话，道出了我们想要的那种童年生活。”）
雷老师代表了一种理想，虽然他还年轻，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他尊重孩子的人格，接受每个孩子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强制的约束到某个模式里。“一个老师答应你的事情，不能反悔，而是要做到底。因为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能随便许个愿无所谓，到时候就不认了。”
同样，多莱的童年也代表了一种理想，虽然这个理想里，孩子终究还是去不成真正的海滩的。
在那场最终没有成行的海滩露营的最后，他想象着和雷老师真的坐在一片安静的蓝色大海上，“我们真的是像青蛇白蛇那样会变来变去的海龟。如果我们愿意，就上岸变成人，像正常的人那样吃饭睡觉；如果我们有烦恼，不乐意做正常人了，我们就可以回到大海里，像真正的海龟那样游来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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