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菲佣，先正三观吧

中国与菲律宾就开放5城市菲佣就业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火热讨论。家政人员担心饭碗被抢，中产阶层抱怨1.3万元的工资，富裕阶层呼吁有竞争才能得到好服务。可抛开这些表象，大家都似乎没有关注到外籍家庭佣工这种特殊的签证是否适合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以及它背后的道义责任。

提到菲佣，很多人首先抱怨抱怨的是国内家政人员地位过高，“主仆不分”，抱怨国内阿姨的称谓和一桌吃饭的习惯。可在香港政府中文官方文件中，外籍家庭佣工被称为“家庭佣工”，避免了“外籍”。在英语官方文件中，政府会用“Foreign domestic helper”来形容他们，而非“worker”。我们对菲佣的称职、勤谨、本分津津乐道，却忽略了他们本身也是一种职业，本该受到和所有职业一样的尊重和保护。尤其在我们这个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国家，普通人家都渴望家中有“佣”，还用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帮工，无疑背离了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观念。

全世界，似乎只有东南亚的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华人地区有这种签证。在香港，家庭收入高过1.5万港元的家庭都有资格申请外佣，使曾经大户人家才有能力享有的佣工成了平常百姓的福利。说是福利并不过分，雇主虽依规需要为菲佣提供独立居住房间，免费膳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似乎是很难达到的要求，可颇有家庭在卫生间给外佣搭一个临时性床铺。而薪酬方面，香港政府只规定了最低薪资标准，去年10月开始，外佣最低工资为4310港元，约合人民币3712元。最低工资每年调整，大约每年涨薪100元港元。可这个收入和香港人平均收入比起来，只能算一个零头。家家有佣人，繁重的家务劳动以极度低廉的代价找人解决掉，岂非是福利。在新加坡，外佣最低工资为570新加坡元(约合2826元人民币)，比香港还低很多。而新加坡人均国民产值比香港还高，这个福利岂不更优厚。

当中国开放菲佣的消息传出，反应最激烈的正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两地，就是因为它们是获得外佣福利最多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和新加坡人口加起来也就1000多万，周边国家人口众多，一个印度尼西亚就有两亿多人。这些国家收入还不足它们的十分之一，这给予两地以极大的优势赚取贫富差距的红利。可全世界范围内，开放外佣的地区极少，同处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就没有此类签证，每年都会有多个家庭因非法雇佣了菲佣受到处罚。一些韩国富裕家庭不惜犯法也雇佣菲佣，就因为他们望子成龙，希望菲佣帮助孩子提高英语水平。亚洲创富领头雁日本也无此类签证，提起家里请外人住家做家务，日本主妇首先会认为很尴尬、不可思议。农产品价格奇高的日本和韩国更加注重的是在国家内部均贫富，怎么可能把家务劳动外包出去。日本的确也有很多外劳，但那是普通工作签证，而非仅限于家务劳动的一种。

在这个血汗工厂频遭讨伐的全球化时代，即使在香港，有关外佣引发的道德争论也如影随形。对菲律宾等东南亚欠发达国家，输出家政人员无疑带来了宝贵的外汇收入，外佣赚钱的收入远超过家乡，这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人员流动的动力。但在香港，法律的强制外佣与雇主同住，这就使他们的工作时间可能远远超过法定工时，雇主们未免不是参与全球化剥削系统的一环。而一个所谓“好”的雇主，很可能意味着一次次合同续签，外佣一次次丧失与家庭团聚的机会。看似合理合法、理直气壮的雇佣关系中，掺杂着多种资本的原罪。当年为了缓解菲律宾的经济困境，菲律宾政府试图通过输出劳动力，利用海外劳工的汇款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意识到输出外佣并不是光彩的事，开始严格限制了。

对于我们这样世界人口最多，未来也是中产阶级最多的国家，开放外佣应该慎之又慎。虽无需顾虑到香港和新加坡雇不断菲佣的溢出效应，却应该把国内的就业、未来家政产业升级乃至弥合贫富差距通盘考虑。

那么多发达国家不去攫取的红利，我们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何必急于争取。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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