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三十二》《鬼乡》,这个“禁区”总得有人进入
上映的第二天,《二十二》单日票房达到1340万,成为内地首部单日票房破千万的纪录片。这个数字大概是让当初众筹的人意想不到的,他们起初只是希望这个片子能够成型、上映。至于票房,那都是后话了。
影片的叙述克制、平淡、隐忍。“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以前是有胡子的。”一位老太太看着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轻描淡写,不露痕迹。好像什么故事都没说,没有暴行的细节,也没有身心挣扎的绝望,所有残忍画面的展开,都在那一句句“不说了,不说了”戛然而止。这也是导演郭柯的初衷,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时间可以改变任何东西,抹平一些东西,伤痕肯定还在,但为了生活下去,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
所以,我们看到的影片是一种状态的呈现,她们就是一群普通的八九旬农村老太太,生活朴素拮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打水、做饭、洗衣。大多数时间搬个凳子,佝偻着身子坐在房前,偶尔跟孩子们玩一玩,喂喂村里的野猫,但大多数时间,只是坐在那里,没人知道她们在想什么。
韦绍兰老人
在上一部《三十二》里,导演完整地讲述了韦绍兰和他中日混血的儿子的故事。但这整个过程是让老人疼痛的,揭开旧日的伤疤,一点一点展现在别人面前,甚至全国人面前。摄制组曾透露,他们采访过的这些老人,每次在摄制组采访完走后,她们几乎都要把自己关起来几天,再独自把这些记忆码放好,独自疗伤。导演害怕拍纪录片变成了消费这些经历的伤害,因此,与《三十二》相比,《二十二》才更加平淡日常。
《二十二》拍摄现场
当这样克制的表达收获一致好评与致敬时,我们又如何忍心回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残忍的历史怎样揭开都是痛,那就不揭了吗?导演郭柯权衡出了一个伤害最小的方式,将对受害者的伤害降到最低。但是,作为普通观众的我们,或许可以在这面镜子中,看到更深更多战争和人性的污浊,它本不应这么平淡。折射到如今,也不显过分,比如曾经唾骂这些老太太的周遭群众之于如今围观猥亵女童的群众。不一样的时代,却是一样的冷漠。
其实,大多数人不愿意直面“慰安妇”这个话题,被称为“慰安妇”的受害者,或称为“性奴隶”更为贴切。它太过沉重和惨烈,当脑袋出现一秒那样的画面时,就会本能性地让自己逃离出来,不再去想,这是个“禁区”。
去年,韩国电影《鬼乡》的上映也是出乎意料的火爆,题材同样是慰安妇,拍摄同样是依靠众筹。影片用了两条线索穿插讲述,一条是1943年被日军侵犯的韩国慰安妇的故事,一条发生在1991年,其中一位逐渐老去,恰好遇到一个被强暴而精神失常却意外获得通灵能力的年轻女孩。这是一个很超现实的故事架构,也因为两条线索的叙述,影片看起来总是有些混乱。可以看出,导演也在努力做到克制,慰安所里残暴的画面并不多,点到为止,但仅有的镜头仍是歇斯底里的。
《鬼乡》剧照
“我的下身!我痛苦地扭动身躯,侧向蜷缩在床上,仿佛疼痛能减轻一点。这是地狱,我再肮脏的床上曲起身体,绝望地想。我刚刚十三岁,这一天里我经历了多么难以想象的暴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有力气哭,但我面对自己,失声抽泣着。我只觉得厌恶、仇恨和恐惧,浑身是伤。我的嘴唇被咬破,阴道不断出血,止不住地想要呕吐。我不再相信眼前的世界了。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待我。”德国学者鲁特·哈罗在半虚构小说《慰安妇》里这样描述一个13岁的女孩被扔到慰安所里第一天晚上的心情,这一天有15名士兵来找过她。在《鬼乡》里,导演用了一个50多秒的长镜头,以上帝视角俯瞰每一个房间里日本人施暴全过程,镜头可以一直延伸下去,好像多久都拍不尽这些罪孽。
战争结束后,对于活下来的受害者,又陷入另一种长期的精神折磨。《鬼乡》里有一个细节,1991年韩国政府公开接受慰安妇幸存者的举报,这位老太太(英熙)去了,她很纠结,偶然听到年轻的工作人员背后的议论:“哪有人会来啊?就算有,也有点‘那个’。除非疯了,谁会说出那样的过去。”这话戳得太重了,平日温和的老人瞬间就爆发了。这是20世纪90年代舆论的一个缩影,直到今天,依然会存在这样的声音。
《鬼乡》剧照
《二十二》、《三十二》、《鬼乡》这样的纪录片、电影的出现,就是带领更多人走入“禁区”,削弱那些带有偏见的、冷漠无视的声音,这也是超出电影本身的意义所在了。
战争从来不在乎受害的一方是什么人种,在每一个“种族清洗”的计划中,强暴女性都成了战争的另一种武器,无论是1945年苏军到达东普鲁士和柏林时,还是在越南的美军作战行动中,韩国人或中国人。“胜利的一方必然要凌辱战败一方国家的妇女”,日本人会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宣布投降后,日本政府甚至招募本国民间女子为美军提供性服务,“东京银座曾梳理巨大广告牌‘告新日本女性书’,上面暧昧地写道:‘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紧急设施之一端,我们寻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在顶峰时期,日本约有这样的“慰安妇”7万人。所以,在这样战争观的世界里,权力成为侵略一切的筹码,女性也就成了妥协权力的牺牲品。
随着黄有良的去世,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老人已无一在世。她们在这个“禁区”的桎梏下生活了一辈子,直到去世也没能走出来。所以,需要我们走进去,否则,若干年后,就真的无人问津了。
8月12日,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PS:最后想说的是,抛开身份,《二十二》反映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这个社会该如何对待一个普通的、年迈的、难以自理的、经济困难的孤独老人?日本女孩米田麻衣经常看望的海南老人常年独自生活,艰苦而无助,韦绍兰三个月90元的救济金,只能买最便宜的白菜。领着低保的她们,有没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一点?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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