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四期”，变数在胜选之后
相对于悬念微乎其微的开票结果，此番崭露头角的“新右翼”与“新左翼”在未来四年可能掀起的波澜，才是默克尔真正需要操心的。
安格拉·默克尔女士可以开始准备自己的第四个总理任期了。这实在不是一件新鲜事：偏爱稳定胜过变化的德国民众，在大多数时候都乐于给予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亦称联盟党）这个老资格中右翼政党足够慷慨的机会。1949年以来，联盟党的三段稳定执政期恰好对应三位长期在任的首相：阿登纳、科尔与默克尔。如今，赢得大选的默克尔将追随两位党内前辈的脚步，迎来自己的第四个任期。倘若能顺利执政到2021年届满，则她担任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不含分裂时期的东西两德）行政机关首脑的时长将仅次于俾斯麦。
9月24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计票结果显示联盟党胜出后，默克尔向支持者致意。
9月24日这场联邦议院选举，传统中左翼大党社民党（SPD）成为头号输家。该党主席马丁·舒尔茨自今年1月卸任欧洲议会议长以来，即对默克尔的执政表现展开火力全开的攻讦，甚至不惜以丧失潜在的入阁机会（此前社民党与联盟党组建了左右联合政府）作为代价。而舒尔茨在今年第二季度民调中的优异表现，一度也令部分观察家认为德国可能“变天”。但最终的开票结果证明，那仅仅是一把“诈胡”：舒尔茨一贯的欧洲主义立场，与默克尔的政纲无法形成差异化，意图争取的低收入群体则更多倒向了口号煽动性更强的极左、极右两翼。遂使社民党的得票率由4年前的25.7%一路走低至20.4%，最终在709个议席中仅获153席。
然而联盟党也远远称不上高政无忧。2013年大选后，该党仅凭自己的311个席位加任意一个小党即可组成内阁；但在今年，联盟党的得票率同样经历了8.4%的下跌，甚至超过社民党，最终仅获246席。而两大传统老党流失的选民，使立场更趋极端的左右两翼小党的选情出现了大大的利好：创建于2013年，以平民主义、欧洲怀疑主义和反移民、反伊斯兰作为政纲的极右翼新党“德国选项”（AfD，亦译“另类选项”）收获了13%的得票率，以94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主张自由主义和亲欧洲的左翼政党自民党（FDP）得票率同样上升了5.9%，最终收获80席。加上69席的左翼党和67席的绿党，形成了大党暗弱、小党力量均衡的新格局。
本次大选计票结果
大一统变为战国策，怪亦不怪。以稍早前的荷兰和法国大选作为参照，投票率明显上升往往系由“表态型”选民（认为当前国家面临重大考验，需要以选票表达自己的诉求，类似美国大选中的“沉默多数”）的入场所驱动；而此类选民一来急于彰显存在感，二来往往直接怀疑传统大党的执政能力和动机，因之会更倾向于支持目标明确、与当下社会问题联系更紧密的新党。
德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本次大选的投票率较4年前上升了4.4%，创造2005年以来的新高（2005年恰逢德国失业率和财政赤字率双双高企，表态型选民的出场遂变得顺理成章），恰恰导致四小党席位的齐齐上升。特别是立场最为极化的德国选项党和自民党，收获了6个主要党派中最高的支持率增长。而公开参选的政党数量同样创造了1933年后的新高，达到42个之多。
默克尔拥有足够多的显性业绩作为获取连任的筹码。截止到今年8月底，德国失业率仅为5.7%，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新低，财政连续三年实现收支平衡。彭博社在9月第二周向48位经济学家征集的调查显示，2017年德国GDP预估增速为2.1%，系2011年以来的最佳表现。经济优势将使德国能够继续维持在欧盟、特别是对东南欧国家的影响，并使特朗普时代举棋不定的亚洲国家拥有一个足够稳健的贸易伙伴。对乐见稳定的中间派选民、尤其是中老年选民来说，这远比左派鼓吹的“社会公平”更有说服力。
而对同时面临来自英国脱欧的经济冲击、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压力以及以伊斯兰问题（难民危机、中东冲突、土耳其问题）为中心的政治隐患等多重挑战的民众而言，保留一个稳健而有手腕的总理，有助于从容应对欧盟和欧元区改革，包括与法国一起主导对南欧集团的债务问题以及风险共担谈判。在这类问题上，“老人”的经验是他们的加分项。
德国选民拿到的选票，一票选人，一票选党。
但老成持重和萧规曹随并非在每一问题上都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新右翼”与“新左翼”两小党的崛起，原因恰恰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默克尔政府的两大“历史遗留问题”：难民政策和贫富分化加剧。在2017年的世界，中东难民危机几乎改变了所有欧盟国家的政治光谱，德国亦无法免俗。
尽管默克尔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已经屡次申明底线，批评者依然指责德国政府在非法移民和穆斯林难民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上采取姑息和鸵鸟政策。而即使大部分德国人都承认本国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受益者（这一点和美国本土制造业者的愤懑截然不同），以东部低收入地区和北部农业州为代表的少数派依然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投票给德国选项党和自民党或许不足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策改变，但至少发出了声音：这是表态型选民的初衷。
选举后，一些德国民众集会向“另类选项”党表示不满
出生于东德的默克尔或许不惧怕来自国内的质疑；但对那些渴望柏林发挥更突出的国际作用，充当欧洲政治领袖、而不是简单的经济“老板”的评论家来说，女总理曾屡次使他们失望。德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北约”成员国的一般水平，在国际事务上的表态也延续了全球化初期的传统，不当头、少站队、和稀泥。
与日本、印度等国乐于借助安全政策上的调整“修正”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的立场相比，同样志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德国态度往往含混不清。他们更乐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经济问题上贡献意见，但对更严峻、也更需要大国承担责任的“旧”问题——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亚洲安全两难——则每每高高拿起、轻轻落下。对世界秩序中的固有受益国来说，这当然是足够乖顺的姿态；但对全球化初期希望将欧洲打造为政治“第三极”的规划者们来说，则是彻头彻尾的退步。默克尔似乎满足于在经济上充当欧洲“奴隶主”，吮吸东欧、呵斥南欧。这对特朗普时代变数频生的世界格局很难说是一种有远见的做法。
默克尔组建联合政府或需时数个月
如果说外国评论家的看法尚不足以影响德国人自己的立场，那么接下来的组阁问题，已经可能对默克尔在未来4年的内外经济政策构成制约。延续目前的左右大联盟格局、与社民党组建联合政府自然是最保险的做法，但除非舒尔茨收回拒绝参与组阁的表态、或者辞去第二党主席的职务，否则这一方案尚无法成行。而默克尔本人反对将极左与极右派别（左翼党和德国选项党）吸纳进政府，如此一来，由于联盟党所获席位不足，他们必须取得自民党和绿党的双重支持，才能组建内阁。但这两党在税收、政府开支和希腊债务问题上的立场存在显著分歧。理论上联盟党甚至可以组建少数派政府，但这一风险选项在两德统一后尚无先例。
对默克尔来说，单是接下来的这一周考验就足够棘手：新一轮英国脱欧谈判将在9月25日重新启动，希腊财政部长要与欧元集团主席会面，欧盟成员国政府首脑将在爱沙尼亚举行非正式会晤，普京将访问安卡拉。每项日程都可能影响今后4年的欧洲局势，而应对新变化恰恰不是默克尔所擅长的。跻身联邦议院的“新右翼”与“新左翼”，在女总理的下一个任期内都会酝酿新的波澜，这绝不比维持经济增长率来得轻松。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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