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很可能是今年最好的五部国产纪录片
每年秋风一起，各大电影节的秀场开始让位给岁末年初的颁奖季，盘点全年的时候快到了。这一年，中国电影在真人剧情长片这一电影产业的核心板块表现不佳，反而是其他片种大有收获：柏林主竞赛中的一部动画长片征服所有影评人，邱阳的《小城二月》摘下戛纳短片金棕榈，洛迦诺的最高荣誉金豹奖给了王兵的纪录片《方绣英》。2017年可能是让国人更加关注非剧情长片的绝佳契机。
《小城二月》剧照
正好，这一年不只有戛纳的七十大寿，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也到了第三十个年头。国人可能还对这一全球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比较陌生，但你一定知道今年的大热门《摇摇晃晃的人间》和《中国梵高》：一部以诗人余秀华为主题，国内公映后引起轰动；另一部得以在荷兰的商业影院公映，在中国纪录片中十分罕见。而这两部片子的全球首映都是在去年的IDFA上，《摇》一举拿下主竞赛评委会大奖，展映单元的《中国梵高》则是场场爆满最后加映。还有一部在新晋纪录片竞赛单元获奖的环保主题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环境和贸易政策走向。
《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将于11月中旬开幕的第30届IDFA于昨天公布了官方选片名单，竞赛单元有五部中国电影。除了短片主竞赛外，其他每个单元都有一部。笔者看了其中四部的粗剪版本，下面就在尽量不剧透的前提下，带大家先睹为快。需要说明的是，参选影片必须是完成的版本，因此粗剪跟成片可能出入较大。而即便是纪录片，叙事也是由创作者构建的，因此观看不同的版本，感受有时会完全不同。
（Competition for Feature-Length Documentary）
潘志琪《二十四号大街》
片长：88分钟
《二十四号大街》海报
跟去年同一单元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一样，《二十四号大街》已经有了一个较短的电视版本，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播出过。但IDFA上的版本更长，应该也会更注重艺术性，少一些新闻社会纪录片的仓促。它的内容也与《摇》片导演范俭的前作《吾土》遥相呼应，在中国这块飞速发展的土地上，关注那些工地和高楼间夹缝中的生命。
2010年的杭州，“二十四号大街”是全新城市开发项目的一部分，建设期间吸引了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居住在自己搭建的棚户中，刮风漏风、下雨漏雨。影片主人公老苏和女人琴在这条街上开了家棚户饭馆，自己就住在店里。他们在附近的地里种菜，而顾客则是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开发建设热火朝天的时候，没有人来管这些“违章建筑”，棚户区居民与城管相安无事。但是一旦新楼竣工，工地的使命完成了，这些人和他们的栖身之所也就成了城市繁荣的绊脚石和官方的眼中钉。老苏只能选择继续漂泊。
导演潘志琪北电硕士，现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中国在本届IDFA上四部传统竞赛纪录片中，他是经验最为老道的作者。通常来说，要做到院线水平的纪录片，拍摄团队就算再精简也需要两个人，一个掌镜一个录音。《二十四号大街》中则有大量镜头仅由导演一人兼摄影师，靠机头麦收取声音。这样的做法在影音质量上可以说是一种赌博，但显然拉近了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距离，为长达六年的跟拍打下了基础。
这样的关系让导演得以进入十分私密的空间拍摄一个特殊的家庭故事。这一段个人经历赋予人物以个性，让老苏瞬间立体起来，而非单纯地“代表”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但导演也在塑造人物上花了不少力气。宏大叙事只有通过具体的故事，才能触动人心。
在外闯荡三十年后，老苏尝试回老家谋生，但中国的农村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因为特殊的个人选择，他不能跟其他农民工一样通过家庭维系与故土的关联。于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弃卒也错过了农村发展的列车。
新晋纪录片竞赛
（Competition for First Appearance）
萧潇《团鱼岩》
片长：101分钟
《团鱼岩》海报
毕业于中国美院摄影系的萧潇，把自己长片处女作的每一帧都拍得可以抽出来作静像。他回到幼年生活过的湖南农村，那个他称为“精神故乡”的地方，拍自己的外婆、舅舅、表弟和邻人。全片放弃色彩、仅用黑白，对光影和构图提出很高的要求，而对于迂回余地很小的实拍纪录片来说，这样的要求近乎苛刻。
导演的理论功底看上去很不错，在宣传资料里把影评人要说的话都抢光了。在这资讯只需指尖轻点的时代，笔者就不做搬运工了。这种自觉的艺术意图让影片带上了强烈的“抒情性”（lyrisme）。把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拍出诗意来并不难，但要让这种诗意是“人”的诗意而非山光云影的诗意，靠得正是创作主体贯穿始终的存在。通过不合“常理”的镜头运用和考究的构图及对动物和自然意象的使用，实验电影用影像的艺术魅力将注意力拉回到生活琐事上来，唤醒我们被影视工业产品催眠的眼睛。
导演萧潇
实验性突出的同时，影片也有很强的社会意识。导演说那个山村“在文化和经济上几乎一无所有，在物理上也与世隔绝”，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但与《二十四号大街》不同，《团鱼岩》中的苦难是静默的，没有过多挣扎。艰辛被不疾不徐的诗意叙事分摊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但却没有被稀释，而是不紧不慢地勒紧了每个人物的咽喉。苦难就像生活一样自然，因为苦难无非生老病死，生活亦然。
荷兰纪录片竞赛
（Competition for Dutch Documentary）
王申《芳舟》
片长：95分钟
第一次见到王申是在去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他说自己在希腊拍摄难民题材的纪录片。这在西方近几年属于热门话题。但我当时并不理解一个年轻的中国电影人为什么会去遥远的北地中海拍难民，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原来，《芳舟》的主要拍摄对象是一群居住于希腊的华人，他们在大姐大陈雪艳的带领下，组成了中国志愿者队伍，帮助乘船偷渡的难民。
团队里相当一部分华人也是十几年前偷渡到欧洲的，有些人入欧的路径甚至跟叙利亚难民多有重合。如今，这些华人已在当地取得正式身份，做着自己的生意。因为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个体户经营是西方华人移民普遍的谋生方式。导演敏锐地察觉到，经济地位较低的中国移民往往对融入当地社会愿望更加强烈。这片土地在他们绝望的时候给了他们希望，在他们无家可归的时候给了他们庇护。片中陈雪艳对向志愿者队员说，希腊曾经给了他们机遇，而如今希腊有难，当地华人也应该尽力帮忙度过难关。
身份认同是《芳舟》真正的主题，也许导演回民的身份让他对这个问题更为敏感，也许是这个主题吸引了旅居荷兰的制片人赵佳（因为有荷兰资金，片子才能进荷兰竞赛单元）。“身份”的多元性成就了人物的复杂性。前偷渡客、希腊居民、外来移民等多重身份让这些希腊华人与被戏称为“白左圣母”的西方志愿者有所不同，他们对难民的遭遇有着切身的体会，同病相怜的意义是怜悯不能比拟的。同时，陈雪艳也想通过参加志愿者行动提高当地华人的地位，赢得主流社会的尊重。但因为缺乏官方合作等多种原因，他们的志愿者行动困难重重。“融入”依然是一个问题，而“合作共处”是更大的问题。
合作共处与迁徙、归化一样是难民问题中常见的概念。导演在影片自述中说，“共生”是他为难民潮到的答案，而这也是整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根基。他在写给IDFA的文案中用的symbiosis这个词恰巧来自古希腊语συμβίωσις，介词“和”与名词“生活”组成的“共同-生活”。西塞罗在《致阿提库斯》中把它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友谊的最高境界，拉丁文也没有词语来形容，只好引了古希。然而两千年以后，“共生”还是个遥不可及的境界，人们依然怀着身份的焦虑，彼此仇视、猜忌。
中片主竞赛
（Competition for Mid-Length Documentary）
宁佳伟《惊蛰》
片长：63分钟
《惊蛰》海报
如果说《团鱼岩》的黑白影像是其风格的最明显标志，那么《惊蛰》完全放弃对白的做法也让这部作品显得与众不同。导演以家乡辽宁的渔民为题，在冰封的海面上“探索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它的叙事性比《团鱼岩》更弱，几乎无法总结剧情，但也是一部唤醒双眼的实验纪录片。从一开始的主观视角到后来镜头、音乐、音效的运用，创作者放弃了电影工业闪转腾挪的障眼法，并不试图刺激感官，而是邀请观众睁开眼睛细读影像的魅力。
《惊蛰》剧照
两部淡化叙事的实验影像同时入围IDFA，意味着中国纪录片不再仅充当提供异国情调和有趣故事的说书人角色。作家成为文学家的标志是我们不在问他“写了什么”，而是问他“怎么写的”。同理，只有当世界从对影片内容的执念转向到对技艺的关注，电影人才成为艺术家。
纪录片实验室·拟真非虚构作品竞赛
（IDFA DocLab Competition for Immersive Non-Fiction）
赵琦《洞》（The Cave）
片长：13分钟
《洞》宣传片段
实验性的凸显对中国纪录片生态来说是件好事儿。而这最后一部参赛片把这种实验性推得更深，直接加入对媒介的革新。导演赵琦算是本届IDFA“中国队”里最大的“角儿”了。他担任制片的《归途列车》拿下2009年IDFA的最高奖项，导演作品《殇城》（2011）关注08年四川地震灾民，入选圣丹斯纪录片主竞赛。他制作的《大同》（2015）更为国人熟识，是当年中国电影的一个大事件。去年赵琦应邀出任IDFA荷兰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委，已然是主办方的座上宾。但这次回阿姆斯特丹，他带来的却是一部“短小”的作品。
《归途列车》剧照
《洞》（暂译名）用VR技术展示敦煌石窟，笔者实在没法儿给出更多信息，因为VR作品只有到场才能见分晓。但从宣传片段来看，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视觉旅行，它的艺术性应该在于对敦煌壁画的重现和重新表达。但就目前而言，VR创作的意义本身就足够证明《洞》入选的重要性。比起国际上对新技术的探索，中国电影人普遍对VR缺乏关注。就笔者所知，这是中国第一个参加国际竞赛的VR作品。
不过这已经不是赵琦第一次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如果《归途列车》的成功让更多中国纪录片人参与到国际顶级电影节中，他希望《洞》的入围也能让更多的创作者进入这个新的体系。赵琦说：“用新的科技手段探索新的叙事，我们并没有落后多少，这让我挺高兴的。”之后他还有另一个VR作品要参加釜山电影节的展映，而且两部作品的制作手段完全不同。“釜山的影片是拍摄而成的，IDFA的影片是通过建模完成的，”赵琦说，“所以难度也不能同日而语。”
《洞》宣传片段
虽然近年来各大电影节都推出了VR体验，但正儿八经搞竞赛的顶级节会也只有占风气之先的IDFA。能够入围阿姆斯特丹，还一年拿出两部制作方法迥异的作品，中国纪录片人又一次走在了中国电影创新探索的最前沿。实验精神、独立精神、创新探索，纪录片也许不是电影产业的印钞机，但它绝对是中国电影最鲜活的部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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