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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绪义为什么抢劫了自己开的运钞车?

2017-11-19 刘畅 / 林默 三联生活周刊

一桩巨额的运钞车抢劫案于2017年11月9日宣判,却引来舆论对罪犯的惋惜。劫犯李绪义抢钱还债的背后,是三角债之下道德和金钱的双重深渊。


 非典型抢劫事件

“营口大石桥市运钞车司机李绪义抢劫运钞车案今日一审宣判,判处李绪义有期徒刑15年。”11月9日晚,宣判消息从李绪义母亲王艳家中的电视里传来。屏幕里36岁的儿子穿着灰黑色毛衣,头顶的短发稀疏,鬓角发白,神色木然。李绪义一家人彼此招呼,观看这个他们已在现场得知的消息,又陷入沉默。“15年太重了!”王艳心有不甘。

从犯罪行为上来看,他们的希求似乎有些苛刻。2016年9月7日13时许,在辽宁省大石桥市,运钞车司机李绪义在执行押运任务途中,故意未按押运路线行驶,持枪状物劫走约600万元现金。“持枪抢劫,且数额巨大,可以判到无期。”李绪义的援助律师王殿学告诉我。这样看来,法院似乎已经宽大处理,“但他的抢劫和人们意识中的抢银行行为毕竟完全不同。在1月份的一审开庭时,我们表达的意见,法庭都没有采纳”。

他们的呼声是什么?这需要回溯一年多以前的那一天。是日,李绪义所在的押运队接到任务,把3500万元现金运往大石桥农业银行。中午12点半,他驾驶的运钞车在本该左转的路口绕行,开到一个僻静的小区旁停下,李绪义从后腰抽出一把没有子弹的塑料手枪,枪口对准车上的车长、押运员和携款员,缴了他们的械,逼着他们自己用透明胶带把手绑住。同事一场,大家劝他别做傻事,李绪义只说:“我不想好了。”

案发现场监控录像

随后,李绪义将车开到弟弟李绪亮住的丰华颐和村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他从携款员的脖子上取下车里保险柜的钥匙。保险柜里有14个方形的粉色袋子,他随机拖了三袋钱出来,上楼到弟弟家。在弟弟家留下一袋钱后,他背着双肩包下楼,从之前留下的两袋钱里往包中装钱。根据王殿学对李绪义的询问,他自始至终不知晓钱的数额,他停手的标准是装满一个正常大小的双肩包。

李绪义抢钱,是为了还债。离开小区,他背着钱,辗转两个地市,找到三个债主,用一下午的时间,还债42.9万元。之后,他回到家中准备自首。“他本来想在家待一宿,第二天去自首,但那时已来不及了。”王殿学告诉我。地下车库里,运钞车中的四人待李绪义离开后不久,见没有动静,自行挣脱手上的胶带,报了警。当李绪义从债主处回家时,通缉令已遍布全城。晚上8点,李绪义的妻子陈莉带着警察来到自家小区,在家中将他抓捕。李绪义被带到派出所,供认全部事实。运钞车劫案当日告破,从事发到破案,历时8小时,出动百余名警力,抓捕的过程却在三五分钟内结束。赃款600万元随后全部追回。

插画:老牛

王殿学向本刊介绍,在最高法院对抢劫罪的司法解释中,抢劫如系因生活所迫,属于从轻情节。而按照法律,案发后李绪义的妻子带领公安人员到家中将其抓获,应该参照自首从宽。“有期徒刑15年是有期徒刑中的最高年限。”在他看来,虽然一审判决书中,有“依据近亲属配合办案,且李绪义平时表现良好,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法院酌情可以从宽处理”的表述,但那是以判到无期为前提,这个前提量刑过重,相当于没有考虑特殊的从轻情节。“我们准备下周再上诉。”

李绪义被捕后,一直关押在大石桥看守所。除了开庭时,只有律师能和他见面。11月份的审判是相隔10个月后,他与家人的第二次见面。相比第一次时他情绪失控,与亲人抱头痛哭,这次显得克制得多。母亲在法庭后面向他招手,他点头示意。直到宣判结束,他与家人短暂团聚,王艳没有克制住,恸哭起来,他才落泪。“他怕上诉再花钱,不想上诉,所以法官问他时,他说‘再考虑’。”王艳告诉我,“我说不必考虑钱的问题。他去抢劫还债,全是因为跟着我。我如果当初不去做工程队,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冲动之前

王艳一家仍住在李绪义被捕时的旧楼里,那是亲戚闲置的房子,给他家借住。我到她家时,除了李绪义,祖孙三代都在,电视里放着逗乐的美食节目,主持人的笑声撞到家人木然的脸上。屋中陈设未变,门厅一侧的隔墙被一面巨大的镜子占满。镜子旁的沙发上,李绪义曾因为债务辗转反侧。一年多以来,呆坐的人换作他年近花甲的母亲。平时,在这座陌生的楼里,老伴和儿媳上班,孙子上学,她只能面对镜中的自己。“我会看手机里关于我儿的新闻,”她告诉我,“其实我挺抵触的,因为每次看到儿子被押着的照片,心里就‘咯噔咯噔’的,但还是忍不住看,希望能看到奇迹。”

在李绪义的家人看来,从小到大,就没有人说过他不好,仁义、勤快、善交际是我采访到的人对他最普遍的评价。“数这孩子仁义。”李绪义一家本是李大屯村人,我在这个相距大石桥市不到半小时车程的村中,见到了李绪义的伯父李恩波。他告诉我:“他十几岁的时候,村里的同学得白血病,他主动组织同学捐款,对他说‘即使你明天死了,今天也要拿钱给你’。”

17岁入伍,李绪义在边防部队表现优异,当上班长,获过三等功。张大伟是李绪义的兵,他向本刊回忆:“班长从来没有架子,做什么都身先士卒。有一次清理粪池,我们怕脏,在后面躲着。他自己跳下去,里面特别臭,他也不在意,一个人在下面清理。”义务兵不管分配工作,退伍后需自谋生路,李绪义对他的战友十分关心。“我退伍时,他帮我介绍过工作。后来我开货车,每年他都会打电话问我的近况。”而与他同级的战友,关系更是亲密。王艳告诉我,每年大年初六,他的战友们都要到他家聚会。“哪儿也不去,就去他那儿。平时战友一招呼,他也是随叫随到。一年他们能聚五六回。”

退伍后,李绪义回到家乡,想方设法致富。李大屯村是东北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主要种植玉米。“在村里就富不了。”李恩波说,“就拿种苞谷来说,刨去种子、化肥的成本,种苞谷一亩地一年的收入才200多块钱。”伯父的话千真万确,李绪义在自家的五亩二分地里种过西瓜,养过羊,开过小卖部,但效益都不好。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降临,王艳在大石桥市里的朋友请她做工程,所幸家中有些家底,又有亲戚帮衬,她拉着儿子一起组建工程队。王艳和儿子互有分工,熟谙人事的王艳负责决策,年轻力壮又擅交际的李绪义负责带领工人进材料,与各方人士接洽。母子二人配合融洽,生活渐有起色。2010年,他们卖掉村中老宅,在学府家园购房,举家搬进城里;2013年,又贷款在丰华颐和村给李绪义、李绪亮兄弟俩分别买了一套房。

做工程的同时,李绪义也尝试自己创业。但如今回想,却几乎都是年轻气盛的鲁莽之举。“他会觉得身后有父母依靠,想事情不会太深、太远。”王艳告诉我,2013年,儿子卖掉学府家园的一处房子,贷款买下小区临街的三间店铺,让两个儿媳妇开洗车行。但据李恩波讲,洗车行的位置实在偏僻,很少有车路过,生意惨淡。尾款一直拖欠,三间店铺都被收回。

而洗车行的生意失败后,他又要承包山沟里的一处鱼塘,做休闲垂钓。但同样因为位置偏,一家人全反对。可他看中塘主不要承包费,执意要做。可是房子和井要自己建,建好井还要买泵,这些后续的工程都要花钱。王艳说,儿子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钓鱼,朋友圈里几乎全是约朋友钓鱼的信息。鱼塘成了他的“游乐场”,“因为太仗义,朋友去玩儿不要钱,他花一两万买进的鱼苗,全都跟朋友一起钓光了”。最终,算上建鱼塘的成本,一共亏了5万多块钱。

不过,李绪义的小打小闹,并不至伤筋动骨,农民包地做工程,可能是他们致富最稳妥的途径。“这工作也不需要什么资质。”李绪义家民事案件代理律师刘志民向本刊介绍,“就这些活,挖完就得了,即使不合格,监工的时候,再按要求挖到合格就行了。”然而,农民出身的工程队没有深厚的家底,资金链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便沦为水中的浮萍,包工头的神经和抉择要经受更严酷的考验。

2011年,王艳通过朋友认识大连商人徐永平,他把从中国东亚投资有限公司承包来的20栋楼中的4栋转包给王艳施工。这是由政府牵头的保障房项目,在大石桥市北的虎庄。王艳想离家不远,她比较放心。11月浩大的奠基仪式更令王艳和徐永平信心满满。他向本刊形容:“放礼炮都不算什么,市长讲话,红旗招展,警车开道,比演戏还真。”但动工后,她却发现拿不到工程款。她的上一级徐永平同样受害。作为第三级承包商,开工一个月,他发现第一级承包商东亚公司是皮包公司,“不但没有实体,连人名都是假的”。徐永平自己背了上千万元的黑锅,其中欠下王艳18.4万元。

王艳一家栽了跟头,但并不甘心,反倒加倍奋斗。2012年,通过在黑龙江包工队的朋友,她了解到黑龙江鹤北林业局天水湖小区A4标段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虽然亲戚劝阻,人生地不熟,怕她受骗。但王艳却说:“我看那位朋友已经干了一年,也没有拖欠的情况。”王艳承包了四栋楼的建设,最终却因为动迁的问题只盖了两栋。据她讲,这两栋中,一层被要求搭建的框架结构又与招标书中的砖混结构不符。“我是按照盖四栋楼进的材料,而每平方米框架结构的材料比砖混结构的材料贵得多。”工程需由她先行垫付资金,而这些多出的近300万元工程款无人为她支付。2013年底,没有资金,王艳被迫停工。但停工不要紧,工人一个月近10万元的工资却发不出来。

“我们绝不允许自己欠别人钱。”王艳告诉我,起初,李绪义只是抵押自家的房、自己的车,或向朋友零星地借。但欠款的黑洞,除了其本身,还有它似乎随时可以还上的幻影。鹤北林业局一直许诺“下周还钱”,李绪义开始冒险。李恩波告诉我:“想到既然几百万的钱能马上追回来,他觉得零星地借一点儿高利贷也没什么。”但欠款未到,他们过上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王艳回忆,李绪义出事前,借了5家高利贷,有150多万元,又向合作社借了45万,朋友零零星星的钱还有几十万,一个月得还五六万。而那时,陈莉正在彩票站工作。她告诉我:“彩票站离钱近,李绪义为了还钱,让我从那里挪了两万多块钱。想着等欠款到位了再还上。”李绪义出事后,彩票站的钱还不上,陈莉跑了。老板找到她,王艳把事情揽下来,向老板说明家中情况,请求拿到欠款后再还,获得了老板的同意。

11月9日,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李绪义抢劫案,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李绪义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同时没收作案工具

如此看来,李绪义的抢劫更像是还债压力下的一次莽撞发泄。“第一次和他接触,感觉他有些大大咧咧的,虽然一开始嘴上说很后悔,提到家人也会懊悔,也会哭,但对于抢劫,却表露出些许轻松。”王殿学回忆,“他向我表示过,当时他觉得,‘我把欠了的钱还了,自己进监狱就得了’。”


三角债的夹缝

李绪义的行为极端,但王艳家面对的问题,绝非孤例。我从营口的高铁站出站,辽阔的荒地迎面而来,坑洼的地基、修建一半的烂尾楼遍地,裸露的钢筋像一簇簇麦秆,在秋风萧瑟的午后,孤独地耸立。房地产市场活跃时,政府卖地、开放商卖楼、工程队建楼的模式可以持续,一旦无人买楼,资金链条自上而下开始瓦解,项目“层层分包”变成了工程款“层层拖欠”。每个烂尾的楼盘背后,几乎都有夹在三角债中的包工队,以及被三角债压在脚下的工人。

“现在欠的钱,利息已不知多少,根本没法算,只能算本金,大概还有小200万要还。”王艳向记者说这些时,表现出无奈到极致后的轻松。“反正现在是一分也还不上了。”儿子出事后,她在家接孙子上下学,年过花甲的老伴到工地打工。“每天5点出门,工作11个小时,一天能挣120,赶上下雨还干不了。冬天要停工,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儿子被捕,一贫如洗后,王艳从三角债的夹缝里缓了出来。她难以忘记借高利贷以来,李绪义承担的压力。李绪义抢劫前半年,他的父母到鹤北讨债,高利贷主天天催李绪义还钱。他抽烟也越来越重,一天能抽两包,经常坐在沙发上发呆,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向父母询:“钱什么时候能要来?我快支撑不住了。”而战友知道他缺钱,欠了多少,他却不说。赖唯告诉我,战友们聚会,他过意不去总是战友掏钱,慢慢就不爱参加了。

李绪义抢劫运钞车被通缉后,他还的赃款便陆续被债主送回。还债压力落在王艳身上。“一开始,有的债主打电话威胁我,要在我家门口泼油漆。律师说泼就泼吧,不行就报警。”她告诉我,“喝醉了债主还会骂我,后来我就把手机放桌上,等他骂完了挂掉。”现在,对于她家来说,最急迫的是一笔30万元的高利贷,李绪亮和他老丈人的房子的抵押在这笔高利贷里。事发后,债主将王艳一家告上法庭,法庭从中调解,如果年底还不上,两处房子都将收回。

王艳一家所有的期盼都集中在讨债上。“欠我们的钱,足够还我们的债了。”李绪义的父亲李恩海告诉我,“我们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赶快把钱要回来还上,我们不欠别人,儿子也能在牢里安心改造。”除了虎庄项目的十几万元,他们的主要精力都在鹤北的保障房上。

讨债的生活从2013年便已开始。王艳和老伴最初住在10元一天的地下旅店,房间只容安置一张床,经常一天只吃一两顿饭。“见林业局局长要排队,经常是上午见不到,下午也见不到,一天天就耗过去了。”她对我说,趁着闲工夫,她甚至织了一条两米多长、一米多高的刺绣。无可奈何,他们把鹤北林业局告上法庭。

经过争取,王艳要求开具框架结构使用费用的评估报告。王艳告诉本刊:“评估报告去北京开,要4万块钱的评估费。开始林业局答应出。但报告出来后,他们又反悔。我们只能自己筹钱。”李绪义出事后,王艳向朋友借了2.4万元,剩下的1.6万元遥遥无期。“拿不到评估报告,官司就打不了,欠的钱就拿不到。”本刊联系鹤北林业局,林业局回复,按照招标书,林业局与润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由后者对工程改造行使权力,其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讨债迟迟没有结果,审判当天,王艳一家在客厅里商讨策略,陈莉要出去打工,老两口不让。“孩子上学,我们辅导不了,又是叛逆期,我们也不敢说。”下周,两位老人打算拿着农药去鹤北,一人一瓶,他们告诉法官,不还钱就死给他们看,“一了百了”。而此时,他们的孙子就在隔壁,咳声时断时续。

(文中李恩波、陈莉、李恩海为化名,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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