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江弑师案：一场惨剧背后的故事
在湖南省沅江市，悲剧就这么发生了，一个高三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杀了关心他的班主任老师。到现在为止，所有琐碎的细节都很难解释惨剧的发生，也很难窥视到这个只有16岁的孩子在手起刀落瞬间的内心世界。
“我杀了你父亲”
11月12日下午4点左右，湖南省沅江市第三中学（以下简称“沅江三中”）空荡荡的，很少能看见学生的踪影。当天是周日，按照沅江三中的规定，每周日下午3点50分到6点50分，沅江三中会放3小时的周假，这是这所封闭学校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10分钟前，学生们迅速拥出校门，跑得最快的是去网吧——学校附近只有两家网吧，最近的一家只有几台机器，去晚了就没了。更多的学生涌到了学校周围的小卖部和饭馆，购买下一周的日常所需或者撮上一顿解解馋。
位于教学楼第五层的高三（2）班学生却全都在座位上，听着讲台上班主任鲍方给他们布置作业。鲍方要求学生先看一部片长16分钟的高考励志片，并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读后感，“写完才能出去”。
鲍方刚说完，班上的学生就有些不乐意了，嚷嚷着表示反对。他的女儿鲍小华也在高三（2）班，她没有吭声，算是对父亲的支持。
不过，反对声一会儿也就没了。学生们也知道嚷嚷是没有作用的，班主任的权威在那里，他们又是重点班，平常就管得比其他班严。学生们已经习惯被老师占用自由时间。在有限的周假内，一些班主任会将一周内表现不好的学生留下来抄东西，抄完为止。“抄完还得到处去找班主任检查，同意了才可以外出。”一名学生告诉本刊。
一名叫罗小杰的学生却追着鲍方走到教室门口表示不想写，这让班里学生多少有些意外。他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平常很内向，不爱跟人交流，也很少跟人有情绪化的对抗和表达。
罗小杰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能听出态度并不好。鲍方有些生气，抬高声音说了一句：“不想写就转班。”说完，便转身去了距离教室三四米远的办公室拿了个杯子，去楼下接水。
所有学生都在想着把作业赶快应付掉好出去放风，只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罗小杰出去了，以为他是去厕所。没隔几分钟，他出现在教室门口，手里握着一把刀，衣服上沾着不少血迹。他径直走到教室中间鲍小华的位置：“我把你爸爸杀了。”
他用刀指着鲍小华，说话的时候没带什么情感。有学生想站起来，罗小杰把刀挥起来，嚷嚷着：“谁动杀谁！”他身高1.75米左右，属于班级里个子高的，又有刀，没有人敢挪动一步。
高三（2）班教室
鲍小华一个人跑了出去，罗小杰紧追其后。鲍方的办公室就在教室斜对面，只有三四米的距离。推开办公室熟悉的绿色大门，鲍小华看到父亲趴在办公桌旁，身上全是血，桌子上的书散落在地上，手机也扔在了一旁。她捡起父亲的手机，上面显示着未拨出去的“120”，她将电话拨了出去。罗小杰拿着刀走向她，鲍小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朝我走过来，他说，他要再刺两刀，我不记得了，我耳朵听不见声音了。”事后，当亲属问起现场发生的事，鲍小华来来回回重复着这一句，其他的什么也不愿意说。
26刀
法医做鉴定的时候，鲍四军躲了出去。他不忍心看弟弟鲍方的遗体。弟弟仰面躺在床上，满脸满身都是血，脸上和脖子上都是伤口，裤子已经被法医剪开。
鲍四军初中毕业，家住沅江市阳罗洲镇保胜村。这是他第一次跟法医打交道，在他有限的认知概念里，医生就是治病和开药的。而眼前的这个人，则要在弟弟的遗体上动刀子。最初，鲍四军拒绝了。“你们法医的程序我不懂，我弟弟已经被人宰死了，你们要这里割一刀，那里割一刀，我不同意。”他转过脸连连对法医摆手。
“如果不进行鉴定，就不能给嫌疑犯定罪。”在法医和家人的劝说下，鲍四军最终在同意书上签了字。签字的时候，他要用力握住笔才能控制住手指的颤抖。鉴定结果显示：死者鲍方被刺26刀，其中，颈部以上16刀。“颈部的静脉全部被割断了，我弟弟是被放血放死的。太残忍了！”鲍四军连呼了两声，不忍回忆当时的情景。事后，有警方人员告诉鲍方亲属：“第一刀就已经致命了。”
鲍方老家悼念现场
鲍四军了解弟弟，他性情温和，整天笑眯眯的，从不与人结怨。就算在家里的微信群里，偶尔出现也都是为了活跃气氛。鲍方努力地拼凑和猜测弟弟被刺时的情景。“他一定是坐在椅子上，背对着凶手的，没有任何预兆就被杀了。办公室和教室离得那么近，反抗的话肯定能有人听见。”
“如果杀他（鲍方）的人是个坏学生，也许他心理还会好受点，可偏偏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肯定很难过。”尽管鲍方的骨灰已经放进了堂屋门口的棺材里，遗像也按照当地风俗摆上了供台，挨着已逝父母的照片，但鲍四军还是没法相信弟弟已经走了。他想起小时候，那时，他们也是住在这里，房子还是茅草屋。每当插秧的时候，作为老大，他要带着五个弟弟妹妹去房屋后的水田干活。鲍方年龄最小，一天也要插八分地。
鲍四军搞不清楚，为什么学生会这么残忍。他操办着弟弟的丧事，好几天都没有睡着。这几天他一直在等着罗小杰的父母出现，希望他们能说点什么解答他的疑问，哪怕只是来吊唁一下鲍方也可以。他通过政府部门跟对方提了好几次见面的请求，对方都以担心自身安全问题为由婉拒了他。
鲍四军拍着胸口对中间人保证：“来与不来，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来了，我们保证不伤害他们。”即使如此，在鲍方下葬的那一天，他们依然没有看到罗小杰的家人。“一定是孩子的父母教育有问题，我弟弟就是太尽责了。”鲍四军想起一件事，当时鲍方还在教初中部，学生不听话，他说了学生几句，孩子生气要打他。“我知道后跟他说你不要这样了，何必呢？但他不听我的话，他说‘我教学就要把人家教好’。”
鲍四军理解弟弟的心情。1988年，鲍方高考失利，在家里抱着成绩单哭了两天，后来是一个学校的老教师把他招到班里教了一年才考上大学。“他两次报考的都是师范，他就是想当个老师。”对于家里的孩子，鲍方也经常说：“学习是农村孩子的出路，必须要供孩子上学。”鲍四军对弟弟甚至有些怨念，前几年，父母相继去世，老人临终前都没有见到小儿子最后一面。“他都是晚自习后骑个电动车回来，早上再赶在早自习前回去。每次回来也不是见父母，都是背着一堆材料写写画画。”
只想读个“二本”
11月16日，我去了一趟案发现场，一切仿佛已经恢复平静。鲍方所在办公室的绿色大门紧闭着，上面贴着“2017年下（学）期高三年级组值班安排表”。鲍方每周二值班，当天，他要跟随领班人员对高三年级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进行巡查，并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和记载；晚上，他还要到寝室督促学生及时、安静就寝。
距离办公室最近的教室即是鲍方负责的高三（2）班。两个门口斜对着，相距不超过4米。犯罪嫌疑人罗小杰就坐在第三排靠窗临过道的位置，恰恰在鲍方的视野中。鲍方很喜欢这个学生：聪明，不读死书。在他的判断中，罗小杰考重点肯定没问题。对于这个学生，他又关心又严格，还刚刚帮罗小杰申请了一笔助学金，每个班的名额都不多。“他是好学生，我爸爸就喜欢好学生。”鲍小华说。
罗小杰与鲍方的矛盾就夹杂在这种期待之中。罗小杰并不想读重点大学，他曾经多次跟周边的同学说，自己只想读个“二本”，但并没有人当回事，听到的人反而认为他“很假”。
案发后，在沅江市公安局，罗小杰再一次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法。一名见过罗小杰的公安人员告诉本刊：“他说他只想上湖南城市学院，想轻轻松松地生活。”湖南城市学院是位于益阳的一所二本院校，2016年理科录取分数线只有471分，比同年湖南大学理科录取分数平均线低140分左右。罗小杰在班里第一、年级前十，考上二本基本没有问题，但稳上重点并没有十成把握。
事实上，和班里大多数同学一样，罗小杰对大学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太能理解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很少有老师会跟他们描述未来的大学生活。“老师就说现在不要谈恋爱，大学里好姑娘多的是。”一名同样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告诉我，他对大学的想象来自于一本言情小说，里面说“大学很乱，有钱的人能够为所欲为”。
如今看来，罗小杰的表述似乎能跟他平常在学校的表现联系起来。在他同学的记忆中，罗小杰并不是死学的人，他讲究效率，平常也会打网络游戏、看漫画，不会因为某一次考得差就特别努力。罗小杰羡慕他在益阳读大学的表姐，可以不用每天束缚在学校里，不像他一天上12节课，处处有人管。
依照罗小杰的说法，鲍方的关爱并没有给他带来正面的作用。“我不觉得班主任对我多好，对他也不了解。”他甚至有些反感鲍方，这缘于他跟语文老师产生一次课堂问答冲突之后，当时鲍方让他去找语文老师道歉，还严厉批评了他。“我从来都不喜欢回答问题，所以觉得鲍老师的要求有点过分，那次之后，我开始反感他找我谈心。”在罗小杰的讲述中，鲍方成了阻挠他轻松生活的对立面，与学校严格的管理站在一起。
他早就想杀人了
事实上，鲍方可能只是压倒罗小杰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同学告诉我：“代理班主任说，罗小杰早就想杀人了，如果不是碰到了班主任（鲍方），他可能对任意一个人行凶，包括他的父母。他不喜欢读书，他爸每次都让他考第一，没考第一就打。”
这似乎能够跟罗小杰交代的行凶前的细节联系起来。他走进办公室后，班主任鲍方对他不端正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同时还提到了他近期起伏较大的成绩。随后，鲍方打算跟罗小杰父母通个电话。他先是拨通了罗小杰父亲罗旭的电话，没有人应答，随后又开始拨打罗小杰母亲的电话，就在此时，身高1.75米左右的罗小杰从侧后方对身高只有1.6米左右的鲍方动了手⋯⋯
罗小杰家在距离学校10多公里的草尾镇兴乐村。他的父母在村里开了个小诊所，每天兢兢业业地给村里人拿药看病。出事那天，父亲罗旭去参加一个针灸培训，没有接到鲍方打给他的电话。
这两年，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看病的人越来越少，罗旭琢磨着给人扎针灸多赚点钱，以供孩子读大学。罗小杰出事当天下午，罗旭夫妻很快出了门。他们走得很匆忙，以至于门外的卷帘门都没有锁上。
没多久，周边的邻居就从网络上看到了罗小杰杀人的事情，他们聚在罗小杰家门口猜测和感慨：“太可惜了。”住在罗小杰家旁边的邻居向本刊感慨：“孩子学习成绩可好了。我们都还等着他今年考大学呢！”
不过，周围邻居并不太了解这个与他们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孩子和家庭。罗小杰家原本住在临近的另外一个村子，10多年前，他的父母租下了兴乐村的卫生院，前面的门面房做诊所，后面则是生活区域。每次，邻居们都是在诊所或者诊所外面的马路上跟罗小杰的父母闲聊几句。“他们穿得比我们体面，讲话也斯斯文文的。”而谈起对罗小杰的印象，也是极为简单的。“他小时候很调皮，后来上学了，就不爱说话了。他整天待在房间里看书，很少出来。上了高中后，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不知道。”
关于罗小杰从调皮到听话，邻居们的介绍短暂而模糊。他们将这一转变归结为罗小杰父母的出色教育。“他父母一点不娇惯他，刷碗、洗衣服、扫地，还给他生病的奶奶洗澡。”在继续沟通中，我才知道，“不娇惯”的另一层含义是“舍得动手”。一位邻居说，他曾到诊所打吊针，当时正是暑假，因为罗小杰看电视不愿意做作业，挨了罗旭一顿打。
还有一次，邻居正在水塘边干活，还是小孩的罗小杰拿着个锤子敲在了别人的后脑勺上，直接将人敲晕了过去。父亲罗旭直接将他拎起，将头埋在水塘里，还是邻居说好话才救了下来。“农村孩子都是这么教育的，我今天刚打过我儿子。不打不成器。”这位邻居说。
很少有人走到诊所背后的房间里去，那里是罗小杰一家三口的生活区域。在那里，罗小杰承担着父母的期望和重压。整个房间阴暗潮湿，家具一看就是好多年前的老款式，油漆已经剥落，唯一能跟“现代”挨上边的是一台两层的冰箱。罗小杰没有自己的房间，16岁的他与父母居住在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并排，中间只隔了一个床头柜。整个区域内连一张像样的可以坐下来看书的桌子都没有，也没有罗小杰的书籍以及日常生活留下的痕迹。所有一切显示着，这个家庭急需有个人来改变现在的状态。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一家三口来说，罗小杰被赋予未来改变者的角色。
母亲张梅更是将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和失落架构在了罗小杰的身上。张梅初中毕业后，去市里读了卫校，当时还花2000元将户口迁了出去。毕业后，她考了护士证，本来可以留在市里的医院上班，可为了罗旭，她执意回了老家。当留在镇上卫生院的想法落空后，才跟丈夫在村里开了诊所。从家里的摆设能看出她对曾经生活的怀念：她床头的柜子上，工工整整地摆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相片上，她画着精致的妆容，眉毛细细的，眼睛亮而有神，收拾得很是漂亮。“我女儿现在还是城镇户口。”在交谈中，张梅的母亲多次提到户口的事情，很显然，她为女儿不平。
罗小杰刚出生，爷爷就得了癌症，张梅照顾了10多年；后来婆婆又得了重病，去年才去世。即使是面对自己的父母，要强的张梅也没提过自己的落寞和对生活的失望。每次带着罗小杰去外婆家，没有钱买东西的时候，她就从家里拿些解酒药给父亲，也算是没有空手来。结婚以后，她潜心向佛，每天焚香祭拜，家里24小时用录音机放佛经。每次回来，罗小杰也被要求早叩晚拜。“他很听话，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罗小杰的外婆说。
唯一能够让张梅开心的是罗小杰的成绩，每次她都会跟母亲和娘家的亲戚主动讲起儿子的成绩，描述儿子读大学以后的情景，神采奕奕。在跟罗小杰的外婆聊天时，“北大”“清华”之类的字眼经常从这个70岁的老太太嘴里蹦出来。就在中秋节，她还冲着临走的外孙说了句：“要考北大清华啊。”罗小杰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句：“要得。”
如果说母亲张梅还有一个心灵寄托，罗小杰则一直在这个被压抑的家庭里默默忍受并越来越沉默。外婆记得，这几年，每次罗小杰到她家里都不爱出声，“就是叫一声外婆，然后就躲到屋子里玩游戏去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夹菜”。两年多前，他本来已经考上沅江一中，能够到市里去读高中。然而，考虑到去沅江三中可以读重点班，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大，他的父母没有让他去市里。罗小杰有没有反抗，如今无法追溯，很显然他最终听从了父母的意见。
罗小杰的外婆说，出事后，女儿女婿一直住在市里的亲戚家，为罗小杰的事情奔忙。在距离他们十多公里的保胜村，鲍方已经下葬了，他的坟紧挨着父母的老坟，平常的时候，他很少回家，现在也算陪伴他们了。他的妻子整日躺在床上，2012年，她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至今一直在服药和定期检查。她已经好几天没怎么进食了，家里人拿她没办法，会做些浓稠的米糊用勺子递进她的嘴里。她总是在想她的丈夫：“我的老公对他（罗小杰）那么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家里人最担心的是鲍小华，出事之后，她很少掉眼泪。她的舅舅试图跟她聊过一次，然而问到具体的情况，她也不愿意说，只是笑嘻嘻地说“没事”。“我特别担心小孩子，怎么会没事呢？以前他爸爸摔跤了她都会哭。这两天她不作声了，也吃不下东西了。她还没意识到她的父亲已经走了。”
（文中罗小杰、鲍小华、罗旭、张梅为化名，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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