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自洽的“合法性”

日军攻击南京，是攻击上海的延伸，而攻击上海则是卢沟桥事变后整个大势的“顺理成章”的发展。这个大势，不是几个历史枝节所能改变的，虽如此，日本“虚构派”仍处处设防，在每一个关口上进行抵抗，因为“南京大屠杀”久已被公认为事实，日本“虚构派”若非在每一点上强说是三人成虎，是“被认为”的事实，已不足以争胜。所以，他们从卢沟桥第一枪就强调由中方“挑起”，《再审“南京大屠杀”》说：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的驻屯部队在北京西郊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突然，从可以看作是中国军的方向发来了数发子弹。以此为契机日中两军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命运的卢沟桥事变。

《封印的昭和史》说：

卢沟桥事件，曾被认为是所谓“日本先开枪而挑起战端”，现在“中共是真犯人”已成为常识。那是刘少奇的随从同时向日本军和蒋介石军开枪，目的在于挑起两者相争。

《教科书不教的历史》说：

只要看日本军和国民党军作战谁能得利，就立即可以明白。认为卢沟桥开枪是中共军是妥当的。

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恐怕永远不会有一致结论。这不是说事实已无法证明，而是说此疑“立场”影响太大，“真相”难以立足——双方从一开始就各执一端，以至留下的材料悬隔太远：我们以为此事已了无疑义，而“虚构派”也称有“不动的根据”。此事确实让人感到了“考证”的局限。然而，对中国人而言，这不是一个有足够重要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之上，还有芦沟桥是中国领土的更基本的问题。日本军不请自来，还要动刀动枪，中国人在情、理两方面都决不会接受。这才是先决的。对此，《再审“南京大屠杀”》另有说辞，它认为此事与“中国领土”无关，因为日本军队的驻屯有“合法”依据：

1899年，以义和团事件为契机，英美法意日五国于1901年与清国政府缔结了《北清事变最终议定书》。基于这一议定书，日本和美国等国，为了保护本国侨民，而在北京近郊驻留军队。

此处提到的《北清事变最终议定书》，即我们所称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在中国人眼里，只是个声名狼藉的见证，因为它能钩起的只是压迫、屈辱等等最不堪的回想。但因为它有个《国际条约》的招牌，关系到近世以来西方确立的利益，所以直至战后它的“合法性”仍未被美国等战胜国否定。如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只称：第二十九军代军长秦德纯说，“当晚的演习”因没有知会中方，因而“违法”。而没有对日军驻屯中国本身提出疑问。但日本“虚构派”所坚执的“合法”，看似有力，实甚勉强，因为它确实有一个自恰的问题。

“虚构派”向东京审判，向整个西方体制立异的根据，本来在于对西方强权的否定。近年十分活跃，在观点上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的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说：明治维新作为“伟大的民族革命”是“为了使日本摆脱成为西欧列强的殖民地危机”。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说：日本是“摆脱西洋的模范”。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说：“在多元的西洋各国‘国际社会’的秩序中，东亚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东亚人看来，这是戴着正义假面具的恶魔。”如是的立场是肯定近代日本路线，否定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的前提。也就是说，要肯定日本“反对西方”的行为，必须否定西方强加给东方的秩序。两者不能并行不悖。而对西方强加的秩序给予否定，对日本效颦西方的行为也只能否定。后一否定是前一否定的题中应有之义。亚洲经济人恳谈会理事长前野彻在《历史的真实》中坚决否定“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色人种蹂躏的战争”，是“反人种歧视的战争”，但同时主张日本“必须承认，必须反省”对中国的侵略，单单反省还不够，他还借前辈的话说日本对中国必须感恩：

出征到中国的前辈们，对中国的宽大，感到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恩义。将棋界的升田幸三先生，小说家山冈壮八先生都曾出征中国，他们常常对我说：“对中国，这个恩是决不能忘的。一定要向子子孙孙传下去。”

（这里所说的“恩”，一指战后中国没有虐待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一指战后两任中国政府都放弃了赔偿要求。）前野对“大东亚战争”的定性合否事实是一回事，但前野的立场自具脉络，合于一贯性。而《再审“南京大屠杀”》等强以“合法”为根据，至少是进退失据吧。

（本文摘自《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程兆奇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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