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150年：“并非值得中国人羡慕的现代化转型方式”
“中国人对日本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大和自卑。中国人常常觉得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国，日本文明发展得很晚，不过是近代占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鲜亮丽地就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觉得都是明治维新带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身在其外，无法感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内在创伤。”
150年前的1868年1月3日，日本在“王政复古”事件中开启了史称“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转型。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如何在日本自身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明治维新？今天的日本人对明治维新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明治维新改变的不仅是日本，更深刻波及近代中国。先人一步现代化了的日本成为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榜样和中介，也成为近代中国无尽灾难的源头之一。如何在中日现代化转型比较的视野下看待明治维新？什么是明治维新留给我们的启发与教训？
为此，本刊分别专访了日本历史和日本思想史领域的著名学者，王新生教授和孙歌研究员。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历史与政治，代表著作有《现代日本政治》《日本简史》等。孙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思想史，代表著作有《竹内好的悖论》《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等。
三联生活周刊：1868年1月3日(农历1867年12月9日)，萨摩、长州两藩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成立新政府。当晚召开由新政府成员参加的小御所会议决定命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统治日本260年的江户幕府宣告结束，明治时代正式开启。这次政权更迭被视作明治维新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日本国内的形势是怎样的？
王新生：“王政复古”以前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由德川氏控制的幕府统治。江户时代日本是双重的二元政治，一方面是幕府将军与天皇，天皇不掌握实权，将军掌握实际权力，另一方面是将军与大名，将军控制全国四分之一的领地，但是大名在自己的领地上有高度的自主权。江户时代末期的日本社会处在一种相当停滞的状况，无论是农业还是人口的发展。
直到1853发生了彻底改变日本社会的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日本，强迫幕府开放港口。将军顶不住外国人压力，在1854年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激起不少势力的反对，幕府内部对反对派搞清洗，又激起新的叛乱。自此，日本社会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所有政治势力都陆续登上历史舞台。
三联生活周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文明的演进归为“挑战与应战”的模式。在第一次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应战的？
王新生：在美国人到日本之后，统治阶级的上层、将军和大名等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主张是否和外国人谈判，下级武士阶层则发起了“尊王攘夷”的运动，强烈排外，要“杀掉洋鬼子”，很像我们的义和团。
对外国人的乱砍乱杀引发了两场局部战争，因为装备技术上的全面落后，日本人完败。这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下层武士的观念，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是日本民族的特长，只要发现你是强者，我就无条件地、彻底地向你学习。为了更好组织起来进行变革，下层武士为主导的势力决定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尊王攘夷”变成“尊王倒幕”，16岁的明治天皇被利用，大家就以天皇的名义倒幕。经过一场不大的内战，幕府统治被终结。
三联生活周刊：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之后，主要是哪些势力主导，从哪些方面进行了变革？
王新生：主要是由幕府时代比较有实力且支持变革的长州藩和萨摩藩的精英政治人物主导，进行了一系列学习西方的变革。首先是首都由京都搬迁至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建立近代国家统治体制，1873年“废藩置县”，由传统封建体制向近代官僚管理体制转型。同时完善法制的建设，标志性事件是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同时还有民法、商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称为“六法齐全”，其中民法制定的时候有很大争议，论争了十年。不过这里面也不全是实际的变革，有的只是为显示日本已经“文明”了，好方便和西方谈判、取消不平等条约。
再有就是普及教育、进行工业化建设、发展军队等一系列措施。九所帝国大学，三菱、住友、三井这些财阀，都是在明治时期创建发展起来的。生活习俗上也有很大改变，当时政府专门发布了一条“禁止裸足令”，不允许国民光脚，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这是不文明的，哪怕日本气候潮湿也不行。结果导致日本人脚气病一下变成国民病，当时缺医少药死了不少人。江户时代因为宗教等因素日本人很少吃肉食，天皇也开始带头吃牛肉。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日本人对明治时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王新生：日本人很怀念明治时代。日本的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他的很多历史小说比如《坂上之云》代表了一种对明治时代乐观和进取精神的强调，被称为司马史观。司马史观中心意思就是说明治是好的，昭和是坏的，明治是向上的、发展的时代，昭和被军部引入了歧途，最终在二战中日本走向灭亡。当然，我认为这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两个时代不是能够割裂开的，明治和昭和，有因才有果，但司马史观确实代表了很多日本人的态度。
日本人每年都会纪念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在他登陆的地方举办盛大的化妆游行，其中佩里的角色最受男女老少的欢迎，走到哪里都是喝彩一片。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虎门炮台像纪念英雄般纪念敲开我们国门的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曾经有新华社记者在纪念佩里的现场问日本人他们怎么想的，日本人的回答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近代文明”。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评价问题上，抱持了一种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一种关于中日现代化转型对比的常见说法是，明治维新是“成功”的，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转型努力都是“失败”的。19世纪50年代中日都受西方压迫，起点类似，但到了这一世纪末，中国在半殖民化压迫下越陷越深，日本则基本完成了国家独立、经济和军事建设，反而变为了压迫其他国家的“列强”之一。你怎么看中日现代化转型“成功”与“失败”的比较？
孙歌：我觉得“成功”和“失败”的判断方法在判断历史时并不那么有效。我们不能只对一时一地的结果做出评判，而是要看历史长时段延续的发展轨迹。从这个角度，难说明治维新是真正成功的。
明治维新之后，紧接着的是两场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也是明治政府后期主要做的事。这两场战争给现代日本蒙上了非常沉重的阴影——因为他们都打赢了。前一场是和同文同种的曾经的宗主国，后一场是和白人，这两次重大的胜利给整个日本国家和民族留下的记忆是后患无穷的。日本在战争中尝到了甜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日本国内在明治维新以后有很多遏制军国主义的努力，但都没法成功，直到二战战败。我个人认为，二战后期日本敢于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除了走投无路外，也和日俄战争的集体记忆带来的盲目自信有关。这种以主动发动战争完成的现代化方式，并不值得中国人羡慕。
中国从前近代的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转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代价。如果说日本的转型是向外的，那么中国的转型是向内的。结果就是日本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而中国却在不断地革命。
三联生活周刊：不停发动对外战争，是否和明治政府的根本性质有内在联系？
孙歌：对外扩张是明治政府解决国内问题非常重要的手段，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日本从幕府时期就有武人执政的传统，这和中国文官执政不同，武人执政后自然会倾向于打仗。靠对外扩张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是当时欧洲的现代国家，尤其是日本的学习对象普鲁士所采取的方式。战争自身十分消耗国力，这就会对战败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一旦尝到甜头又会准备发动新的战争，进入恶性循环。战争不仅是获取物质资源的手段，也是改变社会风气的途径。例如西乡隆盛，他主张征韩论不仅是为扩张，而是觉得明治维新盲目西化，造成了奢靡享乐的风气在朝野上下流行，他认为是非常有害的，希望用一场战争来清除这样的风气。总之，以武力解决问题是明治时期最基本的方式，这对日后的历史进程发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低估。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中国人对日本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大和自卑”，这种复杂的悖论情绪是否就来源于对日本现代化转型过程的一种想象式理解？
孙歌：中国坊间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对明治维新混合了羡慕、妒忌的潜意识。近代以来饱受战乱、对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割地赔款，对中国人的记忆塑造是非常深的，让中国人觉得近代没受过殖民迫害的日本躲过一劫，心里很不平衡。中国人常常觉得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是宗主国，日本文明发展得很晚，不过是近代占了便宜。好像日本很光鲜亮丽地就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觉得都是明治维新带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身在其外，无法感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内在创伤。有日本传媒统计日本的抑郁症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完全幸福的社会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抑郁症比例呢。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果，明治维新的西方化过程对日本文化直至今日的自我定位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四十年代批判日本文化“转向”特性时曾讽刺：“文化总是从西方来的。”他认为日本向强者（西方）看齐的“优等生文化”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反倒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虽然挣扎得多，但正是在挣扎的过程中保留了确立文化上的自我的可能性，鲁迅是做出这种努力的杰出代表。以竹内好为代表的强调日本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反思明治维新的？对我们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有何启发？
孙歌：竹内好本人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明治维新大于明治政府。他想去发掘的，正是明治维新这个历史过程比明治政府所作所为更丰富的可能性。竹内好尤其关注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西乡因为坚持征韩论遭反对，辞职回乡后发动反政府的西南战争，兵败而死。竹内好在这里看到了“抵抗”和“革命”的因素，这是他认为日本文化中最需要但是始终缺少的，他希望激活历史的另外可能性。竹内好最欣赏现代中国文化的，是不安于稳定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他把孙中山、鲁迅、毛泽东打造成一个序列，核心的思想信条是“不断革命”。应该说，正是日本文化的优等生性格，反衬出了竹内好思考的深度。
对竹内好他们而言，一个国家建立主体性需要有主体性的国民，这是明治维新没能完成却开了先河的思想与文化课题。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比如福泽谕吉、中江兆民，都留下了这样的思想遗产。福泽谕吉因为“脱亚”论出名，实际上那只是很短的一篇文章，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民众启蒙。《文明论概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是把“智”放在比“德”更重要的位置上，这和中国人习惯的排序是不同的。福泽谕吉认为，没有“智”的“德”就可能是伪道德，无智之人会固守外在的、空洞的道德信条，不会使道德成为公共生活的纽带；“智”主要指的是公共智慧，就是在特定时间、空间点上进行准确判断和选择的能力，这也是对政治能力的基本要求。因此智慧不可能是固定的教条；世上有伪君子，没有伪智者，就证明了这一点。要想造就有道德的国民，先要使国民拥有智慧。与福泽渝吉同时期，中江兆民则论述了进化的多样性问题。他反对只把西欧的现代化视为唯一进化形态的单线思维，认为不仅欧洲有进化，非洲食人族、土耳其、波斯也各自有自己的进化道路。他特别指出，进化之神的大敌就是不问时间地点的脱离实际的言行。这当然是有具体所指的，中江兆民批评的是盲目的欧化与盲目的武力扩张。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警告明治政府不要轻易与中国为敌，倡导日本对世界采取和平政策，避免战争，减轻人民负担。可以说，中江兆民体现了福泽渝吉所提倡的公共智慧，更显示了大于明治政府的明治维新的另类可能性。
中国人太急于现代化了，但我们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认知。日本思想家的这些思考，比如福泽谕吉提出的“智”的重要性，中江兆民提出的进化的多样性，竹内好提出的明治维新大于明治政府的视角，这些思想遗产都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历史，或许我们的公共智慧也会更成熟一些。在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自己面对的思想课题。
（完整访谈内容刊于2018年第2期《三联生活周刊》，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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