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诞辰110周年：在“双重生活”中追求独立与自由
波伏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激荡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一切都是新思想与旧制度的冲撞，那一时期也是女性主义的关键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爱情、婚姻这些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被千万人写过，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重新又梳理了一遍，并用最激荡的方式将女性主义理论对爱情的理解身体力行地实践在自己身上。
1949年6月，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性》第一卷，2.2万本在一个星期内被抢购一空。10月份第二卷出版，依然畅销。《现代》期刊早在2月份就刊登了其中《作家笔下的女人神话》这一章，5月刊登了《女人的性启蒙》，6月刊登了《女同性恋》。波伏娃在当时遭到了社会舆论无比激烈的反对。
《第二性》被教廷列为禁书，但时间证明了一切，这本书至今依然被认为是世界女性解放运动的基石，波伏娃则成了所有想改变命运的女人的化身。
波伏娃
一名逻辑清晰的年轻女哲学家用现代的措辞来阐述永恒存在的女性问题，这就是《第二性》。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和笛卡儿的《方法论》一样，系统地提出了对社会中固有女性观念的质疑。“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的。”波伏娃提出所有文化对女性社会地位产生的压迫，她质疑法律、宗教、习俗、传统，她认为历史和当今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女性的被动地位。
1953年《第二性》被译成英语，在英语国家售出200万本，继而再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在后来美国女性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继而在法国引发女权意识的崛起。在世界上，大部分女权主义作家都依仗着波伏娃的名声，这本书掀起了科学界女性研究的风潮，至今我们依然无法估量它带来的影响。
女性的爱情
波伏娃曾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美国杂志《麦考尔》上写过一篇文章《论爱情》。她认为爱情并非只是两个人的事情，爱情和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一个与社会环境太过融洽的人可能永远不了解爱情。”对她来说，爱情是对父母、丈夫或是妻子的挑战，是与环境或朋友的对抗。
波伏娃曾用尼采的一段话作为《第二性》第十二章《恋爱的女人》开头。“爱情这个词，对男女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相当清楚的：这不仅仅是忠诚，这是身心的全部奉献，毫无保留，对无论什么都不加考虑。正是这种不讲条件，使她的爱情成为一种信仰，她拥有的唯一信仰。至于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他想从她那里得到的正是这种爱。因此，他对自己与对女人要求的情感远不是相同的。”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天生就喜欢恋爱，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扩大或改变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当她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才能的时候，爱情成了她们唯一的机会。对男人而言情况就不同了。他可以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努力改变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甚至改变世界。如果他全身心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他就会对爱情无动于衷，他经历的只是不在乎将来的艳遇而已。
婚姻制度的先天缺陷是波伏娃主要抨击的对象。在普遍性的婚姻社会制度中，没有个人的爱情，只有利益。波伏娃认为婚姻不是通过爱情决定的。婚姻制度本身，就是要让男女的经济和性的结合朝集体利益发展，而不是保证他们个体的幸福。蒙田曾说：“结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后代和家庭。”波伏娃认为在自由之外既没有爱情也没有个 43 37571 43 16162 0 0 4246 0 0:00:08 0:00:03 0:00:05 4246体性，女人为了保证终身受到一个男人的保护，只能放弃个体的爱情。这种夫妻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而是建立在普遍性上的。
追根溯源，波伏娃认为女性依然通过床上“服务”和家务“服务”完成社会制度给她们安排的职责。女性在婚姻之外没有权利进行任何性活动。“对于夫妻来说，性交变成一种制度。表面上婚姻力图给予女人的性生活以伦理尊严，事实上却企图取消它。”波伏娃认为，女人在家庭内部所干的工作并不能给予她自主，家庭劳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而是通过丈夫作为生产者作用于集体，她的劳动因为她是妻子的身份而获得价值，而丈夫的社会地位将直接影响她夫妻生活的成败。在这样的社会里，女人光为男人“服务”是不够的，女人甚至还被要求用男人的眼睛去观察，被男人同化，用他的方式去思考他。
即使到了波伏娃所处的年代，现代婚姻看似更加平等，甚至出现表面上妻子压迫丈夫的现象，妻子管理着丈夫的收入，安排他吃饭睡觉的作息时间。其实这只是婚姻制度中夫妻相互压迫关系的一种转换。附属性在女人身上已经内化，即使表面上她自由行动，但她其实还是奴隶。“男性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制定的社会，以这样一种形式确定了女性的处境：这种形式如今对两性来说是痛苦的源泉。”
“有的年轻女人已经尝试获得积极的自由，可是长期坚持研究或者从事职业的女人并不多。甚至那些有严肃职业的女人也得不到与男人一样的社会权利。”波伏娃给出了解决办法，“必须改变这种处境，不让婚姻成为女人的一种‘职业’。女人这样沉重地压在男人身上，是因为人们不允许她自立。只有男人在解放女人的同时，他才能解放自己。”这个让她得到解放的男人就是萨特。
波伏娃与萨特相识于1929年，那是他们准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的日子。少女时代对哲学就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波伏娃，从索邦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后准备考取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她一边备考，一边在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听辅导课。而巴黎高师毕业的萨特由于上一年会考成绩不合格，准备第二次应考。这一年，他们以并列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夏末，萨特来到利穆赞，追随来这里度假的波伏娃。他们在波伏娃祖父留下的庄园里聊天。他们相爱了，波伏娃觉得，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还会觉得时间太短了。
对波伏娃而言，和萨特相识带来了快乐，也伴随着痛苦。“萨特完全满足了我15岁时的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她有了安全感。“除了期盼这份幸福永远不要减弱”，她没有任何奢望。
但幸福并非如此简单。萨特不认同一夫一妻制，他认为性关系不应该和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相连，他承认和波伏娃产生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关系，但这并不能代替其他人际关系带来的乐趣。“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无可取代的爱情，但是我们各自也会有偶然发生的爱情。”波伏娃同意他的观点，她拒绝婚姻，认为婚姻必然会伴随着谎言、欺骗和婚外情。在当时的社会关系中，个体无法保持真实，因此她决定在自己和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关系。她希望自己像男人一样独立地过完一生，经济上不依赖任何人，她对萨特的爱让她有了自由的保证。
达到关系平衡的两人往往不是通过结婚，解决办法存在于婚姻之外。“有些夫妇通过强烈的性爱结合，性爱使他们自由决定他们的友谊和事务，另外一些夫妇通过不妨碍他们性自由的友谊联结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有些夫妇既是情侣又是朋友，但不在彼此身上寻找他们唯一的生活理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的其实就是她和萨特。
波伏娃也曾遭遇过爱情的困惑和强烈的嫉妒。两人刚开始在一起时，萨特经常与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女演员西蒙娜·若利韦约会。此时的波伏娃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除了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证书以外，她也没有社会地位身份。她因嫉妒和爱而沮丧，整天昏昏沉沉，不再独立。此时萨特也曾提醒她：“小心，别变成一个只会干家务活的女人。”“一个在情感上苛求的心灵，不会在爱情中找到安宁……恋爱的女人远比妻子痛苦。”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嫉妒无论是含糊还是明确的，没有根据还是得到证实的，对女人来说，都是可怕的折磨，因为它是对爱情的彻底怀疑：如果背叛确定无疑，要么必须放弃把爱情看成宗教，要么必须放弃爱情。”最终若利韦成了两人的一段插曲，并且只是她和萨特人生插曲中微小的一个，而波伏娃则真正“放弃把爱情看成宗教”。
虽然波伏娃反对婚姻制度，但萨特也曾向波伏娃求婚。1931年，波伏娃因工作调动被安排去马赛，她将在距离巴黎800公里的地方生活。在波伏娃惊慌失措中，萨特提议两人结婚，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双重职位。波伏娃在感受到女性社会地位的无助之后，依然拒绝了求婚，她认为婚姻不过是社会对私生活的干预。而结婚就意味着要承担当时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随之改变。那时波伏娃23岁，她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萨特。
波伏娃选择了萨特和自由，也就选择了反抗她的家庭、阶层、道德和宗教规则。当她写到情人们忽略了那些反对他们的社会规则和惯例时，她说的其实是自己的经验。
自由的情侣
《第二性》使波伏娃成为女性主义的象征。她和萨特的爱情被众人演绎、神话。曾经多少男男女女想以两人为榜样，决定让自己的爱情生活超越一切规则的束缚。尽管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尽人皆知，但竞相模仿他们的年轻人往往不了解他们两人真正独特的地方。波伏娃将两人诸多往来信件结集出版，于是便有了《寄言海狸》这本书。
波伏娃只是想让读者了解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透明程度。他们之间相互坚持的透明原则源自两人之间的一份“合约”。一天，21岁的波伏娃与24岁的萨特在卡鲁塞尔公园散步。萨特建议他们签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这两年他们将尽可能亲密地相处相伴，但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波伏娃接受了萨特提出的方案。紧接着这个为期两年的协议，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约定：他们可以有各自“偶然的爱情”，但必须要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及时坦率地告诉对方。永不欺骗对方，永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波伏娃也接受了，因为她想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来感受爱情。这种事情必须发生在两个同等、彼此坦诚的人之间。
“真正的爱情本应当承受对方的偶然性，爱情不会成为一种拯救，而是成为一种人际关系。”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这对情侣一开始就约定要保持完全的独立，他们没有同居。50年来，波伏娃和萨特不需要一个共同的家庭，他们曾长时间住在旅馆中，每人有自己的房间，有时在不同的楼层。后来波伏娃住在自己的工作室，萨特搬去了母亲家，而后住进自己的公寓。不同居的生活使得他们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各自所交往的人都不会被对方发现。他们在餐厅吃饭，这对情侣摆脱了家务的烦恼。
通过萨特，波伏娃尽可能近地了解男性。《寄言海狸》出版后，很多人会认为波伏娃就是一个被不断戴绿帽子的妻子。“这样看我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条约里，我和萨特享有同样的自由，而且我也如约享受了这种自由。”波伏娃后来回应道，“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事实，我确信自己和他的联系如此紧密，他生活中的任何插曲都不能使我消沉。”
萨特曾经也说过：“我和波伏娃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次要爱情而争吵，我认为这些爱情完全是次要的，我不用担心这些艳遇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选择做真实的自己。
两人的融洽关系并非自然而然，也是两人辛苦构筑而成的。可以说，这些“偶然的爱情”对两人是不小的考验。
奥尔加是波伏娃和萨特两人经历的第一段考验。这段经历曾让萨特一度想放弃文学，波伏娃也怀疑起自己和萨特的爱情。奥尔加·科萨基维奇是波伏娃的女学生，疯狂地迷恋着波伏娃，而波伏娃又让奥尔加去帮助萨特度过注射致幻药物而引发的抑郁期。三人的感情生活被紧密地联系起来，波伏娃和萨特都接受了奥尔加。
但奥尔加也有自己的问题，她爱波伏娃胜过萨特，当她感到要失去波伏娃时，她会幼稚地对两人发火，她试图表现出爱萨特胜过波伏娃，以激发波伏娃的嫉妒心。三人的爱情变成了一种酷刑，每个人都在痛苦中挣扎。
1985年，波伏娃再次被问起这一时期，她回答道：“当每个人都付出很多的时候，是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刻。如果萨特和奥尔加或是奥尔加和我都没有幸福感的话，这种关系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但这也不是只有痛苦，准确地说它是有点复杂。每个人都有受难的时候。”
雅克-洛朗·博斯特是波伏娃第一份“偶然的爱情”，博斯特又是萨特的好朋友，因此他们第二次组成了“小三口”。三人一起生活，甚至一同坐船去希腊沿海航行了三个星期。这段三人感情同样最后以博斯特的离开告终。
萨特和波伏娃都有自己的崇拜者，学生们被他们的前卫观念征服了。萨特1937年去巴斯特中学任教时，带着学生们泡咖啡馆。而波伏娃不管是在鲁昂还是巴黎，她带学生散步，邀请她们去餐厅，波伏娃身边总有一些年轻女孩非常依恋她。而每当一个年轻女孩对波伏娃产生爱慕之情，萨特就会想着追求这个女孩，不征服她不罢休。波伏娃说萨特在青年时代很难超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她在《第二性》中将这种情感教育作为思考女性地位的基础。
两人的美国情史可以说是对他们爱情相当严峻的考验。萨特遇到了美国女演员洛莱丝·瓦内蒂，而1947年39岁的波伏娃在去美国期间认识了美国小说家尼尔森·艾格林，两对人如痴如醉。波伏娃和萨特的情人都想要结婚，但这对法国情侣却不想破坏彼此之前融洽的关系，事业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
此外，44岁的波伏娃与比她小17岁的《现代》新编辑克洛德·朗兹曼相爱并同居，这一恋情持续了七年。而萨特先后还有了万达、露西尔、露易丝·韦德里纳和阿尔莱特·埃尔坎等情人。不管他们的情人是谁，波伏娃每年都要和萨特在国外度过几周至两个月的假期，这一计划始终没有改变。
“一个我们”
《寄言海狸》中明确地表示，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优先于其他爱情。波伏娃曾在一次谈话中说道：“那些第三者，不管是萨特生活中的还是我生活中的，一开始就知道我和萨特的关系，都清楚这种关系远在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之上。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常常遭到批评，它有时会让我们很难处理好和他人的关系。”
1973年的罗马，那时萨特68岁，波伏娃65岁，两位文学巨匠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萨特：“我想说我们完全是相互影响的。”波伏娃：“我要说的恰恰相反，这不是影响，而是一种相互渗透。”萨特：“只要您乐意，您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不管是在文学上还是在生活上，我们总是共同做决定，彼此都在影响对方。”波伏娃：“这就是我所说的相互渗透。决定是一起做的，思想也是共同发展的。”
就这样，波伏娃和萨特的情人们往往成了两人创作的催化剂。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相互交流，就像在生活中一样。他们的生活模式和旅行计划都是波伏娃一手策划的。她说，哲学理论来自萨特，但在经过讨论、筛选、修改之后定稿，也会打上波伏娃的烙印。1966年，萨特回答记者玛德莱娜·戈贝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一切都应归于她……可以说我是为她而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让她看。”
分居两地时，波伏娃和萨特也会通过日常通信保持联系。他们把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对方，并等待对方回应。在信中，他们交流各自的工作，交换各种看法，谈论感情和朋友，以及关于其他人的细枝末节。这些都是他们小说创作的源泉。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可以从周围人的身上找到影子，这些角色都是七拼八凑创造出来的半现实版虚构人物。
波伏娃的《女宾》和萨特的《墙》都题献给了奥尔加，《达官贵人》中的纳蒂娜说话方式像极了娜塔莉·索罗金。尤其在波伏娃的《女宾》中，拉布鲁斯是萨特，弗朗索瓦丝是波伏娃，格扎维埃尔就是奥尔加。她把自己化作小说中的女主角，“把和他合作的机会放在首位，他们共同的疲倦，他们的努力比拥抱更实在地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重复着这些令人筋疲力尽的爱的行为”。
波伏娃并不认为她和萨特的情侣关系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他们的爱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由，但却让他们得到解脱。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义务，也没有约束，仅仅是因为相互需要在一起，正因此，他们才能够拥有这种单纯的精神、道德和情感上的默契。即使到了晚年，两人依然相濡以沫。
后来萨特失明了，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曾经那么独立的他越来越需要依赖他人。波伏娃为他消耗了自己的精力和健康。她小心翼翼地照顾他，把他想说的东西记录下来，在他离世后将这些对话出版。为了让萨特完整地反映自己的思想，她总是把自己隐藏起来。
他们成功地把两个人的生活变成了“双重生活”，而不是简单的合二为一。“我们俩就是一个人。”波伏娃说。1977年萨特也解释说：“存在一种深入的关系，它不时成功地创造出一种个体——一个我们，这个我们不是两个你，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我们。我的一生中，和波伏娃共同形成了这个我们。”
（参考书目：《波伏娃：激荡的一生》，克洛德·弗朗西斯、弗朗德·贡蒂埃著，唐恬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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