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小帅：人的情感穿越时间，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
“《地久天长》是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什么形容比这更恰当。影片讲述了跨度30多年的中国工人家庭，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影片叙事结构极为复杂，编剧在四五个时间维度里毫无顾忌地不断跳跃，却丝毫没有影响时代变迁带来的强烈冲击，如鲠在喉。”意大利《太阳日报》这样评价王小帅的新电影。
一直到颁奖礼之前，王小帅都没有想到，《地久天长》会同时拿到影帝、影后两个银熊奖。说起来，柏林电影节算得上王小帅的福地。2001年，他执导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获得了第51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2008年，电影《左右》获得了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和“特别关注”奖。然而，这一次，他对自己的作品最为自信。
导演王小帅。（王旭华 摄）
“以往去电影节，我们知道我们有某种特色，有让人感兴趣的点。但这次我们觉得整体的体量和实力一定是没问题的。”王小帅说。
作为本届柏林电影节最后一部放映的竞赛片，2月14日上午，《地久天长》的媒体场放映结束后，获奖呼声开始出现。但那时王小帅认为，即使获奖，最大的可能也只是王景春获得一座银熊。同一部影片同时获得最佳男、女演员两座银熊奖，在柏林电影节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王小帅说，在《地久天长》里，王景春以及咏梅，“完全不是在演戏，而是就生活在里面。这恰恰是一种混沌的、浑然天成的东西”。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图为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的扮演者王景春和咏梅。
他喜欢这两位演员在银幕上的呈现，他觉得这两位演员在一起的感觉，特别能体现传统中国家庭中那种“夫唱妇随”的感觉：“遇到多大的事都是男的顶着，男的要接受了，女的也接受。很像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
出演过大量影视作品的咏梅，之前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并不高。银熊奖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其实这个角色，之前也考虑过梅婷，但因为故事的结构变化，需要一位50岁上下的女演员，咏梅才得到了这次宝贵的机会。
放眼中国电影，以50岁上下的女性担纲主角的影视作品，真的不多。
《地久天长》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这要求两位主角必须具备一定的年龄、阅历。王小帅的野心，在于通过两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故事，反映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30多年的变迁，社会变化与个人境遇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映射，相互纠缠。
相比11年前，柏林没有太大的变化。电影节的程序没有变，场地没有变，居住的酒店没有变……一切都是熟悉的味道。甚至连负责直播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变，他看到王小帅，笑着对他说：又见面了。那一瞬间，王小帅感慨万分。
11年，在中国，早已沧海桑田，翻天覆地。
王小帅说，《地久天长》是他的作品中，最为“用情”的一部。这部时长三小时的影片，在柏林放映时，很多西方观众都看哭了。这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可以唤起东西方观众的共情，是因为它的核心还是亲情和家庭。电影中，每个人都活得不轻松，历史的，现实的……回忆像一个沉沉的包袱，压在每个人的心上。相比漫长的挣扎，欢乐的时光如同昙花一现。然而，即便如此，还是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隧道越漫长，出口处的那一点微光就越珍贵。
王小帅说，《地久天长》从筹备到完成，花了整整4年时间。他认为，历史的伤痛是存在的，我们需要反思，也需要向前看，而中国人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命运时表现出来的隐忍、善良，是他创作这个故事时最感动的一点——人的情感能够穿越时间，这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
三联生活周刊：《地久天长》这个故事的开头，是由王景春和咏梅扮演的姚军和李云夫妇失去了他们的独子。由于李云之前被迫做了计划生育措施，这个变化对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残酷的。而现在，国家的生育政策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否是你关注“失独”这个题材的原因？
王小帅：原因很复杂。相对于传统，“独生子女”“三口之家”是近30多年来中国人新的家庭结构和生活形态。然而，在这样的家庭中，一旦发生意外，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失独”一旦发生之后，父母双方的人生轨道往往会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2015年，国家正式开放了“二胎”。对于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家庭的中国人来说，突然之间，一切又要去重新思考，重新适应。但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些时机错过了，再想改变也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人的心态是，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普通人的人生可能没有很多高光时刻，但至少会有平安这样的福气。但有时，连这种起码的平安都会失去，这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地久天长》的故事不仅仅时间跨度比较长，涉及到几代人的经历，几代人的内心轨迹，我希望能够从几个时间切片入手，把一个家庭的变故和整个社会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来，如同电影中所反映的一样，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你完整地经历了这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你怎样看待中国这40年来的变化？
王小帅：有一个说法是，6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是最幸运的那一代人。他们的成长和整个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同步的。
60年代之前的中国，虽然我们没有能亲身经历，但是多少也听说过，自己的家长长辈也都经历过。80年代，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变化，中国社会开始流动起来，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出国潮。近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也是剧烈的变化。作为一名需要从生活中，从社会和历史中汲取营养的创作者，这样的变化恰恰是需要在场的。只有在场，才有感受。近几年，很多当年出国潮时期出去的人，现在纷纷又回来了，但他们已经错过了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创作根本的源泉。
三联生活周刊：看起来，关于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你近几年来感触特别深？
王小帅：2015年，《闯入者》完成之后，关于友情，关于生活，因为自己岁数大了一点，有了一些新的感触。过去的好朋友，慢慢走散了；新的人到来，慢慢变成新朋友。人生是很奇妙的。
人的一生很漫长，是一个非常混沌的东西。在《地久天长》中，当你看完主人公的一生，你会发现，对他们来说，故事到了某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停止了，后面就是慢慢变老的过程。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可以关系到几代人的内心轨迹和他们的命运。
三联生活周刊：据说这部电影是你所有作品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部。
王小帅：写剧本的时候，我对这个故事的人物是特别用情的；拍摄时，演员和这些人物之间，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我相信到达一定年龄层，有过一定经历的人，都能从里面找到一种共情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煽情。
一个人只要这一辈子能走过来的，一定是把很多东西压在心里的。一转眼蓦然回首，人已经老了。这个时候再来梳理他的一生，真是历经沧桑。中国人这一辈子，随着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人在变化里沉浮着，尽量去稳妥地生活，寻找自己的幸福感。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剪辑上并没有遵循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用了很多闪回、跳切，将几个时空连接起来。在之前的一些采访里，你提到，这样的剪辑方式是希望能够呈现出回忆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的关系。但是会不会担心一部分观众看不懂？
王小帅：做这样大时间跨度的戏，传统的叙事方式会造成篇幅过长，叙事也太平了。而我希望能够用一个更高的视角、更高的维度来看待、讲述他们的故事。在故事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未来看起来都很遥远，无法看见，但是其实30年从头到尾就在这里。
使用目前的剪辑方式，我的故事结构和剪接的自由度会更大一点，既能保证三个小时以内讲完故事，同时时间跨度和苍凉感也都出来了，所以这其实是很冒险的一个做法。
我们比较自信的是这部电影所传达的情感，观众是很容易接受的，观众最后接受到的情感的冲击力是强烈的。
三联生活周刊：咏梅和王景春其实都不算特别有名的演员，为什么会选择他们？
王小帅：我和王景春合作过《我11》。王景春不属于现在的“流量”，不是很帅气的那种，但他会更容易融到气氛里去。得奖这么大的事，他也比较沉稳。咏梅的气质也比较传统，有一种隐忍，让人心疼的气质。她和景春在一起，有特别典型的一种中国老百姓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这两张脸从视觉上来说，也是比较好看的。
三联生活周刊：《地久天长》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涉及到很多时代变化，电影中也出现了很多时代符号。但是时代符号如果使用不当，往往会变成一种滥用，流于形式。你认为怎样运用时代符号，才能既鲜明地体现时代环境，又不至于滥用？
王小帅：还是要看故事和人物的核心。如果人物和故事是比较空洞的，光是用画面来给一些东西贴标签，而并没有从内容上充实它，当然就会流于表面。但如果确实是有故事有人物，人物就生活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他生活的环境，那时的环境就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你的上一部作品《闯入者》上映，虽然在业界和学者中博得了口碑，但票房只有1000万元左右。对你来说，当时《闯入者》的票房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刺激？
王小帅：观众到电影院能看到什么，有时候并不完完全全是他们的选择，很被动。这些年，很多人其实都做了很多，社会上也不乏一些声音：呼吁市场不要单一化，不要同质化，应该多一些关乎现实、关乎社会、关乎普通人的电影。这些声音都是存在的，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点恍惚，觉得大家有机会。可结果就是资本并没有给这些电影留下一个角落，市场依然是一个非常单一化的空间。
我并不敌视市场，但是市场不能是无规律的、过于丛林法则的，需要公平一点，否则就会造成赢家通吃。
这几年虽然我并没有片子去经历市场，但是也看到一些作者电影比如《冈仁波齐》，票房一下子超出了预期。当然《冈仁波齐》的成功也许不能复制，但既然有这么一个现象出现，就说明这空间是存在的，就看大家怎么能把这个市场做得更细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依然相信艺术电影会有自己的电影，也愿意去坚持。
王小帅：因为创作的本体是在这儿。很多商业性的片子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但《地久天长》这样的电影，是不能计算出来的。包括这次柏林的“双银熊”，完全是意料之外。
三联生活周刊：三个小时的时长，对国产电影来讲并不常见。从排片的角度，国内的院线对这个长度估计也会有意见，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个时长？
王小帅：一是因为体量在这里，30年的时间跨度和信息量，一部标准时长的电影容量是不够的，这是一个无奈之举，一切都是为了电影和你所叙述的故事和情感去考虑。
如果院线从排片的角度觉得三小时太长，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我并不是要去和整个商业类型电影进行无差别竞争，要求同等的空间和时间。我认为，能够给《地久天长》这样的电影留下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就行了，让它的目标观众能在有效的时间段看到就行了。
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你创立了冬春影业。这些年你的身份从单纯的导演转换成了监制、影业老板。你觉得身份的变化有没有带来创作观念上的变化？这几年下来，你觉得做这件事难不难？难在哪儿？
王小帅：我做导演的时候，一直呼吁那些有钱的上市公司，稍微分一点空间和比例来接触一下作者电影，也可以让整个商业帝国更丰富一点。我能体会到很多导演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公司，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有同样需求的年轻导演。可能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身份不是导演了，但是我的动机和初心还是一样的。
我做这件事如果有不容易的地方，也是在于人。现在的电影那么普及，信息那么发达，新技术让电影的门槛降低了，有才华的人还是很不少的。但是有了这些人以后，他们怎样来看待自己的职业和理想，和珍惜他的人怎样去配合，这是非常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更欣赏怎样的导演？
王小帅：只要是自己认定了，能够坚持做下来的，我都觉得挺棒的。包括这回的《流浪地球》，这件事最开始的时候就像愚公移山，中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来做这样的戏？但是郭帆能咬着牙做下来，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其他电影和电影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坚持着，虽然现在还没冒头，还没有得到很多的市场资源，但你只要坚持做得好，一定会被别人看到。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这些年，“第六代”和你本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你怎样看待这些经历？
王小帅：就赶上这几拍了。历史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历史已经有结果了。从功利角度来讲可能挺可惜的，但实际上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一代人的每一步努力都及时转换成了最大程度的成功和认可，可能反而蕴藏了惰性和危机。相反，在这样的境遇之下，还有人坚持这么做，留下一些东西，从更广阔的一个时空角度去看，可能反而是幸运的。最重要的是一直处在一个创作的基本状态里往前走。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地久天长》的获奖，我觉得也是给中国的艺术片创作打了一针强心针，对于国内艺术电影的创作者来说是个鼓励。
王小帅：其实这么顶级的电影节，几年能有一部中国电影获奖已经很了不起了。比得奖更重要的是，这几年我们并没有完全缺席。在一个整体上不重视、不鼓励，甚至某种程度上压制的这样一种环境下，还能够不停地有作品出来，就已经很厉害了。更何况还有那些年轻的作者在别的单元里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很大的力量。
《地久天长》这次能获奖，确实福报很大。但是你不能说它就给中国的独立电影带来了什么。真要说带来什么的话，那就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好好地给艺术留有创作空间，对吧？政府也好，资本也好，真正地去扶持艺术电影，真正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才行。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两年的状态比前两年好很多。
王小帅：我觉得现在是我最好的状态。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这个岁数是最值得珍惜的。年轻人有冲动，有感受，但是如果从广度、深度来讲，这个年纪是最好的，很可能60岁更好，70岁更好。这就是艺术的幸运。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年你扶持了一些新人，他们的作品也很成功，比如《老兽》。接下来你是否还会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王小帅：我希望能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误解和诽谤，确实是很伤心很难受，但是至少有一点证明我们的眼光是很准的：我们一共做了两个片子，几乎百发百中，素质和质感都非常好！我希望这种类型的片子越来越多，即使我自己不当导演。
但是几部影片监制下来，确实获得了这样一个经验：做电影导演不光要有才华，人也重要。人的坚韧度、宽阔的胸怀、对事情正确的认知，这都非常重要。现在这个环境，大家都容易着急，很多人一上来，第一步就要怎样。但荣誉不是要出来的，是一点点做出来的，需要耐心和时间。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0期）
大家都在看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成为父亲】
▼ 点击阅读原文，今日生活市集，发现更多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