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5，热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探讨了几重“恶”？
《我们与恶的距离》（以下简称《与恶》）以李晓明的随机杀人事件为故事开端。正在读大学的李晓明，用自己制作的手枪射杀正在看电影的无辜者，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第一集，他的辩护律师王赦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不满他为凶手辩护的愤怒群众，冲上前来，朝他身上泼粪。
泼粪这一举动，将王赦在网络上受到的谩骂、威胁，用具象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展示了公众对于一个律师为谋杀犯辩护的不解和敌意。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剧集揭示了王赦为死刑犯辩护的原因：判处死刑很容易，但如果能了解他是为什么走向犯罪，就能预防今后此类事件的发生，这样是不是更有意义？“难道真的把他给杀了，这一切就没事了？”
王赦的观点正是一起真实事件中受害者家属的态度。
2016年2月28日，台湾一名年仅3岁的女童小灯泡，在妈妈身后不远处骑着脚踏车的时候，一个男人突然冲上来，拿出菜刀，直接往她的脖子上砍去。只一刀，女孩就身首异处。但菜刀继续疯狂劈下，足足砍了23刀。据警方调查，这是一起随机杀人事件，凶手患有思觉失调症，也就是旧时所说的精神分裂症，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当时，小灯泡案件性质之恶劣，使大部分舆论都在要求：尽快处死凶手。只有小灯泡的妈妈出人意料地表示，不能处死凶手。然后，她在社交媒体上说了这样一番话：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与恶》剧中的李晓明案不仅取材小灯泡的案件，也融入了另一个真实案子。2014年5月21日，21岁的大学生郑捷在台北地铁上持刀随机杀人，造成4死21伤。经过两年的审判，他被判死刑，从判决到行刑仅用了18天的时间，创下台湾地区罕见纪录。
剧中李晓明也是在一种非常突然、快速的情况下被执行了死刑。他的辩护律师都没有被及时通知，反而是媒体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见证了这一过程。
英剧《加罗律师》里有一个对话可以很好地概括法律从业人员对于法的公平性的期许。
“你希望魔头赢？”
“我希望他有机会申辩。”
东野圭吾在小说《虚无的十字架》中也对死刑问题做过深刻探讨：是让犯人听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感到解脱，还是让他重返社会用一生赎罪？所谓的罪与罚，究竟本质是如何？我们每个人判断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时，是它安不安定、是不是拥有最终正义。社会是所有人交出自己的自然权力组成公权力的有序整体，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不仅被害人及其家属，包括整个社会，都有权要求谋杀犯受到惩罚，执行死刑。但《虚无的十字架》也探讨了，死刑真的能达到效果吗？民众的情绪是安抚下来了，可是对于被害人呢？就像书里所说，死刑只是一个结果，但当一个死刑结束，因那场犯罪造成的持续性伤害，该如何减轻、恢复？并且，如何预防类似罪恶的发生？
这和《与恶》探讨的是同一主题。
很多人都做的事，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事。人们很容易在“正义”的外衣下做出诸多偏激举动。剧中李晓明杀人案发生后，媒体大肆报道，不顾当事人隐私。李晓明的父母被舆论谴责，家里维持生计的面店开不下去，家门口被愤怒的民众喷上恶语，还不时有人上门威胁。最终，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出门也得戴着口罩。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改名李大芝，在家里荒废两年后才能重新调整心情，找到工作。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里，勒庞称群体为“无名氏”，因为群体的数量庞大，群体中的个人难以被追究责任，所以他们对于责任的约束感就会完全消失。谴责恶行，会让个体在一瞬间感觉自己善良高大，但一些不明真相、极具主观性的谩骂，甚至不惜波及凶手无辜的家人，也是一种“恶”，最终会变成一场打着“正义”口号的集体狂欢。《与恶》借角色之口斥责没有底线的媒体和乌合之众：你们“杀”的人，并不比李晓明少！
《发条橙》里有句很著名的话：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一样毫无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与恶》将缺乏独立思考的网络暴行归咎于媒体的煽动：电视台因业绩压力而不得不追求快速，很多新闻没有求证就播了出来。同时为了吸引观看，标题悚动无底线。但平衡的是，电视剧也从媒体角度进行说明：网络和各种新媒体冲击的压力，收视率的压力，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做出妥协。
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是品味新闻台的副总监，她的丈夫离开新闻台，去创办了一家更先锋、更严肃的报纸。这两个媒体人的对话反映了主创对台湾媒体现状的一些思考。但剧中对媒体生存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还是一种个人觉醒：宋乔安最终离开了不能实现自己新闻理想的品味新闻，去了另一家电视台。在这个新的平台，她也许可以按她想要的方式做新闻。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但是，这一答案和剧集最终对李晓明事件给出的解答一样，还是过于理想化。在商业社会，收视率是电视台生存的唯一法则。台湾地区面积不大却有上百家媒体，市场小、竞争激烈，一些媒体为了生存、吸引眼球，各种无底线的报道仍会发生。所以，就算有优秀的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想独善其身，也无法改变整个大的环境。
剧集设置宋乔安和其丈夫代表觉醒了的媒体人，负责唤起大众心中的善意、爱意和常识。这是外因。内因上，《与恶》提出每个人应找到自己心中本来就存在的爱意、善意，用强大和宽容的胸怀去关爱他人，消除偏见。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剧中有一条支线：有才华的导演罹患了精神分裂症，就在他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他的时候，发现身边还有爱他、不放弃他的姐姐和朋友。这些现实中的温情不是说不可能存在，但也有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没有这些温暖的家人或朋友。用剧中的一句话说，“不要挑战人性”，不要指望每个人都修炼成圣人。
这种矛盾也集中体现在主角王赦形象的塑造上。一方面，他是代表希望和未来的正面人物，有过硬的专业能力，却选择从事不赚钱的法律援助，而且经常选择为杀人犯辩护。他说自己这么做的目的是找到问题根源，从而达到预防，同时他也坚信每个人都拥有合法申辩的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待家人却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甚至自私。他常年收入较低，有一个妻子和女儿，并且妻子还怀着二胎。那么，支撑这个家庭的收入是什么？剧中提到妻子家境良好，岳父岳母经常补贴小两口。但这种“补贴”还必须是暗地里的，还要瞒着他，为了顾及他男性的自尊心。那这个人物不是很虚伪吗？当然家人可以为一个人的理想支持他，精神上或物质上，但这种支持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王赦一方面标榜自己是“人权斗士”，另一方面却有意回避，如果没有岳父岳母，他连妻子和女儿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
总之，无论是依靠专业过硬的新闻人力挽狂澜、改变行业现状，或是依靠一腔热血的律师去对抗现实，或是在剧集最终描述的那样，让受害者家属自觉做到敞开胸怀，积极接受心理咨询，和施害者家人一起面对面，沟通、解决问题。《与恶》提出的解决方式都是从个体的角度，一点一点改善，从而达到现象的好转。但是，人性，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改变的。虽然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家人朋友温暖以及敞开心怀的交流，改善问题和状况，但是，想让全社会所有人都变成充满善意、积极独立思考、对任何事持公平态度不怀有偏见的个体，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也有某些精英阶层解决问题的梦幻和小确幸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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