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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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海燕

用了这个今天太过流行的标题，是因为这个句子确实很多次浮现在我脑海里。做了这么多社会新闻后，我渐渐觉得，恰如“偏见源于无知”，决定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并不是道德高下，而是对真实社会和不同个体的认知程度。

为什么要关注恶性事件

我的同事土摩托有个观点，他认为，一个好的新闻选题，需要回应社会重大问题，触碰普遍人性；而热点新闻，尤其是恶性事件，虽然往往很吸引眼球，但大都是孤立事件，极端、离谱，离普通人太远了，算不得好选题。他的观点前半部分我很赞同，但不巧的是，在周刊我就做了很多热点恶性事件。

我今年做了一个很投入的选题，就是中科院研究生被刺。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中科院研究生谢雕在校外一家饭店招待自己的高中同学周凯旋，却在入席之后被周凯旋突然连刺7刀，当场死亡。案件发生在去年5月，当时我就很想报道，但没能深入采访，就搁下了。但对这件事本身，我内心一直有强烈的好奇，因为两人高中所在的垫江县离我老家很近，那种县城学生的人生故事，我太熟悉了。我隐隐觉得，这个案件中，有我自己需要重新审视的东西。

今年5月，周凯旋被公开审判，我重新进入这个案件。发现周凯旋并不是之前网络描述的那样，沉迷游戏、学业荒废，是彻底的失败者和堕落者；相反，虽然有一些挫折，但他毕业时的论文表现不错，工作起点也不低。

看司法材料时，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周凯旋曾被一种近似嫉妒的情绪搅得寝食难安，但真的杀掉那个对象过后，他也并没有获得喜悦与解脱，反而是“回想起来，根本没有必要闹得这么严重。”案发后，无论面对司法机关的审讯，还是公开庭审，周凯旋都毫无求生欲望，甚至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厌倦。

这件事真正的荒谬和悲哀在于，周凯旋作为一个县城中学尖子生，明明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但他人生最重要的刻度，却停留在了那一个县域之内，停留在了高中时代。他让我想到自己在县城中学的高中生活，只有作业、分数、排名和竞争，那个被许诺的美好未来，除了“大学”这个概念本身，空空如也。

周凯旋所经历的一切：教育的功利化和壁垒愈加坚固、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与评价、实业与互联网行业的尖锐对比、人心荒漠化……凡此种种，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我周围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成年后，还会经常在噩梦中与高考相遇。经历过这样的青春，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在漫长的成年生活里，艰苦地突破桎梏，重新寻找目标、寻找自我、寻找生命价值。

做这个稿件时，我跟很多周凯旋和谢雕的朋友都聊了，他们并不只是向我提供信息，同时，他们也有自己深刻的困惑和不安，希望寻找到答案。这个选题，也解决了我自己在土摩托那个观点中感到的困惑。那些看起来极端的恶性案件，虽然出人意料，但它们之所以引人关注，正是因为它们触碰到了普遍人性，包含着社会重大问题。普通人生活的琐碎会淹没那些日常建构中的矛盾、侮辱、戕害、忽视、遗忘、冷漠；反而是极端事件，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身、审视他人、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

最近因为劳荣枝被捕，我去九江做了这个选题。这个案件和我曾经做过的几起陈年旧案一样，都太“90年代了”，都是矛盾的社会情绪与狂风怒涛的社会变革碰撞在一起，引发的人性结果。我们写出这些结果，是希望探讨这些结果背后的深厚土壤。

没有完美的真相

我今年被询问最多的一个新闻人物，是北大弑母案中的吴谢宇。他当时被捕后，我分别去了重庆和福州，在实习生吴扬的帮助下，采访了他的亲人、朋友、不同时期的同学、培训课老师、在重庆的同事，找到了许多他人生的细节。但吴谢宇到底为什么杀害他妈妈，每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答不上来。

当时舆论场中争论得最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是，吴谢宇的父亲是否出轨。它被讨论得如此隆重，成为不同立场的人互相攻讦的焦点，仿佛这件事就是吴谢宇行为的核心动力。我费了一些功夫核实了这件事，但它最终出现在我稿件中的部分并不多。原因很简单，那只是他成长中的其中一件事，发生在遥远的初二，它也许在他内心引起过巨大波动，也许只是一个涟漪。

这件事足以成为一个噱头，但无法构成直接判断，除非和许许多多的事情连在一起，而后者实际上是缺乏的。所以最后我在微信版稿件的导语里写的是：“这些细节只是拼图上的某一块，也许接近核心，也许离题万里。”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同事吴琪也用过拼图这个词，描述自己的采访和写作。她曾经做过一篇有关马加爵的封面报道，她说“写马加爵的过程，像极了一场拼图游戏。有些人你永远不可能采访得到，却在外围一次次重拾关于他的记忆碎片，然后试图去拼接、去理解，去突围事件的内核，勾勒出一幅依稀可辨的图脸。”

做社会新闻选题时，三联记者的传统是：寻找更多的关联，挖掘更深的细节。比如当我在吴谢宇的老家采访，吴谢宇的姑父跟我闲聊时提到，觉得吴谢宇可惜了，因为“那样的学校（北大）毕业，应该年薪百万吧”。

这个细节特别生活化，只有去现场才能采到，它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太生动了，因为它形象地反应了，在广阔的中国，一些人是如何理解社会、如何理解教育的，他们对教育又赋予了什么样的动机和想象。它会让我们忍不住猜测和反思，吴谢宇，以及众多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在这种观念里，到底受到了何种影响。

吴谢宇和母亲生活的教院附二，一堵高高的围墙分出了两个世界

福建

但即使众多这样的细节拼凑起来，依然无法给人一个直接因果或答案，更不存在完美真相，甚至有可能导向更大的断裂、跳脱和缺失。在吴谢宇那个案件中，吴谢宇的父母从偏远落后的福建仙游乡下和弄堂，一路艰辛打拼，成功落脚省会福州，吴谢宇则从小不负重托，天赋出众，笔直向上，这是他人生中可解析可猜测的部分。

但在这样的人生里，吴谢宇和他的父母亲，他们如何共处，如何嵌入对方的人生，如何影响对方，到底是恨对方还是爱对方？爱和恨分得清吗？他们各自有怎样的人生渴望？我不觉得这些问题有答案，甚至认为，吴谢宇本人也未必能清晰回答，这一部分注定残缺。而这种残缺，照见了万千家庭里同样复杂难言的亲密关系和人生际遇。

对我自己来说，正因为在做新闻时，感受过太多现实世界的残缺，如今，对那些情绪充沛顺畅，逻辑完美无瑕的故事，我反而格外警惕。有一次在网上谈到“完美真相”的话题，一个网友的互动我很认同，他说，“恰恰是那些残缺的、如鲠在喉的部分，刺中了一个社会最深的痛点。”对记者来说，要有勇气挖掘更多真相，但也应该有勇气面对无法挖掘的那一部分。

公共性在于认知

在杂志做报道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不仅呈现个案，也可以以相对大的封面体量，做更丰富的报道。

我在三联参与的第一个杂志封面是关于儿童性侵的。2018年8月14日，在南京南站，一个小女孩被一名年轻男子当众抠胸猥亵，旁边还有两个中年男女，疑似父母。有人拍下这一场景，并将视频被发布到网上，顿时群情激愤，引燃舆论。

人们如此震惊，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儿童性侵只是小概率事件。但实际上如此吗，当编辑部试图深入讨论这个议题时，发现首要难题竟然是，“当我们在讨论儿童性侵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在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里，并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专门罪名。我们不知道儿童性侵的案发率，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受害者，不知道那些受害的儿童后来怎么样了？于是，编辑部决定，将这个话题做成封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做那期封面时，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叶梓（化名）曾在童年时被多人多次性侵，从初中开始，凭借敏锐的嗅觉，她渐渐在周围发现同样的受害者，包括她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甚至男朋友。命中率之高，让她渐渐认识到，儿童性侵的发生其实相当普遍，只是大家全都选择沉默。

她形容这种景象是：“围观者扭曲的性道德和沉默完美地耦合，筑起了一道困住受害者的围墙。假如人群中有一半孩子曾被性侵过，那另外一半人一定以为，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而那些被伤害过的一半人中的每一个，则会以为，只有自己是唯一被困住的。”

叶梓的感觉并不是孤立的，我还采访了一些参与到儿童防性侵教育、法律维权、心理干预、深度救助的社会工作者。他们都是因为偶然接触这类事件，但一旦投身进去，立马就会被蜂拥而至的案例淹没。实际上，分析过各种局部调查后，北京师范大学2017年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受到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10%以上，其中插入式性侵犯约1%，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

那期封面中，我的同事徐菁菁引用过美国儿童虐待问题研究专家戴维·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地区对性虐待问题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关注不够, 存在忽略和否定；第二阶段，即认识阶段，人们高度警觉，通过运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第三阶段，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今天的中国，或许正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之时，所以后来我们的封面标题是《打破沉默，向儿童性侵说“不”》。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增加对这一问题的公共认知。

关于公共认知为什么重要，我今年在做另一个封面《少年的他们》时，感受特别深。这期封面的关注对象是罪错少年，想探究“少年与恶”的问题。我当时的采访对象之一，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中心，这个中心与北京市一些司法机关合作，长期服务于罪错少年。与他们合作最深的是海淀检察院，近些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有特别多“改邪归正”的典型案例。

但采访结束后，我很吃惊地发现，实际上，在做未成年人工作最有成效的这10来年，无论司法机关还是社工中心，他们做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在重新树立对罪错少年的认知。

在采访海淀检察院做未检工作的检察官杨新娥时，她告诉我，她刚从成年人犯罪工作转向未成年人时，只是从法律角度衡量这些罪错少年的“罪与错”，几乎从不关心他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与他们相反的是，那些孩子触犯法律的家长，往往一脸茫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明明长久地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却对孩子的“罪与错”一无所知。

正是因为成年人在不同角度都缺乏认知，习惯性忽视，孩子们才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对周遭世界。司法社工李涵跟这样的孩子打交道已经10年了，她说自己做这份工作越久，越能体会那些罪错少年曾经受的成长痛苦，他们的行为，绝大多数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只是通过惩罚来改变，只是缘木求鱼。

这让我想起，做那期封面时，我还去采访过大连13岁少年蔡文举（化名）杀人事件。当时，我跟同事在蔡文举的学校外蹲守几天后，终于从同学们的口中得知，蔡文举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我找到那个朋友后，他拒绝接受采访，一会儿说，“我跟他关系好过，我一个字也不会说的”；一会儿又说，“他已经被抓了，我们不怕了”；一会儿又问我“为什么不去关注山区贫困儿童”。

少年的恶，究竟从何而来

我能理解他的敌意，从其他同学那里我知道，家长和老师都叮嘱过，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仿佛这样一来，事情就真的不曾发生过。

看到我的时候，那个孩子情绪特别激动，一直在大吼大叫，语带讥讽，玩世不恭。那时候离事件发生，其实已经2周过去了，但很明显地，他依然处于巨大的震动当中，有满腔的情绪和心事无法发泄，我只能放弃说服他。

但我觉得特别遗憾，作为记者，我并不想这么生硬地去打扰他，我其实更想和他们的老师和家长聊聊，也希望他们的老师和家长跟这些孩子聊聊，为他们遮挡一下他们内心遭遇的风暴。就像那个犯罪男孩，一个学习差，看起来很怂，经常讨好他人，又不得其法的初中生，他其实曾经频频行为越轨，甚至发展到跟踪骚扰女性，他的成长中，一定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内心风暴。如果有人更深入地认识过他，看到他的成长困境，并帮助他、矫正他，也许他和那个受害的女孩，都会有不一样的命运。

通常来说，采访失败一个让人很挫败的时刻，但有时，也是一个给人动力的时刻。

今年很流行的一个短语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做了这么多社会新闻后，我渐渐觉得，恰如“偏见源于无知”，决定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并不是道德高下，而是对真实社会和不同个体的认知程度。媒体虽然很少能立竿见影地改变什么，但多做一点，对自己和社会的认知进步，总归还是会有些帮助的吧。

作者档案

王海燕 

三联记者，比较喜欢采访，偶尔也喜欢写稿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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