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尼之死：中东局势不会因此改变

文 | 刘怡

2016年10月在伊拉克采访时，一位当地朋友曾为我引荐了什叶派民兵组织“伊玛目阿里营”（Kata’ib al-Imam Ali）的明星指挥官阿布·亚兹拉尔（Abu Azrael）。在当时针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北方攻势中，“阿里营”是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也是政府认可的辅助安全部队“人民动员武装”（PMF）的成员之一。

人称“死亡天使”的阿布·亚兹拉尔相当骄傲地告诉我，他所指挥的部队完全是由中南部什叶派社区众筹资金训练和装备的，目标是把“伊斯兰国”彻底逐出伊拉克国界之外。他同时也驳斥了“人民动员武装”受到伊朗操纵的传闻：“我们视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为兄弟，但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傀儡，更无意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伊拉克之外。有朝一日战争结束，我们会放下武器，作为一个和平的政党参与伊拉克的政治和经济重建。”

就像中东地区所有关于政治的言谈一样，这段自白随后被证明既不完全是撒谎，也与真相不无出入。在配合政府军收复摩苏尔之后，“伊玛目阿里营”很快出现在了邻国叙利亚境内，在代尔祖尔战线上与叙利亚政府军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肩作战。“人民动员武装”也的确组建了自己的政治党团“法塔赫联盟”，并在2018年大选中崛起为议会第二大党。至于阿布·亚兹拉尔，他在2017年摩苏尔之战结束后就离开了“伊玛目阿里营”，并在2019年10月作为现任政府的抗议者之一出现在巴格达解放广场上。他的一位朋友通过电话告诉我，“死亡天使”现在对伊朗持续介入伊拉克国内政治议程表示不满，并因此站到了昔日战友们的对立面。

在过去四年对中东地区的旅行采访中，伊朗影响力的无处不在是我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在叙利亚北部古城阿勒颇，一位当地居民把我误认成了阿富汗人，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编练的阿富汗什叶派民兵组织“法蒂玛之旗旅”曾经在当地出没过。在大马士革老城的旅游纪念品商店，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是仅有的三位被印在挂毯和盘子上的外国领导人。在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一位中年司机兴奋地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正在叙利亚为“消灭敌人以色列”而战，出资者同样是伊朗革命卫队。

外界称之为“内战”或“国内骚动”的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时局，早已扩大为事实上的多国战争，并且就对抗各方而言皆是如此——在大马士革，以色列战机发射导弹攻击其宣称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库。在利雅得，沙特政府一度迫使无力约束真主党影响力的黎巴嫩总理小哈里里辞职。而在东北叙利亚，土耳其对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发动的入侵至今仍未结束。国际法意义上的宣战已经被彻底扬弃。

2020年1月3日，长期负责伊朗革命卫队境外行动的“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少将在巴格达机场被美军无人机发射的导弹炸死，一同死去的还有“伊玛目阿里营”的现任总指挥、“人民动员武装”副领导人穆罕迪斯。此举被认为是对去年12月27日一名美国军事承包商在基尔库克遇袭身亡做出的报复，美方指控“人民动员武装”旗下的民兵组织“真主党旅”是此次袭击的执行者。由于巴格达的反美抗议者在12月31日发起了针对美国大使馆的围攻行动，导致美方与“人民动员武装”及其支持者伊朗革命卫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特朗普最终下达了对苏莱曼尼本人做出直接“制裁”的决定。无人机随后悄然升空。

苏莱曼尼

由于这一事件的轰动性，以及伊朗当局随后做出的威胁实施报复的表态，一种“新的战争爆发在即”的焦虑似乎在短短几天内就传导到了整个舆论场。的确，在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整个世界已经有超过16年没有经历过一场“程序齐全”的大国战争了。但无论是从美方动用武力的规模，还是造成破坏的严重性来看，这一事件都没有超过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或者2000年“基地”组织对“科尔”号驱逐舰的袭击。再往前追溯，1992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色列大使馆遇袭事件以及1998年的东非美国大使馆爆炸事件都曾经造成200人以上的伤亡，并且是针对受国际法保护的驻外使领馆，但最终也没有发展成全面战争。

事实上，2019年本来就是始于2010年底的“长阿拉伯之春”在本地区多个国家影响进一步复杂化的一年。在“伊斯兰国”所谓的“哈里发国”于去年4月宣告覆灭之后，相关国家无一不在做出相应的内外政策调整。土耳其对东北叙利亚的入侵，是企图攫取更多战略资产、以进一步巩固在战后中东的影响力的一面；在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接续发生的政治性抗议示威，则是民众对长期准战时状态扭曲国内政治、经济议程表达出的不满。

苏莱曼尼送葬队伍

至于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同样在通过从东北叙利亚撤军以及安排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和谈（中途夭折）来重构其在中东和“阿富巴”的战略。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升级，更像是一种“投石问路”式的试探，而非木已成舟的既定策略。袭击之前，伊拉克不是乐土；苏莱曼尼身故之后，动荡也不会结束。

发生在“长阿拉伯之春”时代的10年冲突，在呈现形式上已经演化为日本中东史学者山内昌之口中的“后现代战争”（PostmodernWar）。无论是美国对叙利亚冲突的军事介入和撤出，还是伊朗革命卫队孵化出的“人民动员武装”“法蒂玛之旗旅”，乃至土耳其发动的“和平之泉”入侵行动，都不曾诉诸国际法层面的宣战程序，而是以“反恐行动”“协助难民重回家园”等暧昧的名义规避了国家需要承担的繁重义务。

国家依然是这场战争背后的实际出牌者，但游走在前台的主角却呈现为游击队、“志愿军”、“圣战士”等非国家行为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活动主要行为体的规则在中东地区被消解了；通过代理人武装以及类似无人机袭击这样的暗杀措施，国家可以在暗处灵活地调控其使用的军事资源的规模以及名义，同时又无需承担正规战争附属的国际法责任。整个冲突因此变得漫长而惨烈，再无任何可以清楚辨认出的边界。

苏莱曼尼送葬队伍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似乎只有在“战争在即”的气氛被渲染起来之后，人们才会重新注意到“长阿拉伯之春”仍在继续当中；但在分析其中的内情时，又习惯性地回到了大国主导的视角。我们不应忘记，外部势力的左右并非当代中东政治的唯一主题；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各国在最近十多年的内部冲突和纷争，首先是出自另一种动力——对一种内生的、符合本地区历史特性乃至本地人民需求的现代化模式的渴求。

2019年出现在巴格达和贝鲁特街头的那些抗议者，针对的对象早已不仅是美国、伊朗或者其他具体的国家，而是长期的准战争状态对更加重要的经济、社会以及民生议程的扭曲。就像2016年我和阿布·亚兹拉尔聊起过的话题一样，伊拉克不需要100万以战争为生的武装人员；但倘若在他们放下武器之后，政权无法提供相应的工作岗位以及重新融入和平环境的机会，他们只会滑回到熟悉的日常杀戮中去，并且永无休止。

类似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已经在阿拉伯半岛建立起“什叶派之弧”的伊朗。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教授曾经告诉我：“和俄罗斯一样，伊朗是一个长期遭受制裁的弱势经济体；他们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激进政策，是以牺牲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市场以及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作为代价的，不可能不计成本地推行下去。但这也是今天中东问题的吊诡之处：伊朗本来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它却通过在其他国家之间制造对立和紧张，通过恶化总体局势，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无须否认，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自有其社会正当性，伊朗社会的生命力以及波斯文化的深厚传统也会使它免于在某一天四分五裂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存的双轨制模式以及德黑兰当局将邻国的动荡视为“战略机遇”的操作就是合理的——在“法基赫的监护”体制下，革命卫队及其附着的军事、经济力量长期在以国家的名义扩张内部权势，包括利用扶植代理人建立起的外部影响力绑架国家政策。特朗普政府废止核协议、恢复经济制裁固然是最近三年伊朗经济重新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但在一个民众正为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上涨发出不平之鸣的国家，继续进行海外战争是否需要被列为优先处理的事宜，毕竟是值得怀疑的。

特朗普

过去两年中，我曾经两次前往阿富汗西部游历。在1979年之后的纷乱时局中，曾有数以万计的阿富汗难民逃往伊朗，在这个他们眼中更富裕、也更和平的邻国获得暂时性庇护。许多35岁以下的阿富汗年轻公务员就是出生在伊朗，并且至今依然乐于前往当地旅行。也有至少数千名背井离乡的阿富汗难民由于无法获得合法身份，选择接受革命卫队的招募、前往叙利亚为苏莱曼尼将军的事业而战。我想，那终归不是他们适合承担的工作；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逃亡者，不应成为另一场战争中的杀戮者。但在无论是伊朗、土耳其还是沙特阿拉伯政府认为自己可以从冲突中获得“资产”的想法消弭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是的，唯有死亡不变。

作者档案

刘怡 

周刊特约主笔，原《战争史研究》副主编，不擅长聊天、没有社交网络账号的文字工作者。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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