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掉我这个人是可能的，抹掉我这个符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赵忠祥最早为人所知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进中央电视台做播音员的时候。1976年的1月12日，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数十万民众赶到十里长街送行。当天晚上，有条件从小小的黑白电视中收看这一历史场景的人们，被一个声音深深地打动。
这个带有磁性的男声颤抖地把白天发生的一切描述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那悲怆苍凉的声音，把民众对伟人的哀思表达得如泣如诉。这个男播音员正是赵忠祥，随后这位当时中国惟一的男性电视新闻演播员敦厚、朴实的形象，以及他独具特征的嗓音，借助黑白电视机开始映入人们脑海。
赵忠祥的播音风格，实际上是以夏青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风格的延续。“1961、1962年时候国际上发生一个最大的事，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中苏论战，我们发了一个‘九评’，那是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一个系列政治评论，应该说是我们建党以来，在理论上，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上，最成熟的、最完美的而且政治和艺术最完满结合的一种形式。那九篇文章，从它的史料价值和当时的分量来看，那是无可替代的。
当时中央电台由我的老师夏青去播的。你们可以问你们的父辈们都会言犹在耳，当时电台里能够传出‘九评’信息的时候，给中国人精神上的振奋和鼓舞，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无与伦比。夏青播得可以说荡气回肠，大气磅礴，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像他播到第五评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非常感动，他们联合起来到广播事业局，那时候我才20岁左右，周恩来接见夏青和所有领导人。说实话，无论当时有夏青的组长、处长、台长，人家总理是冲着夏青来的，接着总理亲自设宴，招待夏青及几个我的师长。”
那也无疑是代表国家发声的播音员的独有的高光时刻。虽然赵忠祥本人并没有亲历这一段 ，但回忆起来，他也似乎颇有与有荣焉之感。他说，能够像夏青这样得到总理设宴招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我跟水均益、白岩松他们说，你们差远了，我也差远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差远了。历史就出现过这么一次。”虽然自认与夏青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与前辈不一样的是，赵忠祥幸运地赶上了电视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借助于这个新型传播方式，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又远远超越了上一代。不过在当时，电视媒介的受众也相对有限，据说在1976年全北京市只有440台黑白电视机。当年和赵忠祥一同从学校被挑选为播音员的吕大渝说，一直到1978年才抽到一张电视票，买了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第一次在家里看到自己的荧屏形象。
赵忠祥曾回忆，1994年他访问美国时，曾对CBS著名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这样描述：“中国中央电视台1958年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台黑白电视机。我做了三年新闻播音工作，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认出我来。我的祖母一直到去世，始终都弄不明白她的孙子是做什么的。”初进电视台时吕大渝和赵忠祥分别是16岁和18岁，受理想主义教育感召，他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约在19路汽车站见面，一同到北海公园找老师练声，“三年春夏秋冬都是如此，也不交男女朋友。因为当时人手少，只有赵忠祥、沈力和我，所以不光是新闻节目，还有许多像少儿节目也要上。那时不像现在有提示机，所有稿子都要事先全部背下来。读音方面也很严格，四声读错了都是重大错误。”吕大渝回忆，像那个年代一心向上的年轻人一样，她有一空就跑去练舞蹈形体课，而毕业自22中、原是体操运动员的赵忠祥有空也常去练体操。“我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们就三个播音员，沈力，我，后来是吕大渝。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需要播音的都得你做，也就是说在这时候，新闻的量是我工作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这么说吧，那时候综艺不发达，专题节目也还没有形成。”随着赵忠祥播音水准的不断提高，他的工作范围日益扩大。后来随邓小平访美时，他作为中国第一位“电视记者”在白宫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他甚至被当地新闻界誉为“中国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在被问到“当时的问题是否由你自己设置”时，赵老师回答：“问题的设置，其实到现在为止，只要你采访一个部长以上的干部，你都设置不了自己的问题，不像那些狗仔队，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当时是我们采访小组先拟一个题，报批，然后回来我们再实施。”赵忠祥后来在接受本刊采访曾回忆过这段岁月。他说：“做新闻呢，你就有一个时代感，你就觉得你总生活在时代的漩涡中。我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呢，我18岁开始做，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两年以后，就陷入到了新闻情结里。”“第一个进白宫的中国记者”，成为赵忠祥一生的骄傲。1985年，赵忠祥离开新闻播音岗位。回顾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赵忠祥也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优秀的新闻播音员”。
1979年赵忠祥在美国白宫采访卡特总统
“其实我在新闻队伍中，用今天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不是个出色的记者，甚至连编辑也不是，不过是人家拿来稿子我去念。”“尽管我作为记者的角色出现过，我也有记者证也去采访过，但总的来讲，我不是一个直接的，或者说连准记者都不是。只是工作需要的时候，我才扮演了这个角色。”不过，在那次接受采访时，他又转而为自己辩护，语气也有些激烈：“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播音特点。从我们前辈夏青那时候，他们从延安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体制，播音员在电台或者电视台里，是什么位置呢？是No.1，明白吗？尽管你不是记者，但是地位不一般，不像我们现在说，你不就一个念稿子的吗？那可不是。”“现因为到白宫去，我去了，懂了没有？不管怎么样是我去了，并没有派别人去，所以说那时候实际上是我的前辈们，把播音员这个队伍打造得很神圣。”1980年，中央电视台引进了60年代便开始在国外兴盛的《动物世界》，赵忠祥自己也没有想到，此中的解说不但使他的声音内涵得以拓展，也由此确立他更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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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世界》的解说中，我找到了一种我最喜爱的风格。”赵忠祥在《动物世界》的解说中，不仅在语音形态，而且在句子、语段表达方式上都动了些“手术”。广州大学传播系教授应天常分析道：“他把静态的书面解说词融于充满动感的画面，强调感情与浓郁的诗情。他突破常规的断句方式，完全从语势、语感、内韵节奏等表达的需要出发设计语气，取舍停顿。”吕大渝也说：“他的播音强调了《动物世界》的动感与观赏性。”《动物世界》一播就是24年。后来的《人与自然》是《动物世界》的延续，在这个节目中，赵忠祥充满情感的播音品质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有一次，节目请陈佩斯讲了一段他和一头骡子的感情故事，讲到动情处，陈佩斯泣不成声。赵忠祥默默地听着，眉头紧蹙，双眼都是湿润的。由此人们都由衷感到了赵忠祥的温厚、善良和真诚。吕大渝说赵忠祥“有语言塑造能力”，那种既“厚”且“温软”而偏“低沉”的声音和气息，之所以为广大受众所接受和肯定，显然得益于“文革”后整个播音界“高亮”的衰微。赵忠祥敏锐地领悟并成功投合了这种需要。一位作家曾这样调侃赵忠祥的特殊地位：“这地球上只有一个12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当时只有一家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个时期内只有一位男新闻播音员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一个时期内只有一套《动物世界》节目……”作为一个严谨持重的“新闻人”把晚会节目主持得意趣盎然，是赵忠祥的又一个自我提升。赵忠祥说:“在中国，前十余年中，主持人形式发育得最好的，恰恰在综艺节目。”赵忠祥正是从主持《正大综艺》开始，进而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成了全国人民过年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所感动大家的，还是充满感情的叙述中的亲情，大家从他身上感悟到的是一种大家所需要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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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赵忠祥（左）与水均益（右）获得“第二届金话筒奖”多年前的一场春节晚会上，宋丹丹扮成一个小脚白发东北老太太，一脸渴望地喊出了一句“我十分想见赵忠祥！”镜头马上摇向了那个被“十分想见”的人，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打着红领结的赵忠祥慈祥地笑了。这大概是大众喜爱赵忠祥情绪的一次最公开最彻底的宣示和表白。不过，赵忠祥本人似乎并不愿意被架到那座高高的神台之上。“精神文明是中央电视台交给我的任务，中央电视台给我的每个栏目我好好完成，我就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了。你别拿我当一个政治家和伟人来看待，我没有那么高明，我只是认为我自己好好活着，台里交给我的工作我给完成了就行了。至于我是什么改善民族的形象，我没到这么高，那多累啊。”若干年前，赵忠祥陷入了一段出人意料的风波。在很多“看着他长大的”的人的心目中，他以往几乎完美的形象似乎一下子变得可疑起来。出人意料的是，赵忠祥在风波最激烈的当口答应了本刊的采访。在那段2个小时的采访中，赵忠祥说到自己时这么形容：“我个人是弱势群体，实际名人是一个弱势呀！”
赵忠祥在那段风波中的表现也让很多人有了重新认识这位名人之感。在接受采访时，他倒是毫不介意地表现了战斗力十足的那一面：“我是一个越斗越勇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逆境中，只要我一息尚存。用一个古语来讲‘除死无大’——除了死无大事。当然死还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呢，咱不细分了。不是还没到死的地步么？天没塌，地也没陷。毛主席当年讲‘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我们难道不能学习伟人这种气度么？我们没有环球的概念，只要在我家外头，它爱怎么嗡嗡就怎么嗡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只要没有打上门来，没有把我的饭碗砸到地上，我都可以容忍，有什么了不起的！”谈及那场风波，他强硬地回应：“几个娱记写点文章，一个无赖随便泼泼污水，我就翻身下马了？我40年白干呀？那不是民族的惨剧，那也是闹剧！一个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就有一个人泼了冷水就把他踹下去，难道我们民族就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吗？这太荒谬了！”对于自己在特殊时代与特殊语境下扮演的角色，赵忠祥内心也有非常明确的自我判断。在那次采访的末尾，回顾完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又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和这个时代一块儿，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屏幕，跟大家一道成长起来的。40多年的风风雨雨，当中我们同甘共苦，同一种感情走过来的。当你们的父辈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忘了我的。因此我真的出点什么事的话，我最伤心的是我伤了他们的心，因为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符号。抹掉我这个人是可能的，抹掉我这个符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2001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任记者，目前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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