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掀起离婚潮，你的亲密关系经受住考验了吗？

无论恐惧和痛苦如何肆虐，人们依然可以坚守、升华那些我们珍视的情感，依然可以向困境中彼此伸出手去，这恰是我们最有力量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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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看待亲密关系」

主笔 | 徐菁菁

一场疫情会对我们产生哪些长久的影响？它可能推动公共卫生体系的改革，社会治理体系的改进，也可能会深刻改变全球的经济气候。还有一种影响并不宏大和直观，但它已经细密地渗透进我们的日日夜夜，那就是疫情对人们彼此关系的改变。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我们听说了许多故事。全国各地民政局陆续恢复受理结婚和离婚登记以后，从西安到广州，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到四川达州这样的小城市，你看都能看到离婚预约爆满，离婚率同比剧增的新闻。社交网络上，人们慨叹，生活习惯、娱乐审美，世界观价值观，两代人之间全方位地彼此不服。

家庭以外也有一些坏消息。疫情期间，一些人因为遭受驱赶和举报而被迫流浪街头。一些人在邻里间筑起高墙。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平息，新冠康复病人遭遇歧视的事件开始见诸报端。这些琐碎的、压迫式的、一地鸡毛的日常会是我们将要长久面对的现实。

疫情对人们彼此关系的改变，已经细密地渗透进我们的日日夜夜。| 插图：范薇

如何理解这些现象？1月26日大年初二，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开通了一条咨询热线，300多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每晚6点到12点免费接听全国各地的来电，提供心理疏导。平台创始人简里里告诉我，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团队接待了超过1万人次的咨询。

根据抽样调查，70%的人来电倾诉自己被某种情绪困扰：人们焦虑自己及家人身体健康；因疫情原因无法出门、被要求隔离，或是因生活节奏变化感到不安感和不确定感；部分来电者感到强烈的恐慌，其中少数人出现失眠、心慌心悸、食欲下降、肠胃不适等状况；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到对疫情无能为力，为自己当下的幸福而内疚。

疫情这样一个典型的压力事件使我们处于一种集体性的应激状态中。应激以各种形式渗透和表达出来，影响日常的方方面面。

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疫情使我们被迫接受一个漫长假期，隔离又将我们和家人全天候地打包在一个空间之下。突然间，我们失去了工作、社交，只有家庭角色被急剧放大。

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经验：成年后我们进入社会，开始有独立居所、独立的生活圈。很多人远离父母到外地求学和工作。我们事实上只在一年中极为有限的团聚时刻密集地扮演儿子和女儿。婚姻也同样如此。绝大多数人都不是“24×7”的妻子和丈夫。我们分享床和早餐，然后热切投入各自的职业和社交生活。一起吃晚餐都可能只是当代家庭的偶然事件。        

家庭成为我们在特殊时期所有情绪的承载者。| 插图：范薇

除了我们的小家，疫情还逼迫人们重估“大家”。在现代城市里，人们普遍过着“独善其身”的生活。过去，人们对社区有所依赖，你的孩子可能需要邻居临时看护，做饭时缺了柴米油盐，还需要邻居周转。现在，城市的流动性极大，人们不愿付出情感和成本去经营长久的邻里关系，建立信任。

另一方面，物业、外卖、发达的商业和社会机构为我们提供种种后援服务，我们对邻居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打扰我们。那一个个门牌号码背后的人是谁，从哪儿来，生活得好不好，和你我似乎没多大关系。疫情暂时终结了这种状态。“独善其身”行不通了：你的生活运转可能会和社区发生关系，你邻居的行踪和健康状况更是直接和你的安危相关。

更根本的，在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亚看来，面对疫情，我们每个人都被强制拉到了生命有限性这个沉重话题的面前，不得不活生生地面对存在焦虑。不同的个体，看似在面对自己不同的问题，其实都是在面对存在本身的孤独与无意义感。  

人类的情感和联结无法承受灾难的考验吗？事实并不都是令人悲观的。我们记录下了疫情中许多个体的情感体验：原本疏远的父女戏剧般地重拾近二十慢慢淡漠的亲情；原本关系“紧张到不行”母女突然看到彼此的真正需要和关切，尝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处。在一些社区，有人争抢物资，有人想趁机赚邻居一笔，也有人抱团取暖，彼此帮扶，同舟共济。

当我们哀叹人性的怯懦、自私时，不该忘了，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有力。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对死亡保持觉知让人受益匪浅，它会让我们“过上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对他人充满悲悯，对周围的一切心怀挚爱”。“你到底活得怎样？”“你还想怎么活？”疫情带来了这些原本在咨询室里，或是在生命的某些瞬间才会进行的灵魂拷问。

图 | 视觉中国

嘤鸣深感意外，那天中午，爸爸会打来视频电话，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今年，嘤鸣和孩子到青岛先生的父母家过年。父亲平时在青岛做蔬菜海鲜采购工作，也没回老家。父女同在一座城市，却因为疫情见不了面。

本来嘤鸣已经习惯了不见面。最近两年结婚生子之后，嘤鸣感觉到自己在心理上和娘家已经成了两家人。她是家里的长女。弟弟比自己小十岁。嘤鸣记得弟弟新生出院那天，她和姑姑、奶奶、爸爸、妈妈从医院打车回家。爸妈带着弟弟、奶奶，安排她跟着姑姑坐了另一辆车。回到家，爸妈邻居都围在弟弟身边。她一个人走进奶奶的房间，独坐在沙发上，无人问津。

那是嘤鸣第一次感到失落。弟弟从小调皮，读书不用功，青春期以后更是常惹麻烦。嘤鸣是懂事的姐姐和乖巧的女儿。她不再向父母撒娇，流露内心的脆弱，也甚少感受到被父母呵护的幸福。十七岁，嘤鸣到外地上大学，父母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但凡妈妈来电，也无非讲两件事：发愁弟弟惹了麻烦，或是抱怨爸爸喝酒。她的生活，无人过问。

疫情爆发，嘤鸣感到爸爸不太一样了。有一天清早六点半，他送来了四大包将近20种菜。他计划不要接触，把菜放在离他十米远的地方，让嘤鸣的先生拿了就走。但是在等女婿的过程中，他在车里睡着了。他刚在市场忙活了一通宵。

那天，爸爸打来视频电话的由头是他在午饭时吃到一根火腿肠。爸爸说，他想起女儿两三岁时候的时候跟着妈妈一起去刨人家剩在地里不要的花生，他就会买这种火腿肠送去给女儿吃。从火腿肠开始，爸爸一件一件地讲起过去的事情。嘤鸣出生的时候他只有21岁，还不是一个威严的父亲。他经常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带嘤鸣去市区的公园玩碰碰车，小火车，小木马。他去城里卖菜，会给女儿带一种牛角形状的红豆馅面包。晚上嘤鸣饿了，他会拿出有很多核桃的桃酥。90年代，他月工资180块钱，花11块钱在市里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个最时髦的不倒翁娃娃。他还买过一辆后面带两个辅助轮的小自行车。嘤鸣是村子里第二个有这种车的孩子。他喜欢音乐，但是他小时候没机会学。他就给女儿买竖笛，买电子琴。

嘤鸣记得买电子琴那天，她从邻村放学回来，看着爸爸在门口站着，带着笑意，让她猜猜买了啥。事实上，嘤鸣记得爸爸说的一切，只不过久远的时光让那些爱的感受变得模糊，如同梦境般不真实。她很吃惊，爸爸原来也都记得。

电话那头，爸爸数度哽咽。“那些都过去了，我也长大了啊。”嘤鸣和爸爸说。淡定的背后，她终于可以确认，自己有爸爸爱。这么多年，嘤鸣跟别人相处很少提要求，“总觉得好像不配得到别人的爱似的”。“现在有爸爸撑腰，就连跟老公吵架也比较底气足了。”

亲密关系说到底是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在自己最亲密的人身上抛出最多的关注和期待，也抛出最多的欲望和操控。| 插图：范薇

家在武汉的李鑫经历了另一种转变。2月3日晚上，李鑫觉得不对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过去十多天里，他一直忙着安顿三个小家庭：他自己的三口之家；父母两人和他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岳父母隔条马路住在临近的小区。“忙了这些天我终于闲下来，突然感到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和漏洞：小区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疫情之前，李鑫从未和社区发生过任何关系。他从小住家属楼，烦透了没有隐私的生活，后来住商品房，乐得不用处理各种关系，偶尔和物业、居委会打交道也是因为邻里矛盾需要调解，但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

当天晚上，李鑫加入了业主的QQ群，他发现用的人不多，就主动新建了一个微信群。为了联系到更多人，他又加上了居委会的微信群。这么做的初衷很简单：第一，他想要知道小区的疫情，对自己周围的风险有所了解；第二，封城以后，生活物资是刚需，相关的信息需要有渠道获知。李鑫很快就了解到，自己的小区有2000多户，而小区所归属的居委会一共管理着6700多户。整个居委会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前期，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帮助辖区内的病人找床位，其他工作根本来不及开展，开展了也不可能到位。居委会对辖区没有近期的摸底调查，每一扇门背后有没有住人，有效的联系方式是什么，有没有独居老人或者其他需要格外留意的对象，他们也不清楚。

最开始，作为小区的群主，李鑫管理群里的各路信息，帮助优化物资团购的方案。等到 2月20日，听说社区要招募志愿者，他马上报了名。“首先，我讲我是考虑了私人利益在里面的。我父母在这个小区70多岁了，我的岳父母在隔壁小区，都有基础病，需要人照顾。我当志愿者的话有红马甲，可以自由出入小区。这是我的私利。”李鑫说，“第二是因为人情。我在群里认识居委会书记。20多天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发现他拿着3000多块钱的工资确实是拿命在拼。深夜两三点，只要上面打电话说有床位，你就能看到他马上在联系派车，亲自押车给病人送到医院。我当志愿者是想帮他的忙。”

李鑫的小区最终组成了一支20个人左右的志愿团队，以80后90后为主力。有一对母子，儿子20多岁，先来当志愿者，后来复工了，要在家网络办公，他50多岁的妈妈就来接班。社区发放的物资，需要志愿者从车上搬下来发放。不用送物资的时候，大家就一家一家的敲门，做摸底排查。

和邻居们打交道多了，李鑫感慨：“这个社会总有一些自私自利的人，但它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坏。”有一户在居委会登记为困难户，要志愿者把物资送上门。“可是敲开门一看，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儿孙满堂，并不是没人会用团购，至少跑个腿没问题。”还有一户，“敲门费了好大劲。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不敢开门，只好通过隔着门对话。”李鑫看她是独居，把她登记为特殊照顾对象，又找她要了儿子的电话。“我给她儿子打电话，发现他是个公务员，疫情期间在别的社区‘下沉’，很久才能给妈妈送一次物资。我和他说我们要额外关注他妈妈。可是他说：谢谢你们，但是不用这样。我知道你们那里现在难成了什么样子。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会找你们。”

在采访中，我问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亚：既然死亡恐惧的影响如此之大，我们如何能够克服它？“恐惧从来就不是克服的，”张亚说，“只能带着这个恐惧，更充分地活，活出你的意义和价值，活出你的欢乐和泪水。”

疫情是一次反思的机会 ，使我们面对原本在心理咨询室里、 在生命的某些瞬间里才会进行的灵魂拷问。| 插图：范薇

疫情期间，26岁的武汉女孩吴尚哲有了一个新名号：“那个去火神山陪外婆的女孩”。在方舱，吴尚哲收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说，外婆在火神山情况不好，医生说如果有家属陪护或许有转机，但在只有确诊患者才能进入火神山，妈妈和爸爸都不符合条件。“我去！”吴尚哲没有犹豫。她曾经“很功利地”认为，动用年轻的生命去救一个老人，“好不划算”。但这道题真的摆在她面前，她才懂得：“亲情上没有衡量，没有值不值得。”  

网络上，很多人觉得吴尚哲勇敢、坚强、乐观。确诊那天，她在朋友圈里宣布自己确诊，配图用的是一张自己过去的泳装照。她的大多数记录都是医护之间、病人之间那些暖心、感人、有趣的事，比如隔壁床的大妈帮她缝补了病号服。她和医生护士摆各种姿势合影，调侃他们穿着防护服像是天线宝宝。        

但是吴尚哲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并不坚强。她会恐惧。2月10日那天夜里，她在家中失眠了，她设想她会失去所有家人，于是痛哭。去火神山那天，害怕被别的病毒、细菌感染，她想尽一切办法做了防护。“带上帽子，能遮住的地方都遮起来。没有多的手套，就把手缩在袖子里。脸上有一处破皮，就糊上一层牙膏。”

在火神山，她陪伴外婆经历了生命的最后阶段，见证和分享了她的恐惧不安。2月的最后一天夜里，外婆忽然失明，不断哭叫、摇头。吴尚哲爬上外婆的病床，和她蜷缩在一起，牵着她的手。外婆用大拇指反复摩擦着她的手指。外婆去世是在3月6日的凌晨3点。吴尚哲待在医院的走廊里独自崩溃。“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孤单极了，好像周围没有一个人，是一片空地。”

其实在方舱，吴尚哲每天都能听到有人痛哭。“每个人都有病痛，背后都有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她给一位哭泣的母亲递过纸巾，她的先生也隔离了，7岁的孩子无人照顾。几个病友坐在一起出主意安慰她。隔壁床住过一位病情恶化的大姐。头一天两个人还在掏心掏肺地聊，第二天早上吴尚哲一睁眼，那里已经是一张空床。可是她拍“广场舞”，镜头里的人欢乐极了。她一边拍，一边哭得稀里哗啦：“这一群经历过这么多的悲痛的人呐，依旧这么积极向上的跳舞。”

吴尚哲没想到，从火神山出来以后，有不少作家联系她，想写她的故事。有中学生在网上留言，说想做像她一样的人。吴尚哲的故事动人在何处？只是因为孝顺，抑或乐观？

我想，疫情之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是否和疾病贴身肉搏，我们都是受害者。死亡面前，我们被迫隔离，被迫按下生活的暂停键，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一切似乎身不由己。这是我们的共同处境。

而吴尚哲看到、听到、经历和记录下的种种提醒我们，无论恐惧和痛苦如何肆虐，人们依然可以坚守、升华那些我们珍视的情感，依然可以向困境中彼此伸出手去，这恰是我们最有力量的反击。这种反击可以发生在每一次普通人和平凡的家里。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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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

• 重新看待亲密关系：被疫情改变的我们（徐菁菁）
  

• 疫情中，那些被重估的情感和关系（徐菁菁）

• 周国平：失去距离，对于亲密关系是一个考验（张星云）

• 比疫情更复杂的，是面对感情？（孙若茜）

• 和面团相处，和自己相处（黑麦）

• 最亲密的陌生人（卡生）

• 蹭饭的友情（陈璐）

• “中国Party”爱好者的暂停生活（薛芃）

• 这个春天的深处（孙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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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的蔓延，使得人们的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生活，重新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看来，“疫情打碎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平衡状态，点燃了焦虑、恐慌、愤怒、无助、抑郁等心理问题的野火。疫情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往常更紧密，对彼此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不是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个体，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在瘟疫面前，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点击上图，听毕淑敏聊聊疫情对亲密关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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