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1997年发生在河北省辛集市的运钞车劫案，前段时间被河北警方破获。其嫌犯之一，在23年后竟成了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劫匪变法官，中间这“偷来”的23年，唤醒了人们关于23年前那则往事的记忆。
2020年7月23日晚上，河北省辛集市的很多市民都竞相在朋友圈转发一则当天的微信公号推文，仿佛一场心照不宣的集体仪式。当天，辛集市公安局发布官方通报称，当地警方于7月20日侦破了一起23年前抢劫运钞车的积案，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此时距离案发那一天，已过去8615天。
几天后，一个更令人惊诧的事实被媒体披露并证实：被捕的4名嫌疑人中，有一人身份竟是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赵智勇（也作“赵志勇”）。当年的劫匪，在23年后变成了法官。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直呼“电影也拍不出这样的剧本”。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23年后的侦破，与DNA检测技术有关。当年赵智勇等5个劫匪在作案时，一个名为刘某奎的劫匪在车内遗留了自己的某些生物特征。警方通过其生物特征分析了DNA，在“亮剑2020”专项行动中锁定了刘某奎，后者经审讯后交代出了赵智勇等其他4人，其中一名嫌疑人于2014年因意外事故死亡。至于劫匪所持手枪何来、谁是主谋、赵智勇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等等问题，辛集公安局婉拒了本刊记者的求证，称该案属重大刑事案件，由石家庄方面直接负责，赵智勇等嫌疑人也都羁押在石家庄，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侦办中，该团伙可能还涉及其他案子。对赵智勇的抓捕，是7月中旬在法院内进行的，布控良久。据法院内部人士透露，当时赵的同事们都看傻了，他本人反而比较平静。第二天，当地政法系统几乎都知道了此事，政府发了内部通报。最初，裕华区人民法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赵智勇涉案一事“是真实的”，但之后就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仅称以警方通报为准。公开资料显示，赵智勇生于1969年，曾是一名军人。1997年1月，赵智勇28岁，还在部队服役，于回家探亲期间作案；一年后，他从部队退伍转业，进入石家庄郊区人民法院（现裕华区人民法院）工作。在工作期间两次获得三等功，并获评“十佳执行能手”称号，于2015年升任执行局副局长。2013年11月、12月，《河北法制报》先后登载两篇赵智勇的宣传报道《执行局里的“赵大拿”》和《“靠良知去工作，凭信念去执行”——记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执行局协调处副处长赵志勇》；2014年，《人民公仆》杂志以《人民公仆赵智勇：坚守信仰、肩担道义的执行人生》为题，正面报道了这位当时刚升任的副局长。这些报道写道，赵智勇痴迷法律，在部队就参加了全国高等院校自学考试法学专业的学习，取得大学本科学历。2004年，裕华区人民法院设立执行局，赵智勇成为“最出色的执行员”。他工作能力十分突出，十年内执结执行标的接近一个亿，执结案件938起，完全执结率达到了95%，在石家庄法院系统数一数二，且没有一例当事人告状，没有一起案件造成上访，“成为执行系统响当当的‘标杆’人物”。人民公仆网的报道中，还附有一张赵智勇的照片以及他的一篇执行手记。照片中的赵智勇不苟言笑。他身材敦实，穿一件深色夹克，双手抱拳置于办公桌上，桌面摆满了文件与书籍。在执行工作手记中，他这么写道：“为什么社会上，包括我们法院内部，会有很多人认为执行人员素质低下，我看关键是文化素质低”；“遗憾的是文化素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长期的文化熏陶，曲折的社会经历，爱与恨、痛与悔、得与失的折磨，才能完成人格上的飞跃，如凤凰涅槃的再生”。“法官成劫匪”的消息爆出以后，与赵智勇相熟的同事和朋友都非常吃惊，在他们对媒体的描述里，赵智勇为人仗义，工作能力很强，经常加班。除了爱好喝酒外，没什么大的毛病。他们无法想象，这个看起来随和亲切的老同事，在23年前的冬天，与其他4个同伙一起，直奔辛集，犯下一起让当地人至今难忘的运钞车劫案。
辛集位于石家庄以东，距石家庄约65公里，归河北省直管，有60万人。这里以皮革产业闻名，全市有约十分之一的人口从事皮革行业，自明清时期就是全国著名的皮毛集散中心之一，有“河北第一集”之称。1997年的劫案发生在辛集市兴华路上，这是市内的一条主干道，南北走向贯穿城区，两旁是一排平房，当地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租用了几间做营业点。23年以来，在几轮城市改造与更新后，原有平房已被拆除，如今路边楼宇林立，分布着近10层高的宾馆、医院及众多门脸商铺。很少有市民能够准确讲出案发现场的位置，只能用“海关大楼的南边”“旧商业城转盘的东南角”来代指那个血腥的案发现场。46岁的辛集人肖立飞对案发现场的准确位置记忆犹新。8月的一天傍晚，他带本刊记者来到兴华路中段，指着两根相距约50米的电线杆说：“应该就是这儿，电线杆不怎么会拆。”23年前，肖立飞在离事发现场最近的派出所工作，是一名治安联防队员。劫案发生后，他和同事、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过目击者、亲历者的口述，拼凑出了案发的大致过程。那是1997年1月10日早晨，天气阴冷，路有积雪。8点刚过，路边一些商铺已开门，还有人摆起了摊，一辆银灰色的切诺基213从南边沿着兴华路开来，停在了营业点大门口。车上运有85万元现金，押送人员共两人，一名押运员与一名司机。当日一早出车时，有一辆保定牌照（冀F）的红色出租车尾随其后，停在了切诺基身后。8点05分左右，农村合作基金会正准备开门。运钞车到了之后，按常规押运员会打开后备厢，将两个装现金的铝合金箱子交给接收的基金会工作人员。当天出来接收的，是39岁的女出纳何明倩，她身高约1.6米，中等身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基金会已工作三年，对流程很熟。接收现场几十米外，一名身穿黑色皮夹克、戴鸭舌帽的男子正紧盯着现金交接现场。他比出租车更早到达现场，是车上三人的同伙。尽管帽檐压得很低，也遮挡不了脸颊处显眼的络腮胡，他的右手一直揣在皮夹克怀内，像一个狩猎的猎人。当何明倩接过箱子后，该男子走上前去，掏出一把手枪，以极其熟练的身手开枪射击。第一颗子弹从何明倩脑部太阳穴穿过，一枪爆头，血流一地。枪声搅破了宁静的清晨。押运员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吓傻了，拔腿就跑。那名男子连开两枪，一枪打在腿上，押运员拖着伤腿连滚带爬，找到了离他最近的电线杆做掩护——这根电线杆，成了肖立飞如今指认现场的重要依据。此时，运钞车驾驶员也听到枪声。他打开车门，扭头往后看。男子又是一枪，打中司机肺部，司机瞬间昏了过去，倒在驾驶座位上，脚踩着了切诺基的油门，挂着空挡的发动机疯转不停，现场一片轰鸣声，车身冒出一股黑烟，直冲云霄。“那会儿谁也没听过真正的枪声。”肖立飞回忆，当时有周围群众把枪声当作炮声，以为在放炮，还有的以为是“搞演习”。等居民们反应过来，抢劫已临近尾声。皮夹克男子连开数枪后，从出租车上下来两名男子，抢走了无人看护的钞票箱。营业点内还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听见枪声后拉开帘子往外看，皮夹克男子也对她开了一枪，但没打中。最终，皮夹克男子与两名提钱男子一起坐上出租车，一行四人往北逃去。23年前抢劫案的抛车点地处辛集北郊，位置偏远（张雷 摄）8点20分左右，肖立飞等一行20多人从派出所赶到案发现场。不到9点，辛集全城戒严，警察全力出动，在各路口排查过往车辆，搜寻嫌疑人。但那时，4名劫匪已一路向北，开往辛集北郊的北小陈村。大约15分钟后，一辆敞着后备厢的出租车“像发了疯似的开进村内”。北小陈村村主任王东海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村里皆是土路，坑坑洼洼，还有积雪，但这辆出租车一路横冲直撞朝村北驶去，还差点撞到村民。一小时后，有村民发现它被弃置在村子最北边的果树林里，车内空无一人。4名劫匪已通过田间小路，与接应同伙汇合，踏上毗邻的307国道，向石家庄方向逃去。“他们都是设计好了的。”肖立飞说，劫匪明显提前规划踩点了很久，具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虽然警方很快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调集省城的警力，绘制出嫌疑人头像贴在辛集的大街小巷和各个村镇，并排查了大半年，但几名劫匪却自此销声匿迹，只在坊间留下了这场劫案的一些零碎信息：他们总共抢劫了85万元，拿走大额的50、100元钞票，共计79万元，将5块10块的零钱留在后备厢，洒上白酒准备点燃，以逃避警犬的追捕，但可能因为逃走时过于匆忙，没有点燃。整个过程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
如果说辛集是北方皮革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那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中心就在兴华路。1997年，兴华路是辛集城区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辛集市在1992年投资数亿，在兴华路案发现场附近建起了“中国辛集皮革商业城”，以该皮革商业城为聚点，辛集皮革产业迅速集聚。到案发前后，这个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的皮革城，已吸引了数千户皮革商家入驻。1995年来到皮革城做生意的商户刘建国说，运钞车被抢那几年，刚好是皮革城生意最火爆的年代。尤其入秋以后，每天都有好几万人在场内交易，到正月春节也不停歇。皮革城里“人挤人”，外面也摆满了露天摊位，广场上停的全是外地车。在没有微信与支付宝的年代，从外地过来拿货的商户包里都揣着大笔现金。肖立飞当时在商业城派出所工作，他巡逻时经常看见进货商们将自己的包一拉开，用成捆的50元、100元现金钞票进行交易。辛集的老皮革商业城生意冷清，但老商户们都记得23年前发生在附近的抢劫案（张雷 摄）财富迅速聚集的另一面，是治安压力变大。肖立飞说，当时老城区街上50人级别以上的斗殴很多，摩托飞车抢劫频发，还有绑架勒索。很多辛集市民都提到一件旧事：当时的辛集首富是从农村白手起家的皮革商，在2000年前后成为当地首富，搬出了皮革城，做起了自己的工厂。首富家中有一个老父亲，由于不习惯城市生活，一直在农村独居。这个老父亲后来成为了绑匪们的目标，在短期内数次遭到绑架。每次绑架，首富儿子都付了巨款赎回。最后一次被绑架赎回后，老父亲在家中自杀。“他说不想再给自己的儿子添麻烦。”肖立飞说。由于资金量大，辛集市政府对皮革城的治安很重视。皮革城派出所当时是副局级单位，所长与公安局副局长齐平，配备在编民警4～5名，治安联防队20余人，每天两班轮流执勤巡逻，工资也相对比其他派出所高。这与辛集市的地位类似：一般县委书记、县级市的市委书记是正处级，而辛集由于社会经济相对发达，市委书记是副厅级。据商户们和肖立飞回忆，那时由于皮革城兴起不久，附近只有农村合作基金会一家营业点。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主要为农民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在上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那时国家放开证券、房地产等领域，全国范围资金高度稀缺，市场利率普遍偏高。农村合作基金会也以高于国家法定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水平吸引客户并投放资金，实行“高进高出”策略。“比如1万块钱定期存1年，利息可能就有1000块钱左右。”刘建国说，所以不少皮革城的商户们愿意把钱存入其中，“基金会的资金量非常大”。但那时候基金会资金的运送非常简单。每天下班之前，都有运钞车将基金会营业点里的剩余资金取出，运到城区金库存放，第二天一早再从城区送来。时间与路线常年固定。人们对暴力的想象还停留在盗窃、绑架一类案件上，持械抢劫银行的事件未曾发生，运钞车押运员也不配枪——这些都成为了熟悉这个地方的劫匪们选择辛集作案的理由。赵智勇就来自距离辛集不过80多公里的新乐陈村。
陈村是赵智勇的老家，地处新乐市东北，是石家庄与保定交界地带，距离辛集市约85公里。原本是一个闻名附近的大村，有3000多人。新乐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在改革开放之初，陈村曾是石家庄周边地区最大的布料批发集散地。由于地处交界地带，“很多地方的人都会来这里买布”，每天人来人往，热闹不已。后来由于市场竞争加剧等种种原因，陈村慢慢衰落下去。2020年8月的一天，本刊记者来到赵智勇家的老宅，砖瓦房的房顶已塌陷，大门损坏，周围布满杂草，院子里的土地被邻居利用起来，成了一片菜地。谈及赵智勇，村民们只知他是废弃房屋的主人，“在石家庄当官”，但普遍没有交往。劫匪赵智勇的老家。他涉案一事并没有激起太大波澜，他们一家人已从此迁走有四五十年之久（张雷 摄）在村里，堂姐赵占英一家是赵智勇为数不多的亲属。她告诉本刊记者，赵智勇涉案的消息，自己是在刷抖音时确认的。若非看到抖音用了那张在人民公仆网的照片，她几乎很难将赵智勇与劫匪联系起来。在她的叙述里，这个堂弟从小不怎么调皮，“性格好”，比较听话，几个孩子一起玩耍时，他也不抢不闹。赵智勇为何参与抢劫，目前仍是一个谜，赵占英也说不清。她只是提到，在上世纪90年代，赵智勇一家有过经济困难的时期。赵家是一个军人之家。赵父是一名转业军人，在70年代末转业到新乐市供销社，此后将老家的家人接到城里一起住。“赵智勇搬走时应该还不到8岁，那会儿都是8岁上学，他没上学就走了。”此后，赵智勇在新乐上学，中专毕业后去了部队参军。赵家一共有5个兄弟姐妹，除大姐上了师范学院之外，其余四人都去了部队。赵母一直没工作，家里开支都靠赵父一人支撑。90年代，大姐在石家庄念书时，结识了由新疆某单位公派而来的男友，临近毕业，男友不愿回疆。为了成全大女儿的爱情，赵父四处借钱，筹出了数万元买断费，帮助女婿留在了石家庄。此后，赵父突发脑溢血住院，那时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赵父得不到良好救治，情况一度危急。父亲病重时，赵智勇仍在部队服役，无法回来，治疗费用主要由赵智勇的妻子承担，家里经济压力很大。为此，赵家几姊妹、婆媳之间闹过不愉快。赵智勇分到的抢劫款到底用在了哪里？现在还是个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997年，总共79万元的钱款是一笔大数目。“那时候辛集城区里一套一居室也就8000元，两居室一套也就2万元。”但身边人并没有看到赵智勇有什么突然增加的房产或奢侈的物质消费。劫案发生后的第二年，29岁的赵智勇顺利转业进入了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工作，在当时这是个很不错的转业出路。一位接近当地法院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赵智勇当年转业进入法院时，军转手续完备，“法院没什么责任，军转干部不是接收单位政审，而是地方军转办直接移交”。在赵占英的记忆里，堂弟工作繁忙，常有人找他帮忙办事，应酬多，家里多由妻子操持。他的妻子是重点中学骨干教师，工作忙碌，家务繁重，前些年被查出了癌症。这契合了媒体对他为数不多的报道印象：工作狂，能力强，爱喝酒。然而，在石家庄当地，也有与赵智勇打过交道的律师对他的工作提出了质疑，认为他95%的高执结率可能存在水分。2010年，河北标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卢廷阁为一家公司代理一起经济纠纷案子。该公司的建设项目被欠款300万元，但判决后被告人始终未还款，该案甚至在他和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度被中止执行。卢廷阁愤而投诉之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责成裕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后者便指派赵智勇等二人来处理。“他给人的感觉挺随和的，没什么架子和脾气。”卢廷阁对本刊记者说，当时赵智勇亲自来律师事务所了解案情，此后两人一共见过两三次。每一次，当卢廷阁说起案子的执行问题时，赵智勇就反复劝他不要着急，强调案子的执行有难度。时间久了，卢廷阁发现，赵智勇对其案子根本不了解，“感觉就没放在心中，有点敷衍”。最后，赵智勇退出了这起案子。直到现在，卢廷阁10年前代理的那起经济纠纷案仍未得到执行。事实上，类似案例在赵智勇的执行履历中并不少见。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结果，2013年至2018年，赵智勇参与执行案件约1076件。其中多数显示，案件之所以终结当次执行，是由于“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并称“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卢廷阁律师说，这实质上更类似于“中止”执行，而非“终止”执行。前者是暂停执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案，但法院执行局在统计执结率的时候会把这类案件也统计进去。“我们不光和裕华区法院打交道，也和其他法院打交道，给我的感觉是，赵智勇经手的案子，95%的执结率是远远达不到的。”
23年后的辛集，与当年劫案发生时已大不一样。新城区高楼林立，宽大广阔的马路两边伫立着新建的楼盘与广场。马路上的车川流不息，在各处监控摄像头里闪现流动，无处可匿。肖立飞感叹，如今经济和科技发展了，抢运钞车这种极端的暴力犯罪发生的概率很小了。“别说那会儿没有摄像头和DNA，路上的车可能连现在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按照现在城市的车流，他抢完了跑都跑不动的。”辛集皮革商业城也已经衰败。2001年后，辛集在城北规划建设了一座占地面积更大、功能更加齐全的新皮革城，占地8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是原有皮革城的豪华升级版。老皮革城则年久失修，写着“批发一条街”字样的招牌黯然褪色，广场上鲜有人影，大厅内的摊位布满了铁锈与灰尘，地上有无人清理的积水、废弃的塑料模特与沙发椅子。只有入口处，一座写有“工商”“公安”“物业”等字样的联合执勤亭，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辉煌。被抢劫的农村基金会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四大国有银行、地方商业银行等装修精美的营业点，点缀着长宽超过百米的新皮革城。由于参与高利率资金市场的恶性竞争等问题，1997年前后，国家决定全面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1999年后全面清理关闭。辛集的农村基金会在2000年后关闭，临近关闭时，很多商户去基金会挤兑，基金会拿不出钱来，商户们的存款几年后才要回来，“前提是不能要利息，这样才还你本金”。得知劫案的嫌犯之一是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之后，何云洲既震惊又愤愤不平。他是劫案中唯一的死者何明倩的哥哥，1997年妹妹被劫匪一枪毙命后，他伤心成疾，当年得了严重胃病，为此辞去了在乡上小学校长的职位，休息了三年。他告诉本刊记者，家里有5个兄弟姐妹，三人都做过老师，何明倩原本是一名村小数学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经人介绍与丈夫结婚，丈夫后来进城到辛集种子公司工作。1994年，在丈夫等人的努力下，何明倩被调到农村合作基金会工作。“当时都觉得这是个好工作。”在何云洲的理解里，妹妹的工作类似前台，主要是待人接物，这适合妹妹开朗随和的性格。但1997年冬天清晨的枪声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何云洲当天见到妹妹时，她躺在太平间里，头部有枪伤。“这是我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何云洲说，那一年妹妹39岁，去世后留下12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23年后，女儿已接近当年妈妈离世时的年纪，同样育有一儿一女。在劫案告破，赵智勇归案的官方通报下，有上百辛集人留言评论，何明倩女儿的留言被置顶：“不能忘记这个晴天霹雳一样的灾难，我的家庭瞬间分崩离析。我年迈的姥姥天天以泪洗面；我的爸爸伤心过度，一个冬天严重咳嗽不能痊愈；我仅仅5岁的弟弟问我妈妈去哪了，我哭着告诉他，去了很远的地方。”（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5期，文中肖立飞、刘建国、何明倩、何云洲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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