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600万职校生的困境：被挤下“独木桥”后

我国1万多所职业技术学校里容纳了2600多万职校生，他们是在中考和高考当中落败的人，几乎占到了年轻人的一半以上。他们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群人，与大学失之交臂后，他们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在职业教育的世界里，应试失败的阴影继续笼罩着他们，为了摆脱它，个体的努力与社会的桎梏发生了怎样的碰撞？

记者｜张从志

2600万职校生

李静怡1995年出生，2010年进入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徐州财校”），5年后毕业时，她刚满20岁。22岁的时候，她通过专升本考试，拿到苏州一所大学的本科文凭。现在，她在一家业内知名的人力资源公司做项目经理，和一帮“985”学校的硕士成了同事。

李静怡的这段经历完全可以当一个励志故事来讲，毕竟在她身后的2600多万职校生里，只有凤毛麟角能够进入大公司，获得一份有潜力的工作。不过，徐州财校没有邀请过她回去分享经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她的故事与一所职校所需的励志叙事是错位的。

把李静怡介绍给我采访的是徐州财校的前副校长刘景忠，他虽然已于2016年退休，但仍是一位职业教育的敏锐观察者，笔耕不辍。刘景忠特地在电话里提醒我，李静怡的经历并不典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职校生里的“异数”，其中有运气和天赋的成分，当然更离不开她的个人努力。对徐州财校的大部分毕业生来说，留在徐州市里或者回老家的县城，在一个小企业（通常是商场或者超市）或境况好点的单位，找一份收入不算高，但在当地足够生活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这是他们人生的标准模板。

近年来，毕业生以创业代替就业成为政府和学校鼓励的方向，但针对职校生群体的调查发现，真正去创业的学生占比并不高。（视觉中国供图）

虽然简单地评判在一个大企业工作和待在一家小超市做收银员孰好孰坏是非常草率的，但这几千万年轻人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他们所处的位置，当其中有人拒绝这种人生设定时，他们将会面临什么，这是个值得考察的问题。

如果你环顾身边，发现你实际上碰不到几个职校生，那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数字会告诉你，职校生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2018年，全国有职业院校1.17万所，年招生928万人，在校生约2685万人。其中，中职学校1.03万所，年招生达559万人，在校生约1551万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37%、39.47%；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年招生约368万人，在校生超过1133万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6.63%、40.05%。这是来自中国教育部的官方数据。

数字显示的真相是，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上不了大学，他们在中考和高考中落败，从“独木桥”上被挤下。“上了大学，前途就会一片光明。”这样的观念也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但他们早早地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家长和老师们几乎不去提及或者描绘，这些被挤下“独木桥”的孩子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通常只是作为同龄人或者低年级学生的反面教材而存在着。

李静怡家在徐州市区，她在初中读的是重点班，全年级1200多人，她的成绩稳定排在前300名，属于她所说的那种“中不溜的”。她没考上重点高中，也不愿意去一般的高中，加上她那进入青春期以来就越发强烈的独立愿望，选一所在市里口碑还不错，离家也近的职业学校怎么看都是个合理的选择。

不过对她的同系师姐陈慧来说，要不是考虑到家庭经济困境，已经考上高中的她内心是瞧不上职校的。她家在徐州郊区农村，父母以务农为生，贫困的记忆贯穿了她少年的时光。她们的同学大多是在父母的意志和考分的现实面前无奈妥协，进了职业学校——几乎没有人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进来的。

苏州工业园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兼浙江永嘉学院副院长王寿斌介绍说，大部分职业院校虽然也实行“报考”制度，但事实上已经是敞门招生，“宽进宽出”。以江苏高职为例，全省高职院校多达90多所，生源总体供不应求，所以几年前就已实现“注册入学”，亦即“应读尽读”，“想读尽读”。

虽然招生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到职校来，事实上，职业学校的生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而且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当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市场遇冷的时候，他们便成为首当其冲之人。

疫情之下，企业大幅减招，造成就业压力下移，许多职校生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就业困境。（视觉中国供图）

王寿斌发现，今年疫情以来，苏浙地区的外资企业基本都进行了减招，而中小企业则借机提高了招聘条件。这造成了本科以上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下移，客观上挤占了专科以下职校生的就业岗位，使得他们的就业机会更少。至于今年大学毕业生热衷的公考——本来按照中央和教育部的安排，今年各地政府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时要优先招录应届毕业生——职业院校的毕业生通常因为达不到最基本的学历条件而没有资格参加。

做人力资源工作的李静怡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感触更加直接。她正在做的一些招聘项目，接触的都是全球前100位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转正后年薪也只在10万元左右，以前招聘学历只要求大专的，现在企业要求提高到本科。“很多企业都会这样，本来需求就少，趁着人多，肯定想招一批更优秀的人。”找工作，对职校的年轻人来说变得更加艰难，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又远不止就业。

“不出事”即可

在李静怡一岁半的时候，父母就因为无休止的吵架和家庭暴力而离婚，他们各自重组家庭后有了新的孩子，李静怡从小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在她25年的人生记忆里，她和父母从来没有一起吃过一顿饭，三个人也从未在任何场合同时出现过。开始懂事以后，“我到底是不是被抛弃的人？”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李静怡。她曾在心底里强烈地诅咒过父亲，希望他出车祸死去。

尽管她长大后明白，那个让她憎恨的父亲形象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母亲的单方叙述上，有不少失真的成分，但多年的疏远早已使父女关系变得淡漠。她和父亲现在一年都很难见一次，即使见面了，也客客气气的，跟见客户差不多。母亲虽然和她来往多一些，但她们也没有太多的亲密感。

在徐州财校，像李静怡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刘景忠当主管教务的副校长时，每年都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公布在新班级的黑板上。他认识了不少父母离异、从小跟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长大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因为计划生育超生，从小被寄养在别人家。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困惑、迷茫和痛苦，因为无人引导，更容易走入歧途。

做了40多年职业教育的刘景忠发现，在职校学生的身上，几乎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所有的矛盾和问题，他们的背后有下岗家庭、贫困家庭、离异家庭、单亲家庭、暴力家庭，还有父母忙于工作挣钱而教育缺失的家庭。职业学校就像是一面反光镜，照见整个社会庞大体系中的各个角落。

2019年4月12日，河南省安阳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在技能比赛中演示飞机发动机的拆装与调试。（视觉中国供图）

李静怡读小学时，有一个老师很看不起她，老师说了一句让她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像你这种家庭的小孩，要不就特别好，要不就特别堕落，特别差。这句话深深刺激了她。她心里偏偏想，“我不要变得特别好，但是我也不要堕落，我就要做那种中不溜的，能好一点就好一点”。在十二三岁的年纪，李静怡对独立的渴望已经远远超出同龄人。她告诉自己：“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能被谁左右。我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那我就去做。”

但是到了徐州财校后，李静怡很快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了。她发现那里完全没有学习的氛围，有的同学竟然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背，有的老师上课几乎就是照着教材念，想考英语四级，却被告知报不了。

李静怡选的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是五年制高职，毕业后拿大专文凭。她同宿舍的六个室友都来自徐州周边的六县，只有李静怡是“城里人”，反而因此常常遭到孤立。“你如果说想学习，想追求一些别的东西，但周边的人都在吃喝玩乐，你在那个环境里很难自律。”她非常失望，但已无路可退。

正是从李静怡这一级入学的学生身上，刘景忠开始观察到一些与往届学生不同的特征。“往年的学生，进校第一年通常都会比较紧张，不适应，有孤独感。但是2010级的学生进来以后不太一样，他们好像马上就有一种做主人的感觉，觉得比他年级高的师姐师兄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行我素，自我张扬，对很多东西看起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前些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经常有排球比赛，场边围满了观看的学生，直到天黑，人群也不愿散去。后来看的学生少了，再后来，比赛根本组织不起来了。对于本就不多的考试，学生们也不太在意了，考试前围着老师套题的场面在校园里几乎绝迹。大家似乎都躲进了自己的世界，彼此不再互相关心。在职教生涯的后半段，刘景忠常常因此陷入困惑——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年轻人身上的那种“满不在乎”？

在李静怡身上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部分回答这个问题。徐州财校的学生80%都是女生，高职五年里，当身边的很多同学青春萌发，忙着谈情说爱时，李静怡却给自己画了一条红线——“我可以谈恋爱，但对方一定要是矿大一本的。”

现在的她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给自己的爱情制定一条这样的标准。“矿大”（中国矿业大学）是徐州市内最好的大学，地理位置离徐州财校不远，但徐州的学校还有不少，为什么一定非此不可？李静怡是这样说的：“我当时认定不跟本校的人谈，觉得没什么意义，也很难跟他们沟通，他们给我也带来不了提升。”

李静怡的“恋爱准则”不完全是一种少女式的幼稚，其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她对所处环境的彻底否定，所以她才会把学校从自己的爱情想象中排除出去，就如同重点高中因为分数不够而把她排除在外一样。

学生对学校不屑，老师对学生不满——事实上，职业学校的内部生态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生源质量不断下滑，另一方面，教学水平也同步下滑，人们很难弄清其中谁是因谁是果。

刘景忠对这种状态的持续感到痛苦。在很多学校，专业设置越来越同质化，恨不得每个学校都开一个汽车维修专业；师资队伍的学历要求反倒越来越高，从本科、硕士，甚至博士都有了，但老师们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投入到申报职称、项目中，对教书育人、技术实操不太在乎，教学和产业需求自然越离越远。

刘景忠曾为此提出一个措施，要求系里的老师轮流下企业去实践，而且至少工作半年。“不瞒你讲，为此，我们系主任对我有意见，专业老师对我有意见，一把手对我也有意见。”徐州财校在当地素来以会计专业最为吃香，师生比也最不合理：学生太多，老师太少。

在这种情况下，刘景忠还要把老师抽调出去，系里自然不干，被调出去的老师也觉得这半年的代课费没了，自己会吃亏。刘景忠后来就去找校长谈，争取到了让下企业的老师能在这半年享受学校平均的代课酬金。推行了几年，效果其实不错。刘景忠说，下过企业的老师回来讲课的时候明显更贴近实际，讲起来也更有底气了。但等刘景忠一退下来，这个政策戛然而止。

“职业教育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办的，也是最好办的教育。”刘景忠解释道，“说难办，是因为孩子的综合素质确实比较差，生活能力较弱，学习习惯不好等等。学校里面跳楼的、自杀的、谈恋爱的、生孩子的都有。说好办，就是你只要管住他，只要他不在学校出事，三年以后和你就没关系了。现在很多校长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别出事’，至于培养出的学生素质如何，就业质量怎么样，没有人真正来考核这个。”

刘景忠现在还担任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顾问，这所学院是江苏省职业教育的一种特殊模式，下属的办学单位有近100所省内学校，对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发放文凭。他参加了三年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质量年度报告的撰写，对就业情况比较熟悉。他告诉我，职业学校的就业形势一直存在着“虚胖”现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虚假。“每年的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宣称的高就业率水分很大。就业率高是统计出来的，统计的依据是什么？是各个学校上报的材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学校的就业率是有考核的，所以各校都会尽量抬高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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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挣脱

高职毕业前的实习，李静怡没有通过学校的途径，而是自己去网上找工作。她看到一家公司写着招聘文员，薪资6000～8000元，等她被录取要上岗了才知道，对方打算把她安排到流水线上去做普工。李静怡决定马上离职，刚好旁边站了一个看起来像是维修工的中年大叔，就去跟他打听离职手续怎么办。“结果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离职，我回答说来了之后不符合我的想象。”这个“维修工”却让她第二天到人力部门报到，而他就是人力部门的负责人。“我觉得我们员工关系的岗位需要一个能够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你很合适。”

误打误撞做了员工关系的工作后，李静怡经常要站在台上，面对一两百人讲话，但她发现自己并不怯场，也擅长跟别人沟通。她从此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和兴趣，那就是和人打交道，这改变了李静怡的一生。“如果那天我没有遇到他，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可能没有做人力资源方面的实习，也不太会选择这个专业，后来也不会去考本科。”

李静怡扭转自己人生的方式是去考专升本。她选择了人力资源专业，两年之后，整个专业的300多名学生中，最后通过考试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有64人，李静怡是其中之一。可即便拿到了本科文凭，李静怡找工作时还是备受打压。2017年，她去面试地产中介链家公司，面试官毫不留情地说她背景不行。她那段时间还接到很多电话，但因她是非统招的学历，被这些公司拒之门外。这让她因学历产生了深深的自卑。

李静怡最后去了校办的后勤公司。一年后，她的后劲就表现出来了，公司开始让她去北京独立带项目。但她觉得那里的工作太轻松了，没有挑战，她想要往更高的地方去。所以现在这家公司招人时，她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因为这家公司招人的要求出了名的严苛，李静怡做好了简历被刷掉的心理准备。当后来接到请她来面试的电话时，当时还在北京的李静怡立马买了回苏州的高铁票。面试过程中，公司CEO很犹豫要不要她，一是觉得她学历背景不好，二是觉得她太年轻了，他们要的人都是有两年以上招聘经验的。最后，公司CEO不经意地问了李静怡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脱口而出：“独立、有温度和会思考。”李静怡获得了这份工作。

“独立、有温度和会思考”这三条不是李静怡为面试特地准备的套话，她一直把它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和李静怡一样，广西男孩阿峰也属于那种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又不甘于现状的人。2018年，被父亲“骗”到广东韶关一所职校后，16岁的阿峰选择了与父亲断绝往来，以后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他自己翘课到外面打零工挣来的。作为一个“00后”，阿峰也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他向往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烹饪专业“职业初中班”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烹饪。（视觉中国供图）

父亲给他选的专业是汽车维修，但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很多课都不去上。阿峰从小在深圳长大，他喜欢那里。他说自己恨透了职校的生活。他曾写道：“我原先在深圳读书，虽然以前的学校很差，但我受深圳的影响，文明做人、文明做事。现在的我，闯红灯，飞摩托车，翻道路围栏，逃课，抽烟。放纵自己以为是洒脱，混日子认为这就是生活。所有的碌碌无为都是理所应当，大有作为跟我没有一丁点关系。”

阿峰说话文绉绉的，口吻有种超出年龄的成熟。他父母一直在深圳打工，父亲干的是拆装空调的活。母亲在阿峰的生活里只是个模糊的影子，因为和父亲常年吵架，基本没有管过他。他在广西老家还有个小两岁的弟弟在上高中，兄弟俩已经两年多没见面，平时也无通信。阿峰孑然一身。

阿峰在深圳龙岗区一家民办学校读的初中，那里的同学和他一样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初三年级分两个班，中考班20多人，普通班70人左右，参加中考的人无一例外，全军覆没。阿峰中考考了233分（当时满分460分），这个成绩在他意料之中，其实即使他的考分过了线，也没有资格报深圳的公立高中——深圳的中考考生分为A、C、D三类，阿峰属于D类非深户考生，而且他的父母从来没缴过社保，报私立高中对他家来说更不现实。

阿峰本来是想留在深圳的，但父亲说在韶关帮他找到了一所不错的高中，半哄半骗地把他送了进去。阿峰不想读，也没别的选择。如果要在深圳找一家职校，也并不容易。职业教育正在从一线城市陆续退出，以北京为例，东城和西城区就明确不发展职业教育，海淀区则只保留一所职业学校，其他的统统被撤并。剩下的学校，一年上万的学费足以吓退阿峰这样的家庭。

今年从职校毕业后，阿峰在深圳一家餐厅找了一份后厨的工作，一个月有三四千块钱，和14个年轻人挤在一间宿舍里。阿峰很不甘心，他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准备报考专升本——和李静怡一样，他觉得拿到了本科文凭，自己以后的选择才会多一些。现在，他已经通过了计算机一级考试，花了350元。

职业教育的困境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刘景忠从插队的江苏丰县大沙河果园考上连云港财经学校（现为江苏财会职业技术学院），他是那年农场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他把成功归结为他把原本报的北大中文系改成了会计专业，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愿意报会计专业，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管钱的会计总是首当其冲，成为被整的对象。刘景忠为了从农场里考出来，宁愿放弃了从高中开始就做的文学梦。从连云港财经学校毕业后，刘景忠被分配到徐州市财政局，财政局又把他安排到徐州财经学校（“徐州财校”的前身），从会计和秘书做起，一直到2016年退休。

这40多年里，刘景忠亲身经历了职业教育的历史变迁，其中滋味，体会尤深。刘景忠记得，1984年这一年，徐州市财政局从徐州财校一下要了18个毕业生，那时候，银行、企业来要人都是一批一批的。当时各单位发展快，缺人手，徐州财校出去的学生抢着要。

那时候，职业教育还是一种相对精英化的教育，中专学校培养专业干部，技校培养的则是技术工人，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来报考的学生既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生源背景比现在丰富，校园里的氛围也很不一样。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9年，这一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高校开始扩招。只用了三年时间，高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121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

“高等教育以前还是精英教育的时候，你只要上了大学，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因为物以稀为贵。现在不一样了，教育越来越普及，高等教育红利减少后，必然会有很多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刘景忠认为，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那个只要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马上找到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而，大学的迅速扩张，拉动了普通高中的发展，却对职业学校形成了挤压。刘景忠说，从2000到2005这几年间，职业学校实际上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很多学校滑到了最低谷，几乎招不到学生了。“我们学校原先一年可以招1000多人，那几年最少的一年只来了300多人。”之后，教育部连续三年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目的其实就是要挽救职业教育。

刘景忠说，实际上，政府层面也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是人口增长帮了忙。从2005年以后，初中生源数量回潮，不少学校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后来，各地开始兴办职教中心，把原来分散的、民办的小规模职校大批关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组建更大更集中的公立职校，但这为后来职业教育的困境埋下了隐患。

2018年7月21日，在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上，来自省内各大专科及高职院校的学生们纷纷亮出自己的绝活。图为美发专业的学生现场理发。（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从1985年开始研究职业教育，他一直认为，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在管理体制上。“职业学校事实上跟政府离得更近，跟市场离得更远，他们只要跟政府维持好关系，就有财政的经费维持，而且人事关系也完全是由政府决定的。以前，我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政府把职业学校抱在怀里，然后跟社会说，我这个孩子很可怜，面黄肌瘦，你们都给点照顾吧。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政府对职业教育发的文件、开的会要比对普通高中多得多，但是职业教育依然发展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把它抱在怀里，不愿意让它自己下地走路。”

另一个现实是，对“百工之人”的轻视从古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刘景忠有一次给职校老师做讲座，现场做了个调查，他问在座的老师，有谁的孩子读了职校，场下无人应答。“其实政府的官员、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但凡有点社会地位的，有几个会把孩子送到职业学校来。”刘景忠之所以敢问这个问题，底气在于自己的两个女儿中有一个读的是卫校。他说自己本来也可以找点关系把她送进高中，但他没有。

储朝晖也一直在呼吁，希望用人制度能够淡化学历、淡化身份，把个人能力与岗位匹配起来。不过他也知道，其实很难通过用人制度去解决整体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能不能把社会的纵向等级减少，能不能改变官本位的现状，让从事职业工作的人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到了现在的公司后，李静怡拼了命地工作，很少休息，别人觉得做不了的事情，她总是迎难而上。“其实有时也累到很想辞职，但其他人辞职可以去考公务员，去一些其他正儿八经的外企，而我根本就没有这些选择，哪怕你去读一个硕士也好，但不好意思，你的第一学历就过不了。”李静怡说，“今年我们公司的招聘要求是只要985和211学校的，如果你是二本或三本，即便是统招，你连转正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我是今年来投简历的话，老板可能连看都不会看。”

李静怡去年年初在苏州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总价200多万元，首付一共40多万元，父母凑了一部分，房贷自己一个人还。她有男朋友，但不急着结婚，她更希望自己的安全感来自于自己，而不是依赖别人。她现在更关心的是，明年她就26岁了，要不要考虑跳槽，如果再不跳，以后会不会很难找到更好的机会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37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文中李静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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