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勒卡雷，那个“完美的间谍”去世了

当地时间12月12日，英国著名作家约翰·勒卡雷在康沃尔郡的家中因肺炎去世，享年89岁。

文｜李孟苏

柏林谍影

约翰·勒卡雷被定义为“间谍小说作家”，他确实也做过情报工作，是如假包换的特工。间谍兼职写作，似乎是英国文学界的一个传统。伊恩·弗莱明、格雷厄姆·格林、写《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的罗纳德·达尔、约翰·勒卡雷、弗·福赛斯写了大量谍战小说，家喻户晓，文声斐然；乔治·奥威尔、金斯利·艾米斯、安格斯·威尔逊、穆里尔·斯帕克、安东尼·伯吉斯和安东尼·鲍威尔等人虽然不写这类题材，也和这行当多少沾点瓜葛。

约翰·勒卡雷（图｜视觉中国）

勒卡雷凭写作爆红，除了他的职业背景，还间接地和两个间谍有关。

一个是金·菲尔比。1963年1月23日，金·菲尔比叛逃苏联。勒卡雷称菲尔比是“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此人是双面间谍，同时为克格勃提供情报。他笔锋甚健，叛逃前曾为著名的《观察家》《经济学人》杂志撰稿；叛逃后，他向苏联供出数百个英国特工的姓名。

另一个是格雷厄姆·格林。格林的作品给了勒卡雷文学启迪，特别是犯罪小说《布莱顿硬糖》，勒卡雷从中借鉴了现实主义的硬梆梆，赋予了他小说的主人公以坚毅的个性。巧合的是，格林在情报机构工作时，他的直接上司正是金·菲尔比。

菲尔比叛徒震惊世界，勒卡雷也极为震撼。此时，勒卡雷还叫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公开身份是英国驻西德大使馆二等秘书，实则为军情六处的情报官员。他利用碎片时间写小说，已经用约翰·勒卡雷的化名出版了两部间谍小说，不过没有什么反响。

9个月后，勒卡雷的第三本间谍小说《柏林谍影》面世。小说一开场就是惊险的叛逃：英国间谍利玛斯在柏林墙西德这一边，等待他的一名特工从东德越境过来，在即将进入西德的那一刻，特工被识破身份，死于东德哨兵的枪下。

勒卡雷反复强调作品纯属虚构，但踩在了现实中的金·菲尔比叛逃的节点上，一炮而红。小说勾勒出冷战的现实，提升了同类小说的格调，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永远改变了惊悚片的面貌，使得《柏林谍影》成为世界惊险小说的一块里程碑。

勒卡雷的生活也像金·菲尔比的人生，出现了巨大转折。原本他写小说都是偷偷写，写好后经过上级部门的严格审核，才得以付梓——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书稿出版前都会送到军情六处进行审查。虽然上司并不支持他的写作，但也没有更多阻碍。《柏林谍影》的轰动效应，让他的身份不断被质疑，同时媒体又翻出金·菲尔比事件，安全部门遭受极大压力。

情报行业也对这部小说大为紧张。东德间谍头子怀疑勒卡雷在东德安插了内奸，美国中情局局长痛斥这本书破坏了情报工作所依赖的信任基石。对勒卡雷深恶痛绝。

勒卡雷被迫辞职，成为专职作家。在《柏林谍影》的序言中，他自述以往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离他而去，“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以回到从前”。

童年生活是特工生涯的学徒期

在成为勒卡雷之前，他是康威尔家的次子大卫，从表面看，生活按部就班沿着英国中上阶层的轨迹运转。

1931年10月19日，勒卡雷出生于多塞特郡的普尔市。他的祖父是泥瓦匠出身后来做了普尔市市长，备受尊敬。大卫自小上私立学校，17岁到瑞士伯尔尼大学学习一年德国文学，在奥地利服兵役，退役后拿到了牛津大学的现代语言学学位。

宁静的水面下，是水流涌动的黑潭。

《柏林谍影》剧照

勒卡雷的父亲罗尼·康威尔是黑帮成员，以诈骗为生，多次入狱。勒卡雷曾说父亲善于操控他人、有魅力、聪明、舌灿莲花，交往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名流，却不值得信任。这样的父亲令勒卡雷和哥哥的童年充满不确定和极端：上一分钟还是豪华轿车和香槟酒，下一分钟就被逐出居所；每一次放假回家，都不知道会是父亲的哪一个情妇在家等着他；同学们也对他进行霸凌。

父亲监控孩子们，私拆儿子的信，偷听他们的电话，搜查他们的房间。而兄弟俩学会了察言观色，也会翻父亲的文件柜，偷看他的邮件，试图找出父亲谎言中的蛛丝马迹。

这些经历滋生了他的不安全感，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表相和真实之间的差距，他无师自通学会了保密，培养出对外讲述“我有一个正常家庭生活”的虚构能力。1996年，勒卡雷对媒体说，早年间和父亲一起的生活，锻炼出“在遍布敌人的世界上”的生存经验，堪称他间谍生涯的学徒阶段。

而母亲，在他5岁时与情人私奔，直到他21岁才母子重逢。他们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相遇，彼此都没有弥合关系的愿望。在2016年出版的回忆录《鸽子隧道》中，勒卡雷写道，母亲对他的小说并不怎么看好。

年轻的约翰·勒卡雷

在伯尔尼学习德国文学期间，勒卡雷典型的英国背景、出色的德语水平，让军情五处的特工注意到了他，将他招募进来。大学毕业后，由于父亲破产，他无法继续深造，在伊顿公学谋了个教职。晚年他对《巴黎评论》说，伊顿公学最差的学生让他得以“对犯罪心理有了独特的洞察”。当了两年老师后，1958年他正式加入军情五处，成为情报官员。1960年，他转到军情六处，被派到冷战前沿柏林和波恩。

1961年，柏林墙开始修建，他开始以约翰·勒卡雷的化名出版间谍小说。之所以取个法语笔名le Carre，没有别的含义，只是喜欢这个词有神秘感的发音。

在勒卡雷看来，从事间谍活动就像虚构一部小说，作者要为人物角色制造虚假身份、精心设计海市蜃楼、编织荒谬而微妙的谎言，其中许多谎言多年不被揭穿。在间谍活动中有用的东西在小说和现实生活中也能起作用。

间谍世界是人类现实的隐喻

在勒卡雷之前，英国出版界的间谍小说都是伊恩·弗莱明创立的007模式：温文尔雅，富有品位的绅士效忠大不列颠和女王，在玩着刺激惊险的谍战游戏的同时，和一个个性感尤物上床。

勒卡雷很不愿意人们把他的作品与邦德系列相提并论。勒卡雷的间谍世界阴暗、凶险，军情六处是肮脏的马戏团；英国间谍在昏暗的房间里孤独地喝闷酒，梦想破灭，不见纸醉金迷，没有在皇家赌场里喝马蒂尼的浮夸。他笔下的特工，用《柏林谍影》中特工利玛斯的话来说，“你以为间谍都是些什么好人吗？以为他们是牧师、圣徒或者是烈士？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些手段卑鄙的傻瓜，一群叛徒，是啊，还有酒鬼、恶棍和变态狂，是些滥杀无辜充英雄的人。”

勒卡雷说，1961年8月柏林墙建成后，勒卡雷立即被派去评估其后果。此时，冷战进入至暗时刻，他和同僚们都担心核战争随时爆发。在这种形势下，他写了《柏林谍影》，写了被墙隔开的柏林，确立了后来反复写的主题：在间谍活动中，道德界限的模糊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很难区分好人、坏人。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剧照

勒卡雷青年时期在奥地利服兵役时，有一项任务是与东欧叛逃者面谈。他发现，不管是从铁幕国家逃到西方国家的叛逃者，还是西方国家的自由卫士，人性都是有缺陷的。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写作者之一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1999年在《纽约客》上撰文评论勒卡雷的写作：“从主题上讲，勒卡雷真正的书写对象不是间谍活动。他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无休止的欺骗：背叛是一种爱，谎言是一种真理，好人为坏事服务，坏人为好人服务。”

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也写了波诡云谲的政治阴谋和杀戮行动，但他更突出道德的灰色地带、不透明的权力游戏、道德败坏的官僚机构对真相的绞杀，这些因素导致为情报机制效力的特工们为预算、政客们驱使，可能被同事和情人背叛，也可能被敌人出卖，以及特工秘密生活对心理的创伤。

勒卡雷在《夜班经理》中客串

他虽然不遗余力揭露间谍活动的肮脏，但他也坚持塑造出某些间谍的高贵品格。乔治·史迈利就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身处充满欺骗的网络中心、价值观瓦解的世界，仍很正派，坚定地保护他认为值得保护的东西，“几乎把自己看作是带着牧师的召唤说出真相的人”。

他说，他是人道主义者，但不是乐观主义者。

这些都让勒卡雷赢得了弗莱明没有得到的尊重。

柏林墙倒塌31年了，再看勒卡雷的小说，仍然能看到纸面里透露出的失望，看到冷战、政治、阴谋对个体的欺骗。勒卡尔认为间谍世界是“人类现实的隐喻”。他的间谍小说其实也是寓言，提醒人们，“冷战结束了，我们人类虽然幸存，但仍然没有方向，仍然没有信仰。”

或许是天性，也是情报工作的训练，成名后的勒卡雷从来没有兴趣卷入名利场游戏，这些游戏毁了多少个天才作家。他拒绝了大多数采访请求，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举行首映式，他也从不出席。

他大多数时间住在康沃尔郡一个偏僻荒凉的海角，有意避开文学圈的社交场合。在那里的悬崖上，他有栋朴素的白色房子。除了采访者、书迷，也有间谍来拜访他，把拜见他视为自己职业的某种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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