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底层，他们老无所依

“至少让他们被看到”《69岁环卫工寒冬猝死：回不了家的乡村老人》手记

文｜李秀莉 

69岁环卫工寒冬猝死的新闻，最早传播开的网络版本是，该环卫工晕倒后倒在雪地后冻僵死去。“老人”、“雪地“、“冻僵死去”，这些词汇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在互联网世界里引发了小范围的讨论。但当我打电话给老人所属的环卫集团求证消息，工作人员告诉我，老人不是被冻死的，而是心脏问题，从倒下到救护车赶过来，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新闻事件中最离奇、最反常的要素不存在了，这个题目是否还有做下去的必要？如果做，采什么？

在和编辑陈晓老师的讨论中，我逐渐意识到，从我自己的内心深处，想做该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这位69岁环卫工猝死的新闻背后，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些老人所面临的“老无所依”的现实困境。第二，这样的群体在中国或许不在少数。但他们很少被关注到，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 

图｜视觉中国

回到这个环卫工的故事，是不是直接冻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把年纪，还要在那么冷的夜晚出来扫马路，家庭为他做了什么？公司为他做了什么？社会为他做了什么？这个老人之外，其他也在上班的、尤其是和他年纪相近的工友是什么情况？这个群体的故事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我启程来到了山东临沂。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真正进入采访后，获得的一些信息仍然让我感到吃惊。首先是环卫工的工作强度。以刘汝祥为例，他负责的道路全长两百多米，周围是居民小区和商铺，生活垃圾非常多。他需要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工作到早上7点半左右，然后回附近的出租屋吃早饭。8点半再上岗，继续工作到11点半下班，下午一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

下班后，为了多赚些钱，他还会将当天捡到的废品拉到附近的收购站卖掉。这样算下来，刘汝祥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远超过12个小时。巧合的是，就在刘汝祥走的同一天，新疆乌鲁木齐，一位花名“润肺”的拼多多女孩也倒在了凌晨下班的路上，几天后被爆出，引发全网对互联网从业人员工作强度的热议。 

刘汝祥的工作强度丝毫不比的大厂青年们低，且环境更恶劣。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在二者之间比惨，而是想说，两者背后，可能都面临同样的结构问题。 

图｜视觉中国

另外，在刘汝祥生前的八九个人的环卫工小组里，清一色是他这样的 “高龄”工作者。年纪最小的已经58岁。有些老人的牙齿都掉光了、有些老人不借助扫帚、铁锨根本站不稳，但他们仍然在用自己暮年残弱的身体，挑起生存的重担。这些老人大都来自乡村，年轻时就来到城市里谋生，早年间干过建筑工、搬家工等体力活，赚得也多点，等上了年纪，卖不了大力气，也无法适应回到乡下的陌生生活，环卫工作就成了他们在城市里的最后去处。 

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里，我没能把这群早年出门打工的乡村老人无法回到故乡的尴尬暮年处境写透。后来，和周刊的记者海燕姐聊起，她提醒我，这个环卫工算是下海比较早的，这类人按理来说应该是会经济条件更好一些，但主人公最终没有实现阶层（广义上，就是比环卫工可能更好一点的生活境遇）跨越，这背后，除了个人的不幸遭遇（家人生病、受伤等），或许有时代对人的境遇的挑选作用。

我想到，在采访时，的确对这一点有点朦胧的意识，所以当时还挨个问了环卫工们有没有像主人公刘汝祥这样的早年就去大城市漂泊的经历。问下来，发现刘算是唯一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后来，刘汝祥家人的一些说法也侧面作证了他早年经历的特殊性及时代背景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可是，最终，朦胧的意识没有转化成清晰的判断，这条线我没能继续深挖下去，也就没在文章里说得特别清楚。

来周刊做记者的时间并不长，写的为数不多的稿子里，每当回头看，总是能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当时再多采一点就好了”、“如果留给自己的写作时间再充足一点就好了”、“如果当时能提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好了”。但这些反复出现的 “遗憾”，似乎又总在为下一次出发积累干劲。 

有时候，我也会想，做的这些报道究竟有什么意义？毕竟作为媒体，无法为采访对象提供任何实质性的物质帮助。在去做这个报道前，我也曾产生过一瞬间的困惑。那天，在和陈晓老师的讨论中，她问我，“你说你对底层人有兴趣，到底是对底层的什么感兴趣呢？” 

那是我第一次正视这个问题，想了想，我在微信上回复：“我觉得类似这样的底层在中国的范围其实非常广，但他们很少被关注到，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而我们的媒体报道大部分都在围绕一二线城市白领、程序员、海淀妈妈这种话题走，好像他们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我觉得这是对社会的一种错误认知。所以我想做一些关于底层的报道，至少让大家看到他们。”或许，诚实的记录本身就是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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