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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2021第一份疗愈

雨菲 三联生活周刊 202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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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者雨菲
本文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喜爱的电影总有一个标签,“治愈”。 
的确,为着碎银几两日日奔波,还要时不时应付生活琐事和一些说不上坏,却也谈不上善良的人。我们太需要借一方银幕暂时逃离,在光与影交织的艺术中体味被治愈的感觉。也许是《崖上的波妞》纯粹的笑容和拥抱,也许是《心灵奇旅》里与执念和解的感悟,或者是找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大哭一场,都能为平凡无奇的生活加入一些新鲜的空气,为日常的风景平添一抹色彩。
在各种“治愈系电影”中,家庭题材影片的效果尤为显著,毕竟亲情是我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牵绊。青年导演黄梓的处女作《小伟》就是这样一部具有疗愈功能的家庭片,它无比地贴近真实,将生活中伤痛、迷茫、不甘在流畅而熟稔的故事中切开来给你看,又加入了超现实的元素,在故事之外的层面增添了电影的厚度,余韵悠长。
《小伟》中没有一个角色叫小伟(原因呢,就先卖个关子),它讲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广州家庭,父亲伟明被查出肝癌,母亲慕伶极力隐瞒病情,支撑起整个家庭。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还在上高三的一鸣感到无所适从。伟明得知病情后回了趟舟山老家,三人在归途的火车上重温了难得的温馨时刻。
这是一部全粤语国产片,大部分在广州拍摄,如果是广东地区,或者对港片较为熟悉的观众来看,定会感到亲切。
“2021”+“小伟”,远看似是“离别”
影片从慕伶的视角开始,都说为母则刚,映入眼帘的却是“为母则伤”。 
家长会后,母亲慕伶和老师在走廊交谈,回到教室却不见儿子一鸣的身影,四处都找不到时又遇到儿子的班主任,于是谎称一鸣在厕所,掩盖母子关系僵硬的尴尬。而当慕伶终于在学校门口找到一鸣时,儿子看见她却并未打招呼,自顾自地向前走着,慕伶埋怨,语气中却似是已然习惯。 
这大概是天下所有母亲都可能面临的痛,那个曾经抱在怀里软软一团的孩子长大了,他不再撒娇,缠着你问东问西,并告诉你所有心事。他开始有自己的社交,并意识到妈妈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于是听不进去的关心变成说教,孩子沉默的抵抗和岁月流汇在一起化作尖刀,在慕伶的额头上刻下深深的“川”字。
但生活仍要给予她重击。伟明在高高兴兴准备出院时看到了自己的化验单,慕伶愣了几秒,冲出去找护士,百般央求她重打印一份假的化验单。医院走廊灯光昏暗,慕伶看起来疲惫而苦涩,但她不能倒下,哪怕是谎言也要坚韧地撑住这个家。

一鸣质问她为什么没有跟自己袒露爸爸的病情,却主动跟姑姑讲,慕伶答:“是她说过要帮我分担痛苦的咯......”在慕伶的眼中,一鸣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孩子,但守护整个家的她,仍然在一处细节上表现出脆弱,甚至向一鸣求助。 
因为一只甲鱼。伟明病重,慕伶除了要操心他出院、药物等等之外还要想方设法为伟明补营养,但在面对一只活生生的甲鱼时慕伶慌了,要知道看似无坚不摧的母亲也都曾是天真烂漫的少女啊,没有人教过她如何处理杀戮生灵时产生的歉疚与恐惧,而为了爱人的健康她又不得不逼自己应对。
初版海报中,慕伶在藏一份诊断书,而她口袋里往出爬的,正是那只甲鱼。这张海报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建议看完电影再来看一下。 
只可惜此时的一鸣顾不上她。片中一鸣刚刚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录取通知书,他面对的是一整个富含无限可能的多彩世界,一个等了许久的可以逃离慕伶的机会,他隐约可以感觉到母亲的困顿与不易,但别扭的青春期让他不知到底应该如何与她相处。
也许是知道父亲更能理解他一点,一鸣将录取通知书的英文原文读给伟明听,爸爸听后若有所思。如此克制的呈现方式让我们甚至不知道伟明听懂了没有,而关于离家,则是导演黄梓在从一鸣延伸至伟明部分的伏笔。 
一鸣的生活里不止有家庭。一鸣和好友逃掉课间操在厕所里吹水(广东话“闲聊、“侃侃而谈”之意)、翻墙逃学的段落,可以说贡献了近几年华语电影最自然的校园戏份,他们聊球星,聊美国,吐槽课间操的意义,轻松幽默,又无比真实地还原了不知天高地厚的青葱时光。
但青春并不是一味的明朗,父亲的重病始终如一朵阴云,不远不近地跟着一鸣。为了追他们翻墙而掉下梯子的保安也不知道最后是安是危,一鸣没有受到处罚,却承受了双份的歉疚。还有仅从片中的只言片语无法推断关系的女孩,拼命奔跑才能散掉的烟味......
一鸣的世界宛如一曲复调,既有青春的底色,也有迷茫与期冀并存,家庭的责任不是不愿承担,而是不知如何承担。想想年少的自己,是否也曾面临家庭的变故而无能为力,甚至在晚辈角色的保护伞下,什么具体的帮助都没能做到?
但一鸣还是给到父亲温暖的。回家的伟明猛然间吐血,慕伶极快地抢走带血的盆,躲在卫生间里叫救护车。这时伟明问儿子,“刚才我是吐血了吗?”如果是慕伶,大抵会极力否认,说他看错了,但一鸣没有,他答:“是的,但是只有一点。”
中国人忌讳谈死,但在现实生活中,唯有死亡能让人惊醒般抬头看看,活过的这几十年到底怎么样。
伟明是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人,从未想过自己会患上不治之症。偶尔表现出的虚荣心给角色更添一份真实感——私底下才刚吐槽过的私立医院,在来看望的亲戚面前就变成人少服务优的好地方。
他像是会出现在任何家庭聚会中的某个叔叔或伯伯一样,面容和善,风趣健谈。虽然家人应该是最亲近的存在,但伟明作为独特的生命个体,很多面其实是妻子和孩子所看不到的,比如年少时的野心和痛楚,比如心底的思念和归属。 
得知病情后的伟明决定回老家一趟。这次荒岛旧屋的探访如《路边野餐》中的荡麦之旅一样,是带有圆梦性质的超现实段落。冬日雾气中隐现的破旧船厂,裸露的砖墙与肃杀的小径,干枯的伸向天空的枝桠,如废墟般的旧屋与荒草坡上的坟冢......
在“万能”的影像中,伟明的回忆与心里最深处的愿望交织出现;慕伶将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融为一体,化身为最伟大而纯粹的女性;而一鸣背起了父亲离家时珍爱的行囊,将两代人的命运复写在同一张影像的纸上,浮现出那个人类创作中最古老而原始的主题——生命与爱。
归途中,伟明撒娇似地让慕伶和一鸣跟他挤在一张床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
回来后不久,伟明去世,慕伶和一鸣之间也出现了和解的暖流。至此,影片完成了对观众的治愈。其实,疗愈感不仅仅来自生活全然美好的一面,更来自那真实的或深或浅的伤痕。将它们细数一遍,再深呼吸,向前方的阳光看去,无论是终将失去也好,无可奈何也罢,细雪落睫,家人相依,总有些瞬间会让你觉得人世可恋,如此便好。
然而不止是观众需要治愈,创作者同样需要。 
很多情感充沛的电影都有导演的半自传性质,比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罗启锐的《岁月神偷》。不是导演想方设法地要给你讲故事,而是有些情感不得不呈现出来——电影是对他们自己的叙事治疗。
心理学家麦克·怀特及大卫·艾普斯顿认为,故事可以改变自己。因为,人们可以在重新叙述自己的故事,甚至只是重新叙述一个不是自己的故事中,发现新的角度,产生新的态度,从而产生新的重建力量。简单地说,好的故事可以产生洞察力,或者使得那些本来只有模模糊糊的感觉与生命力得以彰显出来,为人们所强烈地意识到。对日常生活的困扰、平庸或是烦闷,把自己的人生、历史用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编排”,成为一个积极的、自己的故事。
关于片名,导演说唯一比原片名更好的选择就是以父亲名字来命名,于是影片改名《小伟》。

“我爸的名字其实是‘小韦’,但我从小都把他的名字错写成‘小伟’……父亲对于儿子来说,是一个伟岸的背影,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在世俗意义层面,他不是。他是个事业不成功、不太上进、没有威严的普通父亲。他喜欢待在家里做饭,做得不好吃但又硬撑说自己有中级厨师证。用《小伟》作为片名,对于我来说,‘小韦’就是最伟大的父亲。”

——引自黄梓导演微博

在现实中,黄梓的父亲确实癌症去世,而他也确实面临过留学的选择,只是发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他在影片中将两个事件叠加,同时让一鸣做了不同于现实的选择。
也许电影就是一种自带治愈特质的艺术形式吧,导演用影像圆梦,角色在故事中超越叙事来圆角色的梦,而无言镜头的组接带来无限丰富的多义性,则等待着观众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情感填补,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很奇妙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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