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社工9年后，我为何会感到迷茫？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口述 | 于姑娘（化名）

记者 | 康子

现代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自助为宗旨，运用专业知识、理论和方法，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的专门职业。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士被称为社工。

研究指出，随着专业化发展，除了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传统公共服务领域，社工还活跃于环境保护、社区重建、社会融合、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等新兴领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起源于“工业革命”进程开启之后，脱胎于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动，伴随着回应和解决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发展而来。

国内的社会组织和社工在过去5年迅猛增长。2020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突破60万人，持证人数超过50万。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社会组织从2015年的66.2万家增加到目前的89.7万家。目前国内430多所高校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近4万名。

但国内社工组织的成熟度和这一职业在公众中的知晓度与国外相比仍然差距明显。

图源：视觉中国

作为国内社会组织发育相对成熟和集中的地区，广东在2020年率先提出“双百计划”。所谓“双百”即广东省计划在2021年前实现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100%覆盖、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100%覆盖。

2021年初，“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 动员部署会在广州召开。作为广东省重要的民生工程，“双百计划”势在必行，并且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但作为广州的一名一线社工，于姑娘忧心忡忡。到今年5月底，她从事这一职业已经整整9年。于姑娘和同事们帮助支持的是社会保障网格中摇摇欲坠的困境人群。新政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困境，也引发了新的迷茫。以下是于姑娘的讲述。

从零开始

我是2012年入行。读设计方向的美术教育。2008年毕业，做了一年多老师，后来转做儿童图书的美术编辑。做美术编辑的两年中，每天下班就像拖着一个空壳子，灵魂已经游离。当时下班之后，就是回去合租的房子，进自己的小房间里上网看手机。感觉这不是很充实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那两年每周五晚上我都会去肿瘤医院的儿童病房做志愿者。因为我学美术的，所以就教小朋友画画和做游戏。还有听家长的倾诉，帮他们排解一些情绪。

但作为志愿者，你能做到的就仅此而已。而且一些志愿者可能没有把握好度，就一直付出自己，最后把自己掏空了，在伦理价值上面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就放弃了。

我觉得要学习了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才不会把自己掏空。社工的理念就是助人自助，提升他自己的能力，让他自己能够帮助自己。但这个过程是需要不断赋能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达到，让他意识到原来我自己可以真正地帮到我自己，或者我已经ok了。这是一个陪伴的过程。

不像其他的助人者，社工有自己的原则性。社工要发掘受助者自身的资源或者社会上的资源，让他能够自己帮助自己或者学会求助的方法，再或者通过调动他身边的资源给他持续的支持。当受助者能够自助时，社工就可以退出了。

2012年我决定转行进入社工领域。那时候，广州要落实达到多少万持证社工人才的指标。我通过之前两年的志愿者服务也拿到证明可以参加社工职业资格证考试。当时即使你不是社工专业的，只要你持证，社工组织都愿意吸纳你。我考到了初级职称，就是助理社工师。

广州当时希望大力培育社工组织，鼓励成立民办非营利组织，但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除了需要3万元注册资金以外，还需要有相应数量的持证专业社工，并且找到主管单位。当时一开始哪有那么多社工，后来才慢慢多起来。

图源：视觉中国

那个时候每个社工站都在从零开始。我所在的机构一开始才5个人，2012年3月成立，我5月底入职。

刚开始的时候照葫芦画瓢，去新加坡、去香港去看别人的中心是长什么样子的，做什么服务，都是政府牵头的。

政府组织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去香港参访学习，包括社工中心或者家庭服务中心应该怎么设计。我们以前中心不同功能区的设置都是参考香港的布局。

当时整个广州也会请一些香港的专家和早期社工专业毕业的同仁来培训和督导本地的社工组织。

我们以前是香港的社工督导过来培训。他们通常在香港也有服务机构，对接上以后，里边的一些资深的社工督导就来培训我们。

另外一部分人是当时毕业之后，没有社工岗位，他们就去居委会工作了。当时有很多即使你读了社工专业出来，也不是做社工，因为没有岗位。2012年的时候，社工这个工种在国内，就拿广州来说，也刚刚起步。当时深圳做得比较早，开始有一些专门做社工服务。他们就回广州组建社工组织。

广州当时每条街道都要成立社工站。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服务机构。当时社工在居民心中的认知度没有那么高，还不会有主动求助。所以社工进驻社区首先就会了解社区里的困境家庭，也就是持证者家庭，比如残疾证、低保等。他们在政府系统名单里，全部需要建档，每个人都要找到。

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关怀当地的弱势群体。政府都已经把弱势群体种类划分好了，分好几大领域。我们是做家庭领域的，当时叫做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就是涵盖社区里各个范畴的人。只要是有困境就可以向社工站申请服务，可以求助。

影响生命

社工有三大工作方法，一个是个案工作，一个是小组工作，还有一个是社区工作。

个案就是针对个人去或者针对家庭去开展的；小组则是针对同质性家庭或者同质性人群，针对共性问题，把他们组成一个小组去解决，让他们产生一些互动和互助，去解决问题；社区工作就是针对社区的共性问题，通过链接资源，改变居民认知或者联动一些社会力量去帮扶困境人群，改善社区问题。

对我影响比较大、感触比较多的还是一些个案服务。如果不是深入社区里做社工，你不会接触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隐藏在普通人身边的困境人群。我们最近有一个现在恢复比较好的精神康复者的个案。

因为现在精神康复者的污名化太严重了，所以他现在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恢复了就业，我还蛮欣喜的。因为这样的案例其实很少见。

《在一起》剧照

2018年，我开始接触他时，他是29岁，有被迫害妄想。他总觉得爸爸妈妈要下毒毒害他。这个年轻人已经几年不工作，只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因为他第二次报警，我这边才接到爸爸的求助。

2018年年初一的时候就发生状况。妈妈叫他喝汤，但他觉得是在逼他喝有毒的汤，结果就把锅推翻，还把他爸爸的头打破、妈妈的腿打断。之后他的爸爸妈妈就搬出去住，他其实也很害怕，就逃去了上海。

他比较信任我，也让我掌握他在上海的行踪。几经周折后，他从上海回来广州接受治疗。我们跟他也有面谈，他已经出现很严重的幻觉。当时我们也给他找了一位心理咨询师。

进医院治疗了大半年之后，他情况就就恢复了，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出院了之后又去上一些培训课程。我们也联系介绍了一些精神康复中心给他们，这些中心本身就有精神康复者的活动，让他们了解其他家属是如何度过这种康复期的。我们更多地是给他一些支持，让他知道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子。最近的话，他就已经有稳定的工作了。

其实我们做家属的工作也很重要。为什么他会觉得父母要毒害自己，其实是因为父母跟他的相处方式不是很合适。

他的父母属于比较控制型的人格，从小帮他安排的好好的，什么事情要怎么做，他没有什么自主选择的过程。后来他慢慢变得对父母不信任。当他长大了之后，他连自己选择伴侣之类的都会受到干预，工作也是父母安排的。几次挫折之后他就社会性退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去了。

《小舍得》剧照

其实我们社工介入更多的是跟父母沟通，把家庭关系先扭转过来。不要是父母主导，而是给他本人情感上的支持，鼓励他恢复社交，积极去学习，尝试出来工作。父母对他的一个管教方式跟相处模式改变，他再配合吃药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好转。

做社工应该更多地去重新感受服务对象，不单纯是去帮他处理眼下的问题，还应该看到他这件事或者他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和他往前的一个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我们社工有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就是你用你的生命去影响或者感悟他行为背后他的生命。

现实困境

以前的香港督导会说，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快乐地学习。因为我们是政府给的钱，无论做得怎么样，容忍度都会高很多。但是如果是在香港，他们都是要自己筹钱去做，自负盈亏。你服务做得不好，资金方可能就不给你钱了。

其实我们都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每条街道社工站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民政的财政拨款。

通过公开招投标，大家把自己的材料列出来，比如自己历年来的奖项、人才的资质、优秀案例的报道，有评委去评，然后算你这个机构得多少分。这是闭卷形式的一个考核，基本是单纯看材料。之前一个社工站中标后一年能拿到200万元，现在是240万元。

但可能就是因为政府购买的时间长了，机构的主体性和主动性都比较疲软。香港的社工组织会以它的机构品牌立足在当地的社会，一讲出来，就知道他有什么背景或者从事什么服务。我们就没有这种。大家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只是在竞争每个街的那个标书，服务也没有一直持续地去做出一个亮点。

《在一起》剧照

这受制于很多因素。你想一想，每年就是240万元，其中规定60%用于支出员工工资福利等，这个是定死在那里，而且标配是20，你最多就是请20个人。做社工能养活自己，但让家人跟自己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就比较困难。我们基本很少看到男性社工，就是因为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下，靠社工的工资，男性没有办法养家。所以很多男性会跳到一些商业机构或者现在正在兴起的养老产业里，收入会更加多一些。

我也有过最难过想放弃的时候，是因为晋升制度的问题。

跟香港的社工相比，内地社工的晋升空间其实很局限。在香港，有很多做了几十年的社工。我们很久之前的督导都还一直在一线。他们的管理跟服务是两条职业晋升通道。他可以成为一名资深社工，然后升到社工督导。

但在内地的话，你的晋升空间里就没有专业服务这条线。要晋升就要变成一个行政管理者。所以我不想做管理的话，就变得没有晋升空间了。如果你要做全职的督导，就要脱离一线。但你作为一个督导，如果长期脱离一线，是没有资格去督导别人的。

这个是内部人士都知道的一个问题。社工专业在内地的社会认可或者行业认可还不够。内地很少听到人介绍自己时说“我是资深社工”，但在香港，就有从事20年的社工，他们介绍自己都是“我是从事某某服务的社工”，从来不会说“我是某某主任”。

未来迷茫

现在的“双百工程”是要把之前的试点推广到每一条街道。我看到一些试点的二线城市社工服务的报道，说是1个工作站配5个社工，这怎么开展服务？因为社工的服务分间接性服务和直接性服务。如果说要直接去服务困境人群的话，人手是很不够的。

以长者服务为例。我们所在街道的普通长者有16000人，其中持证的困境长者有1000多个。但我们专门负责长者服务的同事只有4个人，而这已经是我们各个领域里面服务人手最多的了。

我们会根据老人的支持系统情况对他们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级别，制定随访计划。一般都是带志愿者一起做电话访问。如果靠社工，没有可能走访那么多家庭。

民政系统或者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也心有余力不足。民政做这项工作的可能就只有一个人，居委会可能就5~6个人。而且居委会每个人会分到一个自己的工作线。他们没有可能长期去关怀困境人群。现在的居委会主要是行政功能，比如需要办理申请、落实政策。

我担心“双百工程”意味着社工工作将变得“工程化”。更重要的是，不知道政府直聘（即社工跟相应街道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后，会不会让社工被行政功能化。

图源：视觉中国

因为社会工作最初是关怀弱势，实践社会公平正义。可以说，目前社工机构是介于政府与居民间相对中立的一个情绪缓和带。但当社工职位岗位化后，社工成为了街道的直接雇员，专业性会受到挑战和冲击。

自发组建的社工机构还是比较关注社工的成长和专业的提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专业的服务，不像是一个职能部门，单纯地要去处理问题。社工本身有自己的伦理价值。我们需要影响受助者的生命，能够使他改变，而不是行政部门派我去帮忙搞定问题。

我觉得如果整个社工工作再这样继续走下去，距离实现“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可能会更远。我有问过督导老师怎么看政府直聘岗位对社工专业性的影响，会不会停滞了？

老师回答我，他觉得广州用了10年培育社工不应该是白培育的。有很多到了新岗位的社工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扭转身份，比如我们这边一个老人院的副院长就是社工出身。一名社工不管你去哪儿，即使是行使着你的行政职责，也会带着一个社工的情怀去做，就不会单纯像居委会人员那样只是帮助处理一件事情或者指引他去哪里做就结束了。他相信总会有一些东西是留下来的，而且关键是下一代的社工还是要靠我们去影响。

END

本文作者 : 康子

微信排版：阿田

微信审核：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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