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打工人身上亦有英雄色彩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一种关于现代人经验的新美学诞生了——作为现代主义真正主体的英雄，不在历史与传奇之中，反而匿身于都市的角落之中。本雅明为波德莱尔在《酒魂》一诗中，在无产者身上认出古代斗剑奴隶的身影而欣喜：“为工资而工作的人们在每天劳动中获得的东西，不折不扣的正是那种使古代角斗士赢得喝彩和声誉的东西。这个意象是波德莱尔最精彩的洞见之一，它源于波德莱尔对自身处境的思索。”
波德莱尔出生时，他曾担任卢森堡宫参议院办公室主任的画家父亲已经63岁，父亲去世那年，波德莱尔只有6岁。与济慈曾经的遭遇相似，波德莱尔年轻的母亲不久便改嫁给少校奥毕克，一个日后凭借自己的正直、努力官运亨通，成为将军并出任多国大使的成功典范，当然也是波德莱尔日后一生的敌人。
在少年时代的波德莱尔身上，我们还看不到多少叛逆性格的影子，那么，他日后的反叛是如何形成的呢？
1821年4月9日，波德莱尔出生于巴黎的奥特菲依街13号，他与父母在这里一起度过最早的6年时光。
波德莱尔法文传记译者、法国文学史家董强这样回答我：“很难用特别逻辑的东西解释。按照传记描述，波德莱尔小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孩子。一般都说因为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彻底改变了他。其实在他母亲刚改嫁那会儿，一家人也是其乐融融的，包括他跟着母亲和继父去里昂读书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突然一下子成绩不好了，回到巴黎后，整个人就颓废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中间没有什么事件性的情况发生，但后来他确实一步步走向不断独立的自己。尤其是后来他刚成年，拿到父亲的遗产开始挥霍，遭到继父和母亲的阻挠后，就彻底拧巴上了。”
或许，波德莱尔因为不愿揭发同学，在1839年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可以称得上一个事件。虽然他依然通过了中学会考，并在家庭的建议下，注册法学院学习法律，但这一切似乎更多只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脱离寄宿学校以后，在巴黎拉丁区的自由放纵生活，很快给波德莱尔带来一系列后果：1839年11月，他得了淋病；1841年1月，在寄给同父异母哥哥的信中表露，波德莱尔挥霍的天性已让他负债3270法郎。这种天性，在他1842年4月成年后如期拿到父亲10万法郎的遗产后更为放纵，不到两年，他几乎挥霍掉一半遗产。
1844年9月，家庭监理会为已成年的波德莱尔指定一位法定监护人，管理他的资产，仅允许他每月支取200法郎，波德莱尔的自尊心受到极大地伤害。从此，他与继父彻底决裂，与母亲也陷入终生爱恨交加的纠葛之中。给母亲的信中，波德莱尔写道：“现在，尽管我只是你的儿子，你至少应当对我的人格有足够的尊重，不让我去接受一群陌生人的仲裁，尤其当你知道这些痛苦对我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在这种自由放浪的生活中，波德莱尔决定成为一个诗人，他的创作便不可避免地笼罩在浪漫主义的氛围中。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郭宏安，几乎完整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所有作品。他向我总结，波德莱尔20多年的创作活动，正处在“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时期。经过19世纪30年代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极盛期，“波德莱尔1845年登上文坛的时候，形势已经大为不同：‘很少有人愿意赋予这个词一种实在的、积极的意义’，可是波德莱尔恰恰是‘很少有人’中的一个。波德莱尔有一首诗叫做《浪漫派的夕阳》，其中写道：‘快朝天边跑呀，天色已晚，快跑，至少能抓住一缕斜斜的光线！’他抓住了这缕‘光线’，无意中担起了为浪漫主义运动做总结的任务”。
董强更愿意采用波德莱尔他们这一代诗人的自称：“小浪漫主义者”，将他看作“浪漫主义中的小调”：“不像雨果这样的大浪漫主义者，‘我的诗歌是这个世纪的巨大回声’；波德莱尔的诗歌是一种小调，一种对自己灵魂的发抒，关注自己的眼睛看到、身体感知到的东西，不去关注历史社会的宏大题材。”
在1839年8月以后，波德莱尔进行了人生的选择，既是心理上的，又是道德上的和诗性的。他明白了，在由他的先驱者们占据的领地上，只能可怜地拾人牙慧；他明白了，他所需要发现的，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他自己的诗脉，存在于他自己身上的诗脉，必须到爱神和死神争夺的心理点上去寻找，而且那里总会呈现出恶；所以，别人为他编织的美丽的资产阶级之梦都结束了。
波德莱尔的选择，与他几乎让人难以忍受的“绞尽脑汁地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有关。董强以《恶之花》中反复提及的“忧郁”为例：“波德莱尔的‘忧郁’，来自英文spleen，就是为了区别于浪漫主义‘世纪病’的概念。spleen来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特的气质说，认为人体脾脏汁液较多，人容易变得忧郁。”
波德莱尔与浪漫主义的最大分野，在于他对大自然完全不同的看法。1853年，代诺瓦耶为他所编的一本册子《枫丹白露：风景、传奇、回忆、奇想》向波德莱尔索要关于大自然的诗篇时，后者这样回信：“但您知道我无法对植物产生柔情，而且我的灵魂是反叛这一奇特的新宗教的，我认为这种新宗教对任何一位精神性的人来说，都是会‘引起反感’的。我将永远不相信神的灵魂居住在植物中，而且哪怕它真的居住在那里，我也不太在乎，并认为我自己的灵魂远远要比在神圣化了的蔬菜中的灵魂更有价值。我甚至一直以为，在繁花似锦、永远青春的大自然中，有着某种让人难受的东西，固执而残忍——一种说不出的、类似于恬不知耻的东西。……在森林深处，封闭在这些类似于圣殿和大教堂的穹顶之下，我想到的是我们那些令人惊讶的城市。而在森林的顶上传来的美妙音乐声，在我看来，仿佛是人类的哀鸣。”
在董强看来，这一点非常关键：“波德莱尔是人工的，要理解波德莱尔，就要理解什么呢？人工天堂。波德莱尔因为对这个世界失望，他要靠一种灵魂深处的精神的东西，哪怕是所谓恶的东西，要把它转化为一个可以跟世界抗衡的东西。很多中国人读波德莱尔，读深了以后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喜欢大自然，而波德莱尔那里非自然的东西太多了。”
正是与大自然这一浪漫主义的新宗教保持了距离，波德莱尔把自己定义为大城市的诗人，开始从巴黎的街头，发现一种属于现代人的新美学。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中，描述了波德莱尔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为了躲避债主而来到酒吧或文学朋友那里，有时，他同时有两三个住处，一旦要付房租的那天到来时，他往往又会搬到朋友那里的某个第三处去过夜。这样，他就在早已不是休闲游荡者之家的大城市中来回游荡。他睡的每张床都成了一张碰运气的床。欧仁·科雷佩查明，在1842年到1858年间，波德莱尔在巴黎共有14个住址。”
本雅明之所以说巴黎早已不是休闲游荡者之家，是指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广泛建立的控制网络将市民生活越来越牢固地纳入其中，拿破仑政府于1805年在巴黎强制推行住宅编号的标准化。在波德莱尔看来，这种做法如同某个作案者一样使自己的生活受到损害。
但是，随着城市化改造进程的加剧，巴黎事实上越来越成为闲逛者的天堂。据说，1840年前后，巴黎人带着乌龟散步成为一种新的时髦。本雅明敏锐地发现，拱廊街的出现，让闲逛真正具有了吸引力。一张1852年的巴黎导游图对这一新生事物做了详尽介绍：“这些拱廊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用玻璃做顶，地面铺的是大理石，这些大理石过道通向一大批建筑群，那些建筑的主人们就用这种方式协同经营：通道两侧尽是些高雅豪华的商店，灯光从上面照射下来。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拱廊街是一座小型城市，甚至是一个小型世界。”
1843年，当波德莱尔在巴黎结识戈蒂耶、萨巴蒂埃夫人，以及巴尔扎克、雨果、圣伯夫等文学界名流，开始《恶之花》早期诗篇的创作时，他尚没有一个为变化中的巴黎画像的整体概念。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是他当时的女友让娜·杜瓦尔，一名先贤祠剧场的龙套演员，黑白混血儿，有“黑维纳斯”之称。
“让娜·杜瓦尔对波德莱尔这样一个伟大诗人的意义，一点儿不亚于贝雅特丽采之于但丁，茅德·冈之于叶芝。波德莱尔有一句话：‘艺术是什么？就是卖淫。’他自己选择的让娜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高级妓女。她的身体与情色这样受男人垂涎，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波德莱尔爱上了她，后来与她的关系，有点像他与母亲的关系，爱恨交加，最终结成一种命运的关系。”精通法语、曾做过外交官的诗人树才认为，波德莱尔诗歌中活色生香的身体感，灵感正来自于让娜。
《恶之花》的早期诗歌中，除了一些写给让娜的诗歌，写于1843年之前的《腐尸》也值得关注。“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像一朵开放的花苞，/臭气是那样强烈，你在草地之上/好像被熏得快要昏倒。”据说波德莱尔经常在酒吧和画室朗诵这首诗，因此以“尸体文学的诗人”头衔闻名。波德莱尔之前，很少有人以鉴赏的眼光，如此写实地描述一具尸体，这也能看出他那反叛而特立独行的特质。
1857年6月，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经由朋友普莱－马拉西之手出版。诗集出版不久，便遭到公共安全总署“对宗教道德与公共道德造成损害”的指控。这一年8月20日，波德莱尔到通常审理骗子、杈杆儿和妓女的司法宫第六轻罪法庭接受质询。不久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在这里遭到类似指控。法庭最终宣判，对所谓有损宗教道德的指控不成立，但因作品中“淫秽和不道德的段落与表达法”，波德莱尔被判处300法郎罚金，同时在诗集中抽掉《首饰》《忘川》《致一位过于快乐的女性》等6首诗。
《恶之花》的诉讼，对波德莱尔来说虽败犹荣，他不但收获了雨果等人的肯定，还因此名声大噪。事实上，约一年后，波德莱尔才交了减至50法郎的罚金。1861年第二版《恶之花》中，删掉了那6首诗，又重新组织结构，增加了近1/3的篇幅。多出来的章节，正是第二部分旨在反映新的城市美学的“巴黎画幅”。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之后，拿破仑的侄子上台，便持续推动巴黎的城市改造。1860年1月1日，巴黎市从原有的12个区扩展为20个区，并使得蒙马特、巴蒂诺尔－蒙索和其他郊区的市镇都成为首都的几个区。
“波德莱尔看到了当时的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对巴黎最初的改造，所以为什么他后来在《恶之花》中加入了‘巴黎画幅’，是因为城市的变化让他意识到了所谓现代性。但波德莱尔活得不长，应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巴黎开始变，等他死的时候还没变完，大概到他死后10年左右，现代巴黎的城市面貌基本定型。”董强说。
1859年发表于《现代评论》的《天鹅》一诗中，波德莱尔写道：“城市的样子/比人心变得更快，真是令人悲伤。”在董强看来，“这个天鹅后来被很多人视为城市中流亡者的形象，在剧烈变化的世界中，人们好像从另一个时代突然来到这个时代，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让每个人都觉得像一个流亡者”。
波德莱尔以巴黎这座城市为灵感获取的新美学思想，最初正是从评论沙龙中的绘画作品开始的。在《1846年的沙龙》这本小册子中，波德莱尔首次将美拆分为两种：“任何美都包含某种永恒的东西和过渡的东西，即绝对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在1863年发表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波德莱尔进一步将那种过渡的特殊的美，称之为“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非常特殊，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不过看起来，他更重视的是那种时代、风尚、道德与情欲造就的现代性的美，至于构成美的另外一部分永恒的成分，则显得难以确定。法国风俗画家孔斯唐坦·居伊关于巴黎的一系列速写，成为波德莱尔说明其美学思想的最佳例子。
对波德莱尔来说，享受人群是属于现代人的一种艺术。收入《巴黎的忧郁》的一篇散文诗《人群》中，他写道：“众人，孤独：对一个活跃而多产的诗人来说，是个同义的、可以相互转换的词语。谁不会让他的孤独充满众人，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孤独。”
享受人群，意味着你既是人群中的一员，又能适时地从中抽离出来。前者意味着匿名的快感，后者则意味着孤独的个体。
有意味的是，波德莱尔在进入文学界时，便玩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花招：他使用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面具。据波德莱尔的传记作者考证，这个面具人物就是普利瓦·德·昂格勒蒙。他不仅带着德·昂格勒蒙去见《艺术家》杂志的编辑，还冒用他的名字发表自己写的十四行诗。尽管这可能是波德莱尔的一个恶作剧，但他无疑从中感到了匿名的快乐与安全，而这种感觉与一个现代人在城市人群中的感觉是完全吻合的。
《恶之花》中有一首著名的诗《应和》，诗里写道：“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音；/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
这首诗何以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郭宏安给出的解释是：“象征主义处于浪漫主义的核心，波德莱尔是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桥梁，这桥梁在他的十四行诗《应和》中得到了深刻而完整的表现。这首诗揭示了人的各种感官相互借代沟通，称为‘通感’，波德莱尔将其作为认识自然的入口甚至契机，进而使之成为他全部诗歌理论的基础。《应和》一诗被称为‘象征派的宪章’，表现了诗歌的最高功能：勘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各种感官、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隐秘的、内在的、应和的关系。”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楼拜对波德莱尔说：“您找到了使浪漫主义恢复青春的方法。”波德莱尔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发现，是伴随着身体的嗅觉、味觉、感觉等各种官能在内的直感达到的。用董强的话说，千万不要把波德莱尔视为自觉的浪漫主义的叛逆者，他只是用伟大的直觉，感受到了现代性。所谓诗人的职责——“透过瞬间把握永恒”，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象征。
我想说，波德莱尔的象征，本身还带有一种匿名性，不再像浪漫主义者那样凸显一个强大的自我。什么是现代人？本质上，他们就是一些人群中的人，带着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惊颤经验，充满惊慌与不安。
可如果只走到这一步，波德莱尔还不能成为波德莱尔。在“巴黎画幅”中，波德莱尔写到现代都市的边缘人群：女乞丐、小老太婆、老头子、盲人、赌徒。那首献给雨果的《小老太婆》中有两段这样写道：“在古老都城的弯弯曲曲的褶皱里，/在一切、连恐怖都变为魅力之处，/我受制于我那改变不了的脾气，/窥伺那些衰老、奇妙、可爱的人物。”“听那有时涌入公园里来的军乐队/为我们举行丰富的铜管乐器演奏，/在振奋人的金色傍晚，这种音乐会/把某些英勇精神注入市民的心头。”凭借伟大的直觉，波德莱尔发现了这些边缘人群身上的可爱与英雄色彩。
一种关于现代人经验的新美学诞生了——作为现代主义真正主体的英雄，不在历史与传奇之中，反而匿身于都市的角落之中。本雅明为波德莱尔在《酒魂》一诗中，在无产者身上认出古代斗剑奴隶的身影而欣喜：“为工资而工作的人们在每天劳动中获得的东西，不折不扣的正是那种使古代角斗士赢得喝彩和声誉的东西。这个意象是波德莱尔最精彩的洞见之一，它源于波德莱尔对自身处境的思索。”
波德莱尔从人群中认出了现代人身上悲剧命运的英雄色彩，也认出了一个诗人的自身处境。
诗歌，不再乞求于灵感，而像为工资工作的人们，在与语言搏斗的日常劳作中，磨练自己“以瞬间把握永恒”的技艺。“沿着古老的市郊，那儿的破房/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叶窗，/当毒辣的太阳用一支支火箭/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顶和麦田，/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太阳》一诗中描述的场景，不正显示诗人磨练自己的技艺，与农民种地相仿吗？
这一诗歌理念，如董强所言，在马拉美那里得到真正的回响：“（诗）人可以靠自己的劳作，得到对主体的确定。法国到现在一直有这种反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可以追到波德莱尔那里。我们一般说三位一体，魏尔伦、兰波、马拉美这些现代主义诗人，每个人都从波德莱尔那里汲取了一部分。”
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巴黎一家私人诊所黯然去世。某些时候，他似乎已预感到自己属于后世。曾旅居巴黎多年的董强，喜欢漫步在那些波德莱尔活动过的拉丁区街道。“你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波德莱尔的氛围里。这个氛围从波德莱尔以后，可以说在法国100多年都没变过，到现在还有人想过这样的日子：一种波西米亚的、反资产阶级的，然后靠自己的思想、文学就这么存在的生活。这种波德莱尔的影响一直存在，就是昆德拉说的‘存在’，到萨特那里被上升成一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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