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相瞒，在工作的第12个年头，读者们的认可固然让人动心，但职业的意义其实在自我的内心。十二年，它始终在拓宽我的视界。回顾过去的2021年，我总是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不同的人群。年初，拼多多事件发生之前的两周，我们已经决定写一个关于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封面。去年我们写了小镇做题家、写了鸡娃，发现在最好的大学里，有相当多的年轻人都把进入互联网大公司作为职业的理想起步。我们想知道：这种理想化的预期会遭遇何种现实？还记得刚进入选题的时候，连续聊了几个采访对象，总感觉我和对方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面。一次，同事介绍了一位做猎头的朋友和我聊聊。没想到挂了电话以后，他发了条微信给我：是觉得我态度不好吗？感觉结束得很匆忙。我哭笑不得：不是的，我觉得我没准备好，我得再想想。
这个选题对我来说很难，原因很简单：我毕业后就进入三联工作。相对于一般职场而言，三联宽松、包容、去等级化的环境太特殊了。举个例子吧。我的同事苗千不久前在一篇小文章里写到自己来三联的理由：“说到底，我选择加入三联，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年朱伟主编许诺我不需要上班，可以远程工作，而是我感觉到了这里有一种能够容忍、容纳怪人的宽松气氛；还有一种允许同事之间相互疏远，甚至是相互厌恶的自由。与此同时，这些教育背景和脾气秉性各不相同的人又能够形成一个高效的整体。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的主编李鸿谷对此在朋友圈里做了如下点评：“再补充一个我的故事。曾请两位同事吃饭，后来才得知他俩刚刚互相拉黑。脑补一下，那晚如何尴了个尬。”
后来我想，我在做选题的时候遇到的这种“壁”，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无处不在。个体都困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环境之中。互联网貌似提供了信息共享的无限可能性，但现实往往是，在算法的加持下，人们大概率只能看到自己喜欢和愿意看到的信息，或者，一切问题都被简单化和标签化，比如“996”、比如“大厂”。当我们有意识地去突破这种“壁”，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做大厂青年，我们不想把稿子变成简单的互联网公司员工诉苦大会——事实上，其他行业也存在大量超时工作，螺丝钉现象同样在其他行业普遍存在。互联网大厂，苦的人很多，划水的人也不少。老大厂和新大厂差别很大。互联网大公司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比所有行业起薪高、福利好；比很多行业对年轻人更友好，上升通道更多。老大厂有很多大公司病，但是内部规则明晰。好几位采访对象都曾在创业公司工作，在“遭遇了社会的毒打”之后重新回到大厂。他们同时又都对新的工作状态并不满意。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职场人对互联网大公司的普遍失望，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它和互联网的发展有何关系？今天我们的不适感有多少是工作的普遍性，有多少是互联网的特殊性？在任何行业，绝大多数工作岗位都是基础性的。只要在基础性的工作中，会变成螺丝钉吗？工作是不是只有“身不由己”？于是，那期封面中，我们讨论了互联网经济的变化，流量变现的逻辑如何让技术工作边缘化，使“知识工人”的光环褪去，而这一切又如何作用于职场。我们也讨论了工作的价值感从何而来，好工作的标准是什么。2020年，如果有一个关键词，我想这个词应该是“内卷”。我发现，当这个词在去年破圈之后，它成为了一个万能标签，大家在讨论很多社会现象的时候都会使用“内卷”两个字，好像这就解释了一切。事实真是如此吗？去年，我写过一篇《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这篇文章刊出之后，就有人说：你该写写高校青年教师，他们更“卷”（《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确实，高校教师困境可以很轻易地用“内卷”去解释。1999年，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首次突破1万人，到2014年已有5.37万人毕业。依据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将“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科研从业者的数量还将有望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海外博士归国的浪潮也愈加澎湃。但当我深入采访后，我感到，高校教师群体焦虑的背后，真正的问题是知识的创新和生产究竟需要何种制度保证。记得采访的时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的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我们的筛选机制有一个基本假设：我们的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特别厉害，我们只要把通过种种手段把天才选出来，然后把资源都投到他们身上，就能期待成果。但问题是，筛选造成的结果是科学研究参与者的数量变少。而在科学研究中，谁能出最后的突破性成果其实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参与研究的人其实越多越好。国外有研究显示，即使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个人能力也并不一定超乎寻常，他们的成功除了专注和坚持之外，还取决于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工作环境是否提供了创新的条件。”图｜视觉中国
今年有好几次，别人和我说，你们杂志的选题卡热点卡得特别准。其实，《三联生活周刊》一年出52期杂志，52个封面故事很少是由热门新闻延展开去的，更多的时候，它们来源于我们采访中的观察和思考。记得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位做证券行业的朋友突然对我说：和你请教个问题，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么大，可我看到外贸数据却非常好，这是为什么？当时，我很抱歉地告诉他，经济领域不是我日常关注的范畴，回答不了他的问题。不过很快，今年三月份，我的同事们就写了一个封面报道《外贸何以逆转》。我们走进外贸工厂和中国目前最活跃的跨境数字平台，发现数字化已经快速渗透到这个传统领域。疫情期间的突出表现，其实是几十年来中国外贸和制造业发展的积累，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在描述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的记者还有了另外一些特别的体会：比如先进的制造业工厂比我们想象中的自动化程度更高，再比如，这些工厂急缺技术工人，可以说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两个封面《谁来当工人》和《好的职业教育》。在《谁来当工人》的封面里，我负责写作主文。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我采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请他谈谈大学生送外卖这件事。他的判断是，快速发展的零工经济发生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逆转的时期，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形成“虹吸效应”。发展低端的零工经济和发展低端的生产制造业一样，结果都会带来劳动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和其他社会风险，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另一件事是我采访了格兰仕集团的电器配件部。电器配件部有一支工装技改团队负责设备的改造。这个团队有些人擅于编程、电控开发，有些擅长机械设计。很多外来参观的人都以为这些技术人才至少是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但事实上，现在工装技改团队共24人，平均年龄37岁，平均工龄却有14年，工龄最长的20年，大专本科学历仅占5人，其余19人都是高中、中专或者初中学历。除了满足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记者这份职业也让我有机会去捕捉人性里面那些发光的瞬间。这些瞬间是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的小火苗，温暖、明亮。
9月，我写了一个《癌症新疗法》的封面。我跟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李健出了一次门诊。门诊从下午一点半开始，晚上八点结束。整个过程里，李健大夫一以贯之地保持着耐心与和蔼，与患者分析病情和治疗，语言简明易懂，思路清晰，从头到尾甚至连声调声量都没发生变化。当他终于送走最后一位患者，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去询问采访约在什么时间比较合适，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整个人的状态瞬间改变了，简直可以用“神形俱散”来形容。我这才意识到，在高强度的工作中，这位大夫在多么努力地克服疲乏和倦怠。
后来，我去采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李峻岭。那是下午五点多，病人散去的门诊楼里很安静。采访进行到一半，这位疲惫的医生沉默了一阵。他的目光划过眼前的电脑屏幕，上面是当天就诊病人的列表。“我时常觉得自己活到这个年岁是幸运的。这些病人，50岁、30岁、55岁、48岁、37岁⋯⋯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很多人的生命却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了。”他的语速缓慢，语气轻柔，但又沉甸甸的，“我17岁开始读医学院，22岁当大夫，40多年，经历得太多了。年轻的时候，你就只是把患者当作患者，但经年累月，你理解得更多，就不能不替他们多想一些。”排版：然宁 /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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