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和江浙沪一带的传统产业集群不同，山东曹县大集镇在2009年发展电商之前，还没有演出服产业集群的存在。数字经济的到来，让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轮重新洗牌，大集镇这样曾经的欠发达农业大镇得以完成产业转型。但经历十几年的发展，当资源优势被充分释放，大集镇演出服产业的下一站又在哪里？
记者 | 李秀莉
车子行驶到距离曹县大集镇政府几百米时，我们接到电话，这天上午，来自山东济南的一个商会来镇里参观，李哲会在距离镇政府不远的大集镇淘宝产业园接待，我们的曹县之旅也要从这里开始。
山东菏泽曹县，大集镇淘宝产业园（图 | 视觉中国）这个隶属于山东省菏泽市的县城位于山东西南边缘，地处鲁豫两省八县（区）交界。从外观上看，曹县和大多数中国北方平原的普通县城并无二致。但今年5月以来，因为一个叫“大硕”的博主发布的视频，这个偏居中国北方的小县城被带出了圈。李哲是曹县大集镇电商服务中心主任，他告诉本刊记者，从今年5月“曹县”出圈以来，每隔一段时间，类似今天这样的接待场面就会上演一次。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68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那段时间，包括我们曹县宣传部在内的所有领导都出动了，每个人负责带一队人参观。”镇政府大楼的四五个餐厅包间，本来是政府办公人员吃饭的地方，也临时调整为接待处，一到中午饭点，人流如织。但调侃归调侃，李哲心里清楚，“如果没有产业做支撑，你让这拨记者来看啥，不是笑话吗？”媒体蜂拥而至的大集镇地处曹县东南部15公里处，从2009年开始，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的红利，这里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销售基地和中国首批“淘宝镇”，从这里发往全国的演出服占到整个中国市场的70%以上。2021年上半年，大集镇的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65亿元。
疫情之后，在曹县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不少演出服商家开始转战汉服生产，直播卖汉服成为曹县的一道新风景（于楚众 摄）
李哲把参观的第一站选在大集镇淘宝产业园是有原因的，这个建设于2015年的产业园占地500亩，现在已经有加工企业、分销实体店、快递分拣中心等企业入驻，还有一座7800平方米的农村电商服务大楼。在官方的叙述里，这种集约的发展模式代表着大集镇演出服产业发展的2.0模式。但更主流的发展模式，则是所谓草根创业的1.0模式，即家庭作坊。
曹县大集镇演出服多为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于楚众 摄）
为什么是在大集镇，这样一个曾经的北方欠发达农业大镇里，诞生了中国最大的演出服加工销售基地？带着疑惑，李哲建议我们前往大集镇丁楼村，大集镇演出服产业开始的地方看一看。
从曹县大集镇镇政府出发，向南走3公里就是丁楼村。村子的北入口处，写着“中国淘宝村丁楼欢迎您”的红底金字门楼在冬日的暖阳下闪着光。继续往里走，在村子的东边，就到了“庆生表演服饰有限公司”，说是公司，其实是一间主要用作仓库的彩钢房。
大集镇丁楼村入口处。在大集镇走上一圈，会发现处处洋溢着“淘宝”氛围（于楚众 摄）走进去，一排排货架上是包装好的表演服，进门右手边被隔出一间小屋子，放着办公桌和电脑，一位年轻的女孩正在回复买家消息，地上则散落着三五个已经打包好的快递包裹。这是任庆生和妻子周爱华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的厂房。
因为是整个大集镇第一个演出服电商户，任庆生在2014年被选为丁楼村村支书，现在，他身兼三职，丁楼村村支书、丁楼村电工和庆生表演服饰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任庆生说，2009年，他妻子周爱华听同村的一个朋友说，“网上可以销售东西”。当时，任庆生和大多数村民一样，在郑州、晋城、青岛等地做建筑工人。妻子工作的棉花厂倒闭，她下岗后一直在家照顾女儿。偶尔为村里叫刘宝军（音）的村民代做影楼服装。刘宝军是村里专门卖影楼服饰的，他雇村民做好衣服后，再去河北、安徽等地推销售卖。
任庆生是大集镇最早做电商和演出服的人，因为电商带头人的身份，他后被委任为丁楼村党支书（于楚众 摄）周爱华想到，可以买刘宝军的影楼服在网上卖，没准能赚钱。任庆生一开始以为是传销组织的诈骗术，但拗不过执意要尝试的妻子，只好花1000多元买了台组装电脑回来，照着阿里巴巴的指南，注册了淘宝店。“那时候人脸识别还没有，就拿着你的身份证，用电脑上的摄像头一照，就验证好了。”店铺开好了，周爱华把刘宝军家的服装照片挂了上去。从2009年10月开张到2010年3月，春节都过完了，一单也没有。任庆生已经打算重新出门打工，谁料走之前的一个晚上，电脑响了。“对方说看我们做影楼服装，问儿童联欢晚会穿的演出服做不做？”任庆生和周爱华让买家把图片发过来，是一套背带裤和背带裙，“一看很简单，我们就接了”。周爱华去市场上找来布料，先做了一套样衣出来，算下来，一共花了20多元。对方要20多件，他们把价格定到了60元一套。“那时候也不知道网银啥意思，等到货发过去，还怕对方不打钱。七八天后到银行一查，卡里还真多了1000多块钱。”第一单几百块钱就这么轻易地赚到了，任庆生赶紧又拿自己的身份证注册了第二家淘宝店。当时的生产模式就是家庭作坊。任庆生家的房子建在自家宅基地上，大而宽敞。堂屋中间放得下五六米长的裁剪案板，院子围起来就是个小仓库。订单多的时候，就将裁剪好的衣服分给村里空闲的家庭妇女，让她们拿回家缝制，计件算工资。渐渐地，演出服的订单量超过影楼服，成为店铺的主要业务。店铺从开始时只做儿童演出服，发展到现在，任庆生店里的儿童演出服占到80%以上，其余的是秧歌服、广场舞服等。任庆生向本刊解释其中的原因：“第一，当时做的人不多，学校老师也不还价，所以它的利润空间大；第二，儿童演出服都是按班级、学校来下单的，一要就是几十上百套，不像卖影楼服，一个款式只要一两套，市场空间不大。”再加上演出服“不追求品牌、对质量要求没那么高、小批量生产”的特点，很适合这种家庭作坊。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罗震东等人曾对曹县模式做过研究，在一篇名为《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一文中指出：“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网络销售平台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提供了低门槛的创业机会。淘宝卖家的普遍特点为店家规模小（近50%没有雇用员工）、总体投入少（累计投入3万元以内）。对于收入偏低、抗风险能力弱的农民而言，这一低创业门槛尤为重要。”第一年下来，任庆生的网店就净赚七八千，比外出一年打工挣得还多。到2012年，利润翻了近10倍。那一年，任庆生花6万元买了辆五菱宏光，成为村里第一个有车的人家。2015年任庆生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天猫店。如果说任庆生抓住了电商创业的良机，那么镇政府则是大集镇演出服事业扩张中的重要一环。2012年，刚刚赴任大集镇乡党委书记的苏永忠接到来自消防部门的消息，说丁楼村里有人家在自家院子里加工演出服，安全隐患大。苏永忠来到任庆生家查看情况，询问后得知，对方是在网上卖衣服。任庆生回忆，苏永忠回去不久，就带来了消防队的人，现场指导进行整改，还为家里免费添置了消防器材。两周以后，苏永忠带着全乡副科级以上干部来到他家，带来了一块“大集乡电子商务经济重点企业”的牌子。他还让当时来检查消防的派出所所长亲自钉钉子，在任庆生看来，这释放出一种信号——在网上卖衣服在当地是受到政府鼓励的。紧跟着，任庆生的亲戚们也参与进来。2011年，任庆生开始找自己的嫂子和姐姐来帮着一起做衣服，她们也开了自己的淘宝店。“我姐姐当时结婚多年，没出去工作，她就把我的衣服带回家去做，那时候基本上谁开网店，都是先去自己的亲属家拿货。”任庆生一家人都参与到了演出服制作售卖工作（于楚众 摄）
在罗震东等人的文章里，作者分析，“农村‘熟人社会’的属性为产业的自发集群提供了优越的社会土壤，在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纽带的‘圈子’社会中，信息扩散极快、交往的信任度较高，电商合伙人的招募成本也较低”。通过代销和帮工，一传十、十传百，丁楼村很快被带动了起来。2012年，在丁楼村村民发展电商卖衣服的时候，相隔一公里的孙庄村还在以蔬菜种植为基业。孙学平是大集镇孙庄村的党委书记，他1985年高中毕业，1987年进入村委会，1992年任支部书记，到今年年底，已经在村里服务了30年。孙学平个子不高，身材微胖，但走起路来虎虎生威，说话声音响亮，时不时夹杂着自己编的顺口溜。他告诉本刊：“历史上孙庄村经历了三次调整，第一次是带领全村人种甜秫秸，但是秫秸一年只能种植一茬，收入不高；1992年我们又去山东寿光学习蔬菜种植，‘甜秫秸孙庄’变成了‘蔬菜孙庄’。孙庄村凭借蔬菜种植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2013年，丁楼村的村民在网上卖衣服的消息传到孙学平的耳朵里。任庆生是孙庄村的电工，平时和孙学平关系不错，孙学平向他请教，了解到“电子商务带来的巨大潜力，收入是蔬菜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我们村党组研究决定让孙庄村来一次大的改革”。一开始阻力不小，“群众有时候想不通，觉得种菜每年五六万的收入已经相当好了，何必要瞎折腾，网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让人不放心”。当时，村子里玩电脑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上网聊天、打游戏，被村里人认为是“不务正业”。孙学平就从这群年轻人入手，带着大家去隔壁村学习经验。“我让他们看，你也玩电脑，人家也玩电脑，人家电脑叮咚一响黄金万两。”年轻人被动员后，村党支部做担保，让他们去别的村赊账拿衣服。左臣明是阿里研究院的高级专家、阿里新乡村研究中心秘书长，他告诉本刊，阿里巴巴是在2012年左右开始关注到曹县大集镇的。2013年首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上，大集镇丁楼村和张庄村同时获选为中国“淘宝村”。
大集镇32个行政村全部被阿里巴巴评为“淘宝村”（于楚众 摄）
按照阿里研究院的标准，所谓“淘宝村”，即一个行政村在阿里平台上的交易额达1000万元以上、活跃店铺数达100个或占当地家庭户数的10%。到2014年，大集镇被认定为中国首批“淘宝镇”。当时正值商务部主导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开启之时，阿里巴巴也推出了千县万村计划，大集镇很出风头。2014年，南开大学副教授王金杰和阿里研究院一起策划了一本名为《中国淘宝村》的书，那是王金杰第一次来到曹县，她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国淘宝村只有二十几个，“还是一个点上的现象”。大部分淘宝村集中在江浙沪一带原本就有产业集群的地方。类似曹县大集镇这样完全在电商主导下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在当时还是让王金杰感到不可思议。“我去那儿的时候，其实也挺震惊的，我对它的了解就是一个错过了工业化的县，有170万人口，但是它的GDP可能还不到300亿，经济体量很小。和江浙沪一带的淘宝村相比，它此前并没有非常完整的演出服产业集群。”她介绍另一位研究者——2018年挂职曹县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农村电商研究中心主任郭红东前往考察，郭红东教授这样向本刊解释它的形成：“数字经济下，中国当时正在经历一轮重新洗牌，对曹县而言，淘宝的商机、演出服的产业特性，再加上政策重视等，几个方面刚好在某一阶段吻合了，形成了先发优势，这是互联网的红利。”在整个大集镇，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孙庄村桑万路南路，它是丁楼村、付海、常庙、孙老家等附近村镇的必经之路，交通便利。孙学平说，当时沿街建设的门面房本打算卖蔬菜、开超市，电商发展起来后，开始吸引布料商进来，陈继超的柯桥布业面料交易中心就是桑万路上几个头部的布料店之一。
因为中青年都留在老家工作，很少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小孩的情况，这里的人生活幸福度很高（于楚众 摄）2014年，曹县人陈继超还在青海省国土资源局第六勘查院工作，听做服装代加工的妹妹提到，曹县老家的电商比较火，但是当地人做服装的布料却需要从浙江柯桥等南方省份进货，整个曹县的布料供应商也仅有三四家。妹妹做服装代加工，对布料有一定的认识，两人决定根据她的经验，集资在曹县开一家布料店。做演出服的布料“一般要颜色亮”“弹性小”，“最好带亮片等装饰”，陈继超就针对这个方向去找。全国最大的两个轻纺城分别是广东中大市场和浙江柯桥，对比之后他发现，浙江柯桥的梭织布种类更齐全。“梭织布相比于针织布弹性更小，更适合用于表演服。”货源问题敲定后，面料的价格也是关键。“曹县的电商直接去买面料，是去柯桥门市部购买。按照市场价，我就把大家需要的面料做一个汇总，拿着订单直接找到柯桥布料工厂，他们一般是不直接对外经营的，但我要的量大，一次要个几千上万米，就有谈判空间。这样价格就下来了，村民们至少能节省10%的成本。”大集镇的演出服产业带动了布匹批发生意（于楚众 摄）
渐渐地，更多布料批发商在孙庄村落地，甚至有柯桥的布料厂直接来孙庄村租下一个仓库，将柯桥生产的布料运到这里，专供大集镇的演出服制作。因为地价、人力便宜，大集镇的布料甚至可以做到比柯桥本地布料还便宜，吸引了一批周边地区的服装商过来购买。采访的时候，两个客户正在店里选布料。陈继超告诉本刊，他们是大连的一家游泳服生产厂，奔着大集镇布料的低价而来。
截止到目前，这条街上有68家布匹公司入驻，年销售额过亿元的布匹公司已经达到20家。接下来，陈继超准备打通整个布料生产链条，在大集镇建设自己的纺织厂、染厂，以及印花原料厂等。他还打算建设自己的办公大楼，一共6000多平方米，面积是现在的3倍，明年年初动工。除了布料，对发展电商来说，物流是更为重头的成本。2014年之前，大集镇的快递公司很零散，申通、顺丰在丁楼村，圆通在孙庄村，还有一家快递在李八庄。2014年之后，“四通一达”中通、申通、圆通、百世汇通、韵达五家快递物流公司在包括大集镇的5个乡镇做到了村村通快递，各家快递公司都做到了一公里2.5元的价格。全镇所有物流站点，一天的物流量最多时可以达到60万件。
2021年5月，山东菏泽曹县，下午5点，正值物流车取货高峰期，大集镇也迎来每天的晚高峰。（图 | 视觉中国）
在郭红东看来，大集镇物流市场的形成当然有规模经济的带动，但容易被忽略的深层因素是，曹县的区位优势明显，“以曹县为中心，200公里画个圈，实际上淮海、徐州这一带全部是一马平川”。相比之下，中国西部地区如云南、贵州因为地理空间限制，物流分散，物流成本高，电商发展就比较困难。集群效应为大集镇带来了更多的演出服订单。据官方数据统计，从2014年开始，曹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从2015年开始，曹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逐步超过了菏泽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20年，曹县实现生产总值463.82亿元。同年，电商销售额突破156亿元，位列全省县域第一。在阿里巴巴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20）》中，曹县被公布为“中国最大的演出服产业集群”。现在在大集镇，已经很少能看到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2014年以后，随着订单量的激增，家庭作坊不再能满足生产需要，不少村民开始找商丘、菏泽等地的代加工厂。淘宝产业园也在这一时期建立。淘宝产业园的一名商户杨巍告诉本刊，此前，这里是工业园区，分布着木板厂、铅厂等工厂，因为效益不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政府征收了厂子，建起了淘宝产业园。杨巍同样从家庭作坊起家，“80后”的他曾在福建当过8年的兵，退役后，在江苏无锡做起了物流运输，结识了家在无锡的女友于静，两人结婚后回到孙庄村做儿童演出服。于静脑子活，选品独到，2013年接连推出的两款儿童演出服“葫芦娃”系列和万圣节系列都卖出了不错的成绩。随后一年，业务扩张，家庭作坊的空间不够用了，二人租下了孙庄村桑万路南路的一家门面房，100多平方米，一年租金只有1.5万元。2015年，淘宝产业园建好后，他用55万元买下了一间2000平方米的仓库。杨巍的服装加工原本也是交给代工厂完成，去年因儿童演出服受疫情冲击剧烈，杨巍便在自家40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开了家代加工厂，自己做代加工，每件衣服可以节省五毛到一块的成本。
随着产业的扩张，一些规模化生产企业也在陆续出现（于楚众 摄）物流、原料和农村土地等资源优势，让杨巍和无数大集镇村民的演出服事业在全国市场上占据价格优势。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大集镇的资源优势已经被充分挖掘，以土地空间为例，无地可用的问题日益凸显。虽然政府建设了淘宝产业园，但一来空间无法满足需求，二来对不少小规模的企业来说，“进园区，规模、辅料、生产都可以上一个档次，但是这意味着成本也会跟上来”。郭红东曾建议当地政府建设微型产业园。“山东在住的农民上楼，然后把宅基地腾出来一块空间，建设标准化厂房，但这样做难度较大，下一步，它的生产空间若没有了，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只能转移到外面去”。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形成后，低门槛带来的同质化和低价竞争始终是无法避免的问题。早年间，部分村民因为没有设计能力和版权意识，直接从网上下载服装图片，被告侵犯版权的事情频频发生。任庆生就出现过因为盗版被投诉以致关店的情况。孙庄村电商老板孙康佳告诉本刊记者，2020年，他无意间生产的一款动漫服销路不错，卖了将近4万套，一套99元，有近50元的利润，但今年，村里开始有人跟风做，并且把价格压到了50多元一套，挤掉了孙康佳的市场份额。王金杰则告诉本刊，在2014～2015年，村民电商的利润率大概在70%甚至更高，到现在，“平均下来就只有10%左右了”。
2020年疫情暴发之后，曹县在三大产业之外，又多了一条“汉服”的标签。“有种说法是，曹县生产的汉服占到了全国汉服市场的三分之一。”李哲说，这被看作曹县演出服的转型升级之路。
在农村电商服务大楼的一楼展厅，将近一半的展示区域被汉服样式的表演服占据。“去年因为疫情，很多演出服都卖不出去，那时候流行现场带货，我们曹县的梁惠民县长直播带货，半小时168万人看，带货3000多件汉服。这其实给我们传递了一些信号，如果演出服不好，就转型汉服。去年一整年，很多做演出服的商家都转型了。”
中高端汉服成为曹县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于楚众 摄）
汉服需要根据不同的制式设计不同的花形，对绣花和印花的需求量大，做汉服的商家多了，来找陈继超买印花布的订单量翻了四五倍。陈继超说自己以前都是把布料拿到柯桥的印花厂加工，一米三块多钱，去年一个月就能卖出50万米，需要两个印花厂同时帮忙加工。既然自己的订单就能养活一个印花厂，何不自己开一个？去年年底，陈继超和朋友合伙购入了6台印花机，满负荷状态下，一天的印花量可以达到2万米，价格同时降低了30%。像陈继超这样趁热打铁的辅料商不止一家，李哲向我们介绍，从去年开始，镇里增加了3700台绣花机和五六十家印花厂。现在，大集镇的印花厂有100多家。“有些印花厂原来在广州，我们把它们吸引过来。另外，包括大的汉服商家，比如汉尚华莲，还有10余家来找我们合作，他们提供设计原版，在我们这里生产。”李哲说。在淘宝产业园里，我们看到一家汉服批发店，是去年搬过来的，1000平方米的店一半用来摆衣服，一半用来做直播间，“准备培养网红、直播带货的”。尽管在疫情的刺激下，曹县的汉服产业得以扩张，但事实上，曹县的汉服并不是在疫情之后才出现的。孙康佳是孙庄村最早做汉服的企业主之一，有5年军旅生涯的他在2014年揣着12万元退役金回来时，也像其他村民一样做儿童演出服。一次，孙康佳接到一笔来自山东曲阜某孔子文化学院的订单，对方称因为举办成人礼，需要5000件汉服，是否可以接单。孙康佳问了下制版师傅，得知这种斜襟宽袖、魏晋风范的汉服做起来并不难，于是接下了此单。做完第一单以后，孙康佳把这款衣服放到了网上售卖。相隔不久，河南安阳一个名为“世界大同，文明安阳”的项目又找了过来，“也是那种类似礼仪之邦的活动”，连衣服款式都相近。当时大集镇做汉服的人并不多，孙康佳将一件衣服卖到90多元，比三四十元的儿童演出服利润更高，并且弥补了儿童表演性服饰淡旺季分明的缺陷。“儿童演出服前置性太强，比如‘六一’节过完，到元旦期间，这么长的周期都没什么单子，但是汉服不一样，它一年四季都有销量。”
丁楼村村民李燕在自家的房子里进行汉服的制作和售卖，大集镇不少村民的演出服电商事业都以这种模式开始（于楚众 摄）
一位资深汉服爱好者告诉本刊，目前市面上的汉服按照“形制”，大多集中在汉朝、秦朝、魏晋时期、唐、宋、明几个朝代。淘宝商铺里，根据不同的制作工艺，一套汉服的售价一般在几百到上万元不等。其中两三百元的平价店铺面向入门爱好者，大多使用“成品布”设计，走流水线生产；中档汉服则在500到2000元不等，制作周期长，刺绣工艺好，图案复杂，品质有保证；在此之上，还有数千到上万的高端定制，工艺繁琐。孙康佳生产的不足百元一件的汉服是作为一次性表演使用的，在品质和设计上都是汉服中的最低一档。和孙康佳误打误撞开始做成人表演性汉服不同，胡春青和孟晓霞夫妇一开始就是冲着“产品升级”的思路推出的第一款儿童汉服。在2014年跟着读博士的丈夫从内蒙古老家来到大集镇之前，孟晓霞曾在一所高中当过三年的美术老师，有色彩搭配和画图能力。当时，曹县的人才引进政策力度很大，像丈夫胡春青这样的博士回乡创业，政府不仅提供2000平方米的车间免费让他们使用，还帮他们申请“山东好青年”头衔。“这个头衔可以让他们有贷款优惠，比如，200万元贷款的正常贷款利率在5厘多，可以给他们优惠到2厘多。”李哲说。在政策支持下，2014年夫妇二人回乡创业，一开始从亲戚那里拿货代销，到2015年，就有了自己的生产车间，开始做儿童演出服。
汉服原创者胡春青、孟晓霞夫妇（图 | 视觉中国）
为了避开周围“互相抄袭以至于压低价格、降低品质来销售”的恶性竞争局面，孟晓霞尝试在产品上进行创新，自己设计舞台走秀服、“五四”青年装、校服等，“但是因为曹县市面上的面料不是很多，所以这一块当时不占优势，还是以演出服为主”。孟晓霞记得2017年左右，市面上突然刮起一股汉服热，不少曹县商家在这段时间生产过汉服，但大多数是针对一次性使用的表演型汉服，并不追求品质和设计。2019年，尝试了各种风格的孟晓霞推出了自己设计的第一款针对日常穿着的儿童汉服，没想到市场反响不错，销量甚至超过了店里的表演类服饰。孟晓霞开始认真研究起汉服，她在微博或者线下找设计师买画稿，再照着图文，自己选布料、辅料等，希望生产出价位在百元以上的汉服。虽然曹县的演出服产业链已经成熟，但是一旦涉及中高端汉服的生产制作，就处处面临被钳制。首先是面料问题，不同朝代制式所需要的布料类型不一，包括锦、绢、绫、罗、帛、布、棉、麻、纱等等，需要汉服生产商自己去挑选把握，而且，汉服对面料的质量要求更高，比如要“达到一定的垂度，手感要好”。面料的经纬度要求也更高，“纬密比较稀就绣不了花”。但是大集镇辅料市场的面料大部分是围绕一次性演出服提供的，面料种类集中在柔美呢、雪纺等几个单一品类，并且品质不高。不止一家大集镇的面料商告诉本刊，汉服面料成本高，销售不动的话会很麻烦，因此不愿意涉足。
疫情以来，与汉服相关的布匹印花市场也迎来火爆（于楚众 摄）其次，还有加工工艺的问题。虽然孟晓霞他们一共有三个加工厂、150号人，但在“产品质量和工艺上还是有所欠缺。比如，我们自己设计的衣服基本上是日常的，但这种绣花当地没有能生产的机器设备，做不了”。她给我展示自己店铺生产的一款红色马面裙，是汉服中一种常见的制式，这种裙子在店里的售价为180元，需要用到一种织金工艺的面料。所谓“织金工艺”，指一块料以桑蚕丝做底，料子上下花纹部分全部由金线织成。因为花纹多变，可以依设计织成各种纹样，但基本由手工纺织而成。孟晓霞说，本地没有这样的机器和工艺，需要拿到柯桥当地的纺织厂去制作。除了繁琐的制作工艺，汉服还需要不断地更新。“演出服有可能你做了一个爆款，卖个两三年，但汉服的爆款周期只有三个月。”杨巍说，汉服注重原创性，前两年，曹县的汉服往往被人诟病“山寨”，后来随着版权意识的提高，直接盗图的情况已经很少再出现。但花钱买，一款设计稿的价格就在5000～1万元，和演出服一款几百元的样衣投入相比，差距巨大。样衣设计出来之后还要找模特拍图、上架和推广，整个算下来，前期投入要将近一两万元。“做汉服基本上要预售。因为制作成本很高，如果做库存，万一卖不掉，钱就打水漂了。”因为嫌麻烦和风险大，杨巍至今没有考虑投入汉服的生产制作。孙康佳也尝试改良过几款百元以上的汉服，但是做好以后卖不出去，也搁置了。2019年10月以后，他重新调整产品线，不再生产汉服。尽管困难重重，孟晓霞仍希望未来以汉服为载体，走日常穿着性的高端服饰，打造自己的品牌。她带我看不久前租下的办公大楼，一楼被改造成了直播带货基地，目前还处在半装修状态。“播了才一个星期，平均一天能卖个万把块。”其中一块专门被开辟出来，正在搭建一个小型的舞台。“后期，我们打算做一个汉服大赛，邀请曹县的汉服生产商参加，儿童、成人，大概有400个模特，上来进行展示，现场直播，进行业务推广和扩展。”排版：同同 西西/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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