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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教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针砭了他们过去对中国的误解。
文 | 郑培凯我的老师史景迁先生过世了，享年85岁。两个多星期以前，他在自家园子散步，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因为患有帕金森症的缘故，卧床不起。在最后的时刻，他应该是听到了耶诞节的教堂钟声，在人们欢唱赞美的颂歌之后，在北美大地进入普降瑞雪的时分，安静地度过了耶诞夜，在第二天午后的沉睡之中离开了人世。师母金安平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走得安详，没有痛苦。我虽然感到心情沉痛郁结，人天两隔，再也看不到追随了半个世纪的老师，但不禁冥想，他安详离去的时刻，一定是听到天使摇着金色的小铃铛，伴着前来接引的天籁乐音，从人世荣耀的光辉，上升到永恒的天穹，在闪耀的星图中，化作一颗闪亮的星子，永远照亮凡间。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视觉中国供图）老师过世之后，两岸媒体接二连三来联系，有的进行专访，有的要我写纪念文章。主要是希望我谈谈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的成就，特别是他的著作为什么在中国引起轰动，改变了许多学人钻研历史的方向。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想知道，史景迁为什么对中国历史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史，写出十多种专著，还从不间断，在大学里讲授了半个世纪中国历史。还有些人质疑，他的中文程度怎么样，能达到中国历史学者的程度吗？能读通文言文吗？能用中文写作吗？他书写中国历史的观点，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问这些问题的人大概忘了，史景迁是地道的英国人，在欧美汉学界生活了一辈子，学中文，看材料，而且是西方学者最早查阅台北故宫博物院康熙御批奏折档案的人。但是，他用英文著述与教书，著述的对象是英语世界的读者，想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不是针对中国读者而写作。中国读者对史景迁发生浓厚兴趣，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英国学者研究中国、讨论中国，讲到了中国人最关心的“自己”。我看到有些人探讨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借用某些新鲜的理论架构，分析他如何把中国建构成“他者”，以完成西方的世界观。这个说法，或许也有道理，不过，那个道理只是扭曲了普通常识，披上学术外衣，嘟哝着普通人望而生畏的术语，自说自话，并不能让人更了解史景迁著述究竟价值何在，他对史学的贡献是什么，为什么在西方大放异彩，翻译成中文又广受推崇。事实明明摆在那里，史景迁是浸润了西方文化成长的英国人，他本身原来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他者”，毕其一生的努力钻研，就是希望能够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中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发掘他们的人生经历，探索他们的生命意义。假如这种历史的探索，也可以解释成“建构他者”，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想要认识外在世界，理解自己主体以外的别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儿），不都在那里“建构他者”，以完成自己的世界观？我们仔细想想这种动辄诉诸不相干理论的分析态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史景迁常说，他要回避生硬套用的史学理论，尽量着眼于历史叙述，以通透明晰的语言，流畅优美的文笔，呈现他能够表达的历史真相。至于他惨淡经营的中国历史图像，是否最为接近历史的本质，那就见仁见智了。
2014年2月28日，北京，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北京大学举行系列讲座。（视觉中国供图）
我看到世界各地报刊发出的讣告与颂词，都是赞扬他对人文领域的贡献，不只是在学术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与教学，更在广大的西方群众之中，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让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熟悉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感受中国近代所经历的屈辱与挫折，却能百折不挠，奋发图强，不断追寻理想与幸福。西方读者阅读史景迁的著作，首先受到他优美文笔的吸引，然后感到故事的真实细节是如此引人入胜，逐渐进入中国历史的氛围，产生穿越时间的同理心与同情心，体会中国人几百年来经历的悲欢离合，原来与西方人的生命感受，只是历史环境不同，遭遇的情景不同，面对人间处境，在人性的本质上没有基本的差异。读史景迁的书，西方读者最强烈的反应是，中国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在人世间体验生命的叩问，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流而行，有时运生华盖，遭遇狂风暴雨、雷霆电击，甚至有翻船溺水的危险，有时却绝处逢生，缘溪而行，柳暗花明，进入了豁然开朗的桃花源。我时常说，史景迁历史著作最大的贡献，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让西方的读者理解中国人的历史遭遇，穿越文化隔阂的障碍，化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明对抗心态。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对史景迁逝世表示哀悼，特别指出，他在2010年受邀做了“杰佛森人文讲座”，是美国政府颁予的最高人文荣誉。他还前后四次得到人文基金会的资助，有三次是在耶鲁大学，针对全美大专教师，举办中国史教学的研习班，提高中国历史的教学质量。史景迁的中国史著作，文笔优美，雅俗共赏，却绝不花哨，受到美国广大读者的喜爱，超过任何一位作者。他智慧出众，有目共睹，获颁无数勋章奖励与荣誉学位，承袭了伟大的历史写作传统。
人文基金会署理主席亚当·沃尔夫森（Adam Wolfson）说：“史景迁非常杰出。他穷毕生之力展示了人文探索的深远成就。作为到访美国的年轻英国学人，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旅程，见到西方学者从未见过的故宫档案，达到教研领域的高峰，甚至在2000年成为一名美国公民。他不仅教会我们了解一个遥远的国度，其功厥伟，同时指出我们西方人是如何观察并误解中国的。”人文基金会对史景迁的颂扬，固然是从美国立场出发，但强调的是，史景迁教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针砭了他们过去对中国的误解。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人眼里，史景迁最重要的贡献，是以优美隽永的文笔，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影响了一整代西方人，让他们进入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处境，产生民吾同胞的同情。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诗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由于这个原因，诗比历史更带哲学性，更严肃；诗所说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物。”这个说法，引出了历来关于文学与历史孰重、何者更接近哲学真理的争论。原本讨论的是认知真理的哲学问题，应用到历史写作，等而下之的误读，就成了质疑历史书写应不应该有文学性，历史写作是否应该文笔优美的问题，其实是庸人自扰，摒弃了历史写作应该同时追求历史真实与表达明畅优美。二者不能得兼，我们才会产生何者为先的想法；若是有能力达到严复说的“信达雅”，当然应该以优美的文笔呈现真实的历史，而非虚构出无端的想象。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就兼得史料运用真实与文笔流畅优美的好处，也是西方史学界一致公认的人文成就。
1990年10月21日，加拿大，耶鲁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史景迁(右) 赢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视觉中国供图）
我和鄢秀教授在主编《史景迁著作集》（理想国版）的校读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不是译文正确与否，而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文的书写风格。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大体上都还能忠实原作呈现的史实，在“信”与“达”方面，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词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与原著风格有一定的差距。由于译本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也只能改正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情况。例1是《王氏之死》“前言”的结尾，史景迁原文如下：My reactions to woman Wang have been ambiguous and profound. She has been to me like one of those stones that one sees shimmering through the water at low tide and picks up from the waves almost with regret，knowing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colors suffusing the stone will fade and disappear as the stone dries in the sun. But in this case the colors and veins did not fade；rather they grew sharper as they lay in my hand，and now and again I knew it was the stone itself that was passing on warmth to the living flesh that held it.
我对王氏的反应是暧昧而深远。她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译文基本正确，但却未能充分体会原著的精神，也就让读者读得一头雾水，不理解史景迁的反应为什么是“暧昧而深远”。其实，ambiguous的原意是“模糊不清”“难以清楚辨明”，profound则有“深刻”之意，讲的是作者的心境。译成“暧昧而深远”，好像作者对妇人王氏产生了不伦的遐想，是硬译文字所制造的歧义。我们认为这段文字应当重新翻译，让作者的原意显得清楚一点：对于妇人王氏，我的反应是一言难尽。她就像潮退时分在水里闪光的石头，让我带着几分憾意，从波澜中捡起，知道再过片刻，石头就会被阳光晒干，上面的色彩就会消逝。可是这一次却不同，色彩与纹理并未消退；反倒在我手中更加灿烂，时时提醒着我，是这块石头本身，把温暖传给握住它的血肉之躯。
例2是《前朝梦忆》“序言”的第一段，史景迁原文如下：When Zhang Dai was born，in 1597，the Ming dynasty had been in place for 229 years. Time measured on a Ming framework was the only time Zhang knew – until，that is，it all ended in 1644 with the dynasty’s fall. We might think that as Zhang Dai was growing up，such a great span of time past would have distanced him from the dynasty’s roots，creating a conceptual space almost impossible to grasp；but for Zhang such a great vista of years seems to have offered，not severe dislocation，but a satisfying sense of age and constancy. Most of the underpinnings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late Ming would have been without surprise for him.
张岱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此时明朝国祚已赓续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号是张岱唯一知道的时间度量——直到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随着明朝覆亡，一切皆归灰飞烟灭。我们或许会认为，到张岱这一代，离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远的时间距离，造成几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维幅度；但是对张岱来说，要胸怀如此浩瀚历史，非但没有严重的断层感，只有岁月悠悠的心满意足。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肯定皆平淡无奇。
原文简明透彻，像山涧清溪，读来清楚明白，语调稍微婉转曲折，饶有兴味，点出了张岱在明亡之前生活优裕，无忧无虑。译文叠床架屋，出现了原文中感觉不到的“时间度量”“灰飞烟灭”“时间距离”“思维幅度”“浩瀚历史”“断层感”这些厚重词语，增加了无端的抽象化与概念化语感。我们不反对使用一些中文成语，但总要贴合原文的语感才是，所以应该重新翻译，才能显示史景迁文笔的风格：张岱出生于1597年，距明朝肇始已有229年了。张岱从来只知道明朝国祚，以此纪年，直到1644年，明朝覆灭为止。我们或许会想，张岱成长之时，距离开国的年岁已久，岁月悠悠，或许早已隔断了他与朝代的瓜瓞绵延，造成几乎难以掌握的概念空间。然而，对张岱而言，国祚绵长似乎并不意味着严重的游离，反倒是令人惬意的太平岁月。晚明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底层架构，在张岱眼里，都显得理所当然。
我指出上述译文的差异，并非贬低译者苦心孤诣的翻译成绩，毕竟我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自己操持繁重的翻译工作，而且最后还做出决定，选用了风格与原文不尽相符的译本。我要指出的，是英语读者读史景迁作品，为什么觉得文笔流畅，而且思路清晰，可以一口气读完，还觉得意犹未尽。这是因为史景迁原文的书写风格，真如苏东坡在《答谢民师推官书》所说，也是他自己奉行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史景迁以美妙的笔触，忠实描绘历史文献提供的中国历史画面，让西方读者读来，感到历历在目，是传递中国文化的莫大功德。史景迁部分代表作品：《曹寅与康熙》《太平天国 》
你要问我，史景迁书写历史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同意美国人文基金会的悼词，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颠覆了西方中心论的扭曲心态，客观平实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他书写中国史，胸中所怀的对象主要不是当前的中国读者，而是古往今来的世世代代，要延续历史传统这一盏灯，要忠实照亮人们所处的龌龊世界，要从苦难中升华，在困境中追寻幸福。这是人文精神为人类提供的最值得欣慰的贡献。（作者郑培凯先生是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博士生，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等。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创立中国文化中心，2016年获颁香港荣誉勋章）
排版：然宁/审核：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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