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我到位于北京大兴区的蒲公英中学采访。我对这所学校的最初好奇建立在它常常被提到的三张特殊标签身上。第一张标签是生源。这是一所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学校，服务的对象是困难处境下的“流动儿童”。第二张标签是成绩。初一新生的课业水平在小学三、四年级，而当他们三年后毕业时70%~80%以上的孩子能够考上高中。第三张标签是公益性。这所学校的建设、运营经费都来自社会捐助，教学活动大量引入了社会志愿者资源。我原本以为，我将讲述的是一所特殊学校如何调动社会资源，让流动儿童实现命运逆转的故事。可是当我进入这所学校的肌理，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打动我的教育日常中的点滴，它们并不特殊。这些日常的价值无关学生的身份、资源的多寡，也无关学校的性质。它们隐隐牵引我走向一些更本质的思考：学校究竟是什么？教育因何而起，如何发生，又指向何处？这篇3万余字的稿件最终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表在了2021年第49期《三联生活周刊》上。为了和更多读者分享这个故事，我们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将它呈现在公众号上。然而，3万余字的长度实在有违手机阅读的规律。按照一般的做法，我们会删除一些枝节，将稿件重新拆分成独立的文章。但是在处理这篇稿件的时候，我们犹豫了——如果硬要拆解，我们可以从里面抽出一些主题，比如考上哈佛的农民工子弟，疫情下的外地学生，放弃高薪寻求梦想工作的志愿者老师，教育创新，诸如此类。但稍作尝试后我们便发现，对文章的任何一个部分进行这样的拆解，都将损害我们对文中人物处境与事件的理解，变得不知所终，变得标签化，进而无法准确表达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所能呈现的东西。其原因可能是：教育如何发生？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件简简单单的由A及B，正如生活的真相总是复杂的。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个新的尝试，将这篇长文以连载的形式原文刊出。希望这段漫长的文字旅程能够带你进入一个真实存在的春风化雨的世界。主笔 | 徐菁菁
我第一次见到段孟宇是在蒲公英中学新校园的教师办公室里。2021年夏天，这位农民工家庭的孩子，蒲公英中学毕业生从哈佛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回到蒲公英成了一名普通老师，计划工作两年后再申请博士研究生。
这个备受瞩目的“逆袭”故事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学校教育的成功所在：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大量优质资源注入蒲公英，足以让流动儿童取得巨大学业成就。然而，我却对这个自然而然的结论产生了怀疑。
在初一年级担任历史老师的孟宇告诉我，刚回学校的时候，她意气风发，满脑子想的是“把我学到的最先进的、最有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带到学校来”。可事实上，挫败感一直伴随着她。在学校刚刚结束的期中考试中，年级里历史考得最好的孩子在她班上，可这并不能带给她丝毫的成就感。正好相反，这个孩子的优秀和全班整体水平形成的鲜明对比，反而在提醒孟宇，她作为老师的无能为力：“这个孩子的好，绝对不是因为我教得好。”
蒲公英中学所在的区域在2000年左右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2020年6月，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因为疫情滞留在了美国。中考那几天，身处大洋彼岸的郑洪内心很是焦灼。2019年，学校有85%的孩子考上了高中，是建校14年来的最好成绩。但时隔一年，郑洪特别没有信心。2019～2020年下半学年的教学，被疫情冲得七零八落。线上教学对一般学校难，对蒲公英中学更难。有的家庭没有网络，也用不起流量。有的孩子是在别人的饭馆旁边，蹲在墙根蹭网上课。有的家庭有两三个孩子，但是只有一部手机。学校有些藏族学生，寒假回家后就无法再返京了。上网课的时候，他们正在放牧，即使带上手机也没有信号。更普遍的情况是，“课堂上”经常有学生突然就消失了，等他们再回来，说是网断了。即使是正常上着课，老师们也很焦心。“你从镜头里多多少少能看到他们身处的环境，他们是没办法有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的。”老师范芳芳告诉我，“往往是孩子上着课，这边有人在吃饭，那边有人在洗衣服。”![]()
“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合一 ”是蒲公英中学的办学理念令校长郑洪更担忧的是：脱离了学校的环境和老师的密切关注，初三的孩子是不是还有动力完成最后的蜕变和冲刺？
蒲公英中学的孩子基础差。学校每年对初一新生进行入学学业基础评估，孩子们的水平普遍停留在小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上学期。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能够及格的学生经常是个位数，有时候甚至“全军覆没”。不少人英文26个字母只认得一半。多年的经验证明，孩子们在学校三年的成长是厚积薄发。很多学生，尤其是男孩子，往往到了最后一个学期才“觉悟”，在学业上奋起直追。考试前，郑洪录了一段话，做最后的总动员。她提醒学生，老师们在这特殊的学期里所做的种种努力：学校所有的教研组长都加入到初三教学，连艺术组的老师也不肯袖手旁观，主动要求参与到学生们的学习小组里去……“老师们这么做，是相信你们，相信你们的潜力，相信你们的决心。”录音里，郑洪言辞恳切：“在此之前，你们的父母亲人带你们走南闯北，为你们撑起一片天。而中考，去冲锋的是你们自己。中考的意义重大，中考使我们取得继续求学的资格，使我们取得相信自己的勇气，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第一次全权负责，走出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未来……做最好的自己，这人生的第一关你们要冲过去。2020年夏天，北京遭遇酷暑。中考那几天，身处大洋彼岸的郑洪总抑制不住去想她的学生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有一天上午的考试10点30分就结束了。她心里着急：下午开考前的这段时间里，蒲公英的孩子能去哪儿？公立学校的北京本地孩子们没有这些问题：家长的车也许就在考场门口等着；家住得远的，可能直接就去附近的酒店休息。蒲公英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午饭会去哪里吃？晌午烈日当头的时候能去哪里避暑？就算可以回家，那家里也是一样的热呀！“我就想，这半年的种种困难之下，这些孩子能斗志昂扬地完成三天的考试吗？头一天如果考砸了，会不会第二天就不去了？”蒲公英中学是北京第一所面对流动儿童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初中
最后的考试结果让郑洪感到宽慰。2020年，蒲公英有125名毕业生，124人继续求学，其中99个孩子上了高中。后来，郑洪和别人谈起这场有惊无险的考验，对方说的一句话一下子击中了她的心：“这些孩子是有信念感的。”郑洪很喜欢“信念感”这个词，“它说明学校在学生身上，下了两年的功夫没有白费”。2005年春季，郑洪牵头和一批知识女性募捐集资，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开关厂厂房，建起了北京第一所面对流动儿童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中学。办学校的念头来得很单纯。郑洪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多年，对公益慈善文化深感兴趣。49岁那年，她干脆跑到哈佛大学攻读了公共管理学硕士，专门研究非营利组织。人生已过半百，光阴不等人，既然学了，就要学以致用，大干一场。时值北京筹办奥运会，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大量农民工涌入首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蒲公英筹建的2005～2006年间，北京市有近40万农民工子女，对应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北京出现了约350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可郑洪调查发现，这些学校都是小学，办中学需要有实验室等配套设施，建设投入相对更大，没人愿意做。“让孩子接受教育是永远错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抱着这样的想法，14名老师和120名学生在2005年秋季迎来了蒲公英的第一次开学。建学校的初衷只是为了让孩子有学上。郑洪想得很简单，办学校无非是教课，只要找到科任老师就好，实在不行就自己上。可教学一展开，她就发现根本不是“喊完上课、起立，就开始教”的事。学生的基础差还不是让老师们最闹心的。刚开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突发事件发生，打架的、闹事的、出走的。有个班级被称为“大闹天宫班”，曾经在一个月内气走了三位班主任。就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郑洪还跟孩子们提道：“年轻老师流的眼泪能把你们的脸盆装满。”![]()
位于北京大兴区南五环内的蒲公英中学，被隔壁的寿宝庄村和老三余村包裹其中
从那时候开始，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了郑洪面前：蒲公英的办学目标是什么？“必须想清楚，你得告诉老师，这还关系到怎么和学生沟通，他们怎么给自己定位。”这些年，郑洪总是听到两种说法。有人说，这些孩子都落在社会底层了，基础又这么差，咱们就别不实事求是了，成才算了，就成人吧，别成为社会的危害就行；还有人说，这些孩子以后适合接受职业教育。这些人可能各有道理，但是郑洪心里是不服气的。2021年初冬，我来到蒲公英的时候，学校已经正式把“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合一”设立为办学理念。“这是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悟出来的一句话。”如何理解“优质”？评价学校教育的成果，社会的评价标准可能非常简单直接。除了学业成绩提高幅度大，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高，蒲公英的社会知名度还来源于一些典型：学校3000多名毕业生里，有十几个孩子考进了世界联合学院（United World Colleges，简称UWC）。这是家1962年创立的全球性教育组织，历任主席包括蒙巴顿将军、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现任主席是约旦王后努尔·侯赛因。UWC在世界各地拥有18所院校，教授国际文凭大学预科（IBDP）课程，选拔流程和要求都非常严格。一些蒲公英的孩子最终进入了欧美知名高校接受教育。曾经广受媒体瞩目的一件事是，2019年，蒲公英毕业生段孟宇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我第一次见到段孟宇是在蒲公英中学新校园的教师办公室里。这个身量单薄、打扮质朴的女孩正站在办公桌前备课。2021年夏天，段孟宇从哈佛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专业方向是教育政策。8月，她回到蒲公英成了一名普通老师，计划工作两年后再申请博士研究生。在蒲公英中学，她是我采访的第一个人。我怀揣着一种期望，想从这个备受瞩目的“逆袭”故事里找到这所学校的力量所在。如果单拎出一条时间线，段孟宇的经历无疑经典地诠释了“教育改变命运”。她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不足200户人家的村庄里。2004年左右，父母到北京打工，孟宇和弟弟留守在家乡，由爷爷奶奶抚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2006年，父母把姐弟俩接到了北京，在民办学校读小学。2008年，在大兴务农种菜的小姨带来了一个消息：大兴这边有一所中学招农民工子弟，学费非常便宜，学校也好。于是，段孟宇走向了人生的“转折点”。从此，这个女孩的路越走越远。初中毕业后，她通过了UWC的考核，一下子跨出了国门，在2012年9月到UWC英国校区读高中。2014年，段孟宇转战大西洋彼岸，在美国路德学院念本科。毕业后，她从爱荷华州搬到波士顿，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研究生学习，最终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录取。孟宇和我说这些经历时，语言和她的外表一样质朴。这条不寻常的道路确实艰难，但也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并没有那么多峰回路转和高光时刻。我的好奇是，回顾这条漫长的旅程，蒲公英的价值是什么？孟宇告诉我，有两位老师给她的影响很大。初一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宋凌波对全班要求很严格，帮助她养成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的好习惯。初三的班主任陈卫华曾经在周末坐了好几趟公交车到她家做家访，陈老师还跟学生分享她从新疆老家通过高考来北京读大学的故事，这让孟宇相信，教育可以把自己带到想去的远方。更多的时候，她讲到的是学校提供的种种支持。孟宇的父母当时在海淀卖麻辣烫和煎饼，晚上出摊。在来蒲公英之前，放学回家最让她发愁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好好写作业。一是时间没有保证，总免不了给父母搭把手；二是没有空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四个人，放着两张床，一张堆满了东西的餐桌。父母出摊后，孟宇总是先把家里收拾一遍，把桌上的东西都挪开。可第二天，一家人正常生活的时候，这些东西又不得不被挪回来。挪来挪去，演变成了一场令人泄气的消耗战。有一回，爸爸还因此对她发了脾气。来蒲公英后，孟宇欣喜地发现学校提供住宿，虽然厂房改建的学生宿舍条件艰苦，没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夏天洗澡、冬天取暖都是问题，但她非常知足，她太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有秩序的生活了。在蒲公英的三年，孟宇印象最深刻的节点是毕业前后，那段时间让这个成绩名列前茅的孩子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当时蒲公英引入了青年发展基金一个叫“城市之蝠”的项目，给初三的孩子们开了一门课，希望帮助他们认识未来的出路，有所准备。在这门课上，一门心思考学的孟宇震惊地获知，原来自己是没有资格在北京读普通高中的。一个问题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盘旋：中考以后怎么办？段孟宇在给学生们上课
初三快毕业时，蒲公英毕业生张天歌考上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孟宇在校园新闻橱窗前站了很久，一遍又一遍地看学姐面试UWC时的照片和照片下面的文字描述，内心充满了向往。她心里想到了两条路：留在北京爸妈身边，跟熟悉的同学去职业学校读高中课程，然后尝试考UWC；或者回老家踏踏实实读普通高中，通过高考这条路去读大学。但是做选择并不容易：去职业学校，万一考不上UWC，高二之后再回老家读高中准备高考岂不是晚了吗？可如果老老实实回老家备战高考，放弃考UWC的机会，她心里又有些不甘心。孟宇的爸妈不太理解，为什么初三毕业的暑假，女儿还整天往学校跑。蒲公英每年夏天都举办夏令营。这一年，一个小组的主题正好设定在了孟宇的心坎上——“next step”（下一步）。斯坦福、哈佛、北大、清华的志愿者组织了很多活动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出路，比如学习写简历、去大公司参观、访谈成功人士、用500元实现一个创业想法，还有志愿者给孩子们上了一些高中的课程，让他们体验一下高中学习的感觉是什么。这个夏令营让孟宇打开了眼界，也让她有更多时间思考未来的目标。她和一位北大志愿者姐姐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位志愿者非常鼓励她留在北京，然后报考UWC，这让孟宇备受鼓舞。孟宇很幸运。就在她决定去职校之后，蒲公英中学和北京一所私立高中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同意给蒲公英毕业生安排一个整班。即使在就读高中的时候，蒲公英也没有远离孟宇。学校有专门的老师负责了解大家在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高中每两周放假一次，这时候，大家就会坐车回蒲公英，学校安排了外籍志愿者，帮助他们补习英语。他们还可以继续从图书馆借阅图书。孟宇和那位北大志愿者的结缘一直没有中断。自初中毕业后，她的人生道路就已经完全超出了父母的认识范围和想象，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对女儿的困惑给予指导。无论是在高中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初到英国在UWC学习的艰难适应期，这位志愿者一直在倾听、陪伴和鼓励着孟宇。在蒲公英采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感慨蒲公英给学生的“资源”太好了，但这些资源和硬件没有太大关系。2018年，学校从旧厂房搬到了社会捐资建设的新校址。即使如此，新大楼和“精致”二字也搭不上关系。蒲公英的办学经费85%来自社会捐赠。学校从来不宽裕，每个时期，钱都得用在刀刃上。新校址已使用了三年，我去的时候，学校刚刚得到一笔捐款，开始改造操场的水泥地面。但论教育的软件资源，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蒲公英在许多方面并不比那些知名的公立中学差。请来的志愿者除了国际和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和精英。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以后，作家郝景芳曾经在蒲公英的夏令营开过故事创作课。这个学期，北京八中素质班的元老教师程念祖，每周四都到学校工作一整天，帮助老师们备课。学生日常也有大量的机会走出去，免费参观博物馆，观看演出，走访一流的企业……老师们的心气很高。一天中午，我在食堂和老师们一起吃饭，美术老师裴广蕊周末刚刚带着她的美术小组去参观了一位版画艺术家的工作室，她兴奋地和校长聊起来：“人家不愧是专业的，每个步骤都像教科书一样。我以前看过很多人做版画，都不规范。咱们学生要学，就得向最好的学！”每周四，北京八中素质班的创始人程念祖（左）会来蒲公英中学帮老师备课大量优质资源的注入是否就是蒲公英中学的“秘密”？我一度这样以为，孟宇的经历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我总觉得似乎缺乏某种说服力。在和学校教师们交谈的时候，他们很少提到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有两次我提出这个问题，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笑了笑：好学生是不需要我们教的。我意识到，和蒲公英的很多孩子相比，总是被媒体作为典型的段孟宇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很多老师告诉我，如果说蒲公英孩子和城市孩子在教育问题上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关注和期待普遍是不够的；甚至，有相当多的孩子家庭并不完整，家庭关系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些情况没有发生在段孟宇身上。在孟宇小时候，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农村还普遍存在。小孟宇曾经和奶奶提到过这件事，她还记得奶奶当时回答她：我可没有，你出生的时候我还放炮了呢！作为家里第一个孙女，孟宇从小就得到了特别的宠爱。“这种宠爱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们对待我、弟弟和表哥们的方式，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重要。”从自己的父母及长辈身上，孟宇从小就明白了一件事：读书是值得骄傲的。在村里读小学的时候，有天早上起床，她对着镜子一边梳头一边背课文，正好被从屋外进来的奶奶撞见了。孟宇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她觉得非常尴尬，可是她发现，奶奶逢人就会说起这件事，夸她用功。村里当时有一个传统，家里有了喜庆的事情会给全村人放露天电影。有一次，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正好有户人家因为女儿考上了大学在放电影。妈妈对孟宇说：“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也给你放！”孟宇的父母都识不了多少字，但他们一直觉得女儿肯读书，那就是件好事。现在，孟宇的妈妈还会问她，打算什么时候申请去读博士。在蒲公英，我几次看到孟宇，她都站在办公桌前备课。作为新老师，这个学期她教初一年级的历史。有一次，我问她，当老师的感觉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一贯很平静的孟宇突然有一点激动：“那可太不一样了！”孟宇告诉我，学校刚刚结束了期中考试。年级里历史考得最好的孩子在她班上，可这并不能带给她丝毫的成就感。正好相反，这个孩子的优秀和全班整体水平形成的鲜明对比，反而在提醒孟宇，她作为老师的无能为力：“这个孩子的好，绝对不是因为我教得好。”考试的结果让孟宇在过去一两周里倍感焦虑。事实上，在回到蒲公英的这几个月里，挫败感一直伴随着她。孟宇说，刚回学校的时候，她意气风发，满脑子想的是“把我学到的最先进的、最有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带到学校来”。她很快发现，自己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比方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零点计划”（Project Zero）有一套思维培养的方法，简单可以归纳为思考（Think）－提出疑惑（Puzzle）－探索（Explore）。孟宇想把它应用在自己的历史课堂上，让大家先思考，再讨论，然后分享。可现实是，在“思考”阶段，学生们就开始走神了，等到讨论的时候往往一无所获。后来她意识到，这套方法应用的前提，是学生对现有的材料已经非常熟悉了，可她的学生来到课堂的时候毫无准备，就是一张白纸。站在讲台上的感觉和当年自己坐在课桌前的感觉是如此不同。过去，好学生孟宇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专心致志地追求进步。现在，她必须面对现实：这个课堂里更多的学生不是段孟宇，他们会捣乱，会对学习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力和兴趣。在课堂上，段孟宇遭遇了很多“崩溃瞬间”。最近的一次是，她在课前几分钟设立了一个时事分享环节，让学生轮流讲讲最近读到的一则新闻，或者刷视频看到的一件新鲜事。她觉得这个作业已经足够简单了，结果，一个学生讲的是他周末如何约着同学一起玩，另一个学生说他在回老家的路上遇到了堵车。那一刻，段孟宇觉得无措，她不知道他们是真的不理解“时事”这个词的意思，还是仅仅在和自己开玩笑。虽然同样出身于“流动儿童”，但是这个标签，并不能让她天然地理解他们。这些挫败感演变成了心态上的一个巨大挑战。今年，蒲公英合并了一所小学的二、三年级。刚回学校的时候，段孟宇在食堂吃饭时和一位老师攀谈起来，得知这位老师教小学，孟宇感慨地说：“小学生很可爱啊。”这位老师意味深长地回答：“你教了他们，就不觉得了。”当时孟宇很诧异，现在她觉得有一点能理解了。她知道老师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可怎么能够做到，她有许多疑惑。过去，她并不觉得教学应该为应试服务，可是真当了老师，她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乎分数了。“你会觉得那是你工作的成果和证明。”最近她有一种感觉，因为迫切地想在期末让学生的成绩有所提高，她变了，变成了一个特别依赖课本的老师，一个自己特别不喜欢的老师。这样做是对的吗？她自己也深感怀疑。几天前，孟宇请老教师秦颖去听自己的课，给提提建议。她沮丧地告诉秦颖，她感到现在设计的课程让自己都觉得很无聊。她记得秦老师叮嘱她：“不要老按照课本讲，还是要注重历史学科本身，把它尽量设计得有趣。”还有一句话：“不要将眼光放得那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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