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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女骑手,被困在“过渡经济”里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外卖行业被研究者称为“过渡经济”的一种,综合了高强度、高回报和高压力,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而那些敢于一头扎进这个行当的中年女性,往往具备极强的韧性和生命力,虽然经历过失望或失败的人生,仍然握紧人生的责任和希望,投身于这个竞争激烈的“男性世界”。对她们来说,在这个“过渡”的平台立足不容易,要想到达“过渡”的彼岸,更加不容易。
闯入者
在大城市里,要见到一位女骑手很容易:你常常能在某一次打开家门时,看到隐藏在头盔、口罩和某个外卖公司品牌制服的身体里,传出一个女性的声音:“祝您用餐愉快。”但要真正找到她们又很难:商场里凑在一起聊天、打游戏、等待取餐的外卖员里,往往见不到女骑手的身影;把外卖送到家门口的女骑手,在你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时,就转身跑了;即使在街头遇到一位女骑手,也很难和她们搭上话——她们像上满了发条,在新订单声音响起时,一溜烟就冲了出去。45岁的田蕾就是这样一名女骑手。她在美团当外卖员,每天在北京通州万达广场附近接单、送餐。这个大商场和周围的步行街里,聚集了大大小小上百家餐饮店。一到工作日中午,身穿黄色、蓝色工作服的外卖员脚步急促,让空气中都弥漫了一丝焦虑。田蕾把她的黑色女式摩托车停在路边,一手拧紧钥匙,一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四个订单。还好,四家店的位置都在同一层,“那家烤肉饭出餐慢,先过去催一遍,拿完其他三家再过来等”。她熟知这些餐饮店的位置和风格,快速规划出一条最省时的路线。外卖是这些年都市中迅速壮大的民间产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外卖用户规模已经从2016年的1.5亿人,发展到2021年的5.44亿人,占整体网民的52.7%,而外卖员的数量也从200万人增长到770万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男性。孙萍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她的调研小组从2017年开始关注外卖骑手群体。用孙萍的话说,那时的女性骑手还是“稀有动物”,想在城市街头找到可以访谈的女骑手,十分困难。根据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的数据,2020年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外卖女骑手比例一般低于10%。但这几年,孙萍发现,从一线大城市到三、四线小城市,女骑手的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疫情过后增长更快。她所在的课题组在对北京的外卖员进行调查问卷后发现,2020年,北京的外卖骑手里女性占9.04%,与外卖平台的过往数据相当。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6.21%。这是一群不算年轻的女性,大多在30岁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来自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周边省市的农村,干外卖前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甚至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是跨阶层的,像一个三棱镜,照进一束光,会折射出一道彩虹。有破产的老板,有曾经开路虎的土豪,也有家庭衰败的富二代。”孙萍说。她接触过的女骑手里,大约70%的女性来自工厂、家政、农业生产等传统行业,剩下的30%是“五花八门、充满有趣故事的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让这个群体的来源更加丰富。孙萍见过不少从旅游业、教培行业转行而来的女性,也有人曾是家庭主妇,因为丈夫公司裁员或降薪,不得不寻得一份工作补贴家用。如果要为她们找到一个共同点,坚韧、有生命力或许是一个,在处境艰难中仍然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和希望,并敢于打破常规。
困境
在成为一名骑手前,田蕾从未想过要“闯入”这个行业。以前,“外卖”对她来说是一个新词。田蕾的老家在内蒙古赤峰农村,那里和现代都市有着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差。直到今天,村里“不会用手机的人一抓一大把”。20岁出头时,她和丈夫辗转到天津、河北打工,工厂和租住的房子都在村里,一口锅、一个电磁炉,就能支起一个厨房。第一次知道“送外卖就是给别人送饭”时,田蕾觉得“城里人生活真难,吃口饭都没有热乎的”。那时,她还有自己的事业。2000年初,正是区域经济各地开花的时候,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的大型经济区蓬勃发展外,不少北方的村子也探索出了自己小众但有效的致富之路。200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25岁的田蕾和丈夫来到河北秦皇岛的一个村子,做狐狸、貉子的养殖和售卖生意。田蕾记得,周边几个村子有一半的人在养狐狸,数量最多的养殖户一年出栏七八百只,品相好的狐皮能卖到1000元一张。他们向村民租了两亩地当养殖场,买了25只狐狸。养殖业的投入大、回本慢,田蕾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其中。她算了一笔账,房租、生活费,加上狐狸的饲料、医药费、配种费等,一年至少要投入七八万。万一遇上价格低的年份,就要再压一年,“要是钱周转不过来,生意就断了”。更何况,她还想把女儿从内蒙古老家接过来念书。除了养殖,夫妻俩还到镇上的一个零件厂打工,拿计件工资,合计一个月能挣8000元。两份工填满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每天凌晨4点半,田蕾起床调配饲料、打扫粪便,忙到7点去零件厂上班;晚上6点多回家后,再重复一次早上的流程,一直到八九点才能坐下来吃晚饭。冬天天黑得早,田蕾和丈夫戴着配有探照灯的帽子,弓着腰在棚舍里打扫卫生,一年能用坏五六个探照灯。赶上繁殖季,中午需要加喂一次食,两人午餐时骑自行车飞奔回家,坐后座的人在路上啃完馒头。生意起起伏伏,总体是向好的,“收皮毛的人说,我家的狐皮质量在村里能排第三”。2012年前后是生意最红火的几年,田蕾的养殖规模一度达到了200只,一年的纯利润有三十几万。他们在市区里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辆车,一次性付清钱款。让田蕾没想到的是,那是最后一个小高峰。2013年,我国曾爆发H7N9禽流感病毒,并出现了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据统计,截至2014年2月,累计报告病例347例,死亡109例。疫情的一个结果是,2013年上半年家禽产业直接损失600亿元。“禽流感过后大家都很怕病毒,很多人也在说野味的事。狐狸、貉子不像鸡鸭鹅,不懂的人都害怕。”田蕾说不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只感觉接下来几年的证件检查、卫生检查日益频繁,皮毛价格也在慢慢跌落。到2016年,养殖场坚持不下去了——在田蕾赔光了向亲戚和信用社借来的十一二万元之后。男人的世界
田蕾的一天通常比丈夫开始得更早。他们租住在通州一套三室一厅房子里的主卧,每个月房租1500块钱。早上7点多钟,丈夫还没起床时,田蕾就会草草吃完早饭,出门跑单。真正“闯入”外卖系统后,田蕾才明白,为什么外卖是“男人的世界”。她是美团乐跑骑手,一天有五个时间段的工作可以选择:早班是7:00~10:30,午高峰是10:30~13:30;下午茶有两个时段,13:30~15:30和15:30~17:30;晚高峰是17:30~20:30。每个骑手每天必须跑满三个时段,其中午高峰和晚高峰的单量最大,是必选的。每个月跑的单子越多,单价越高,系统还会根据接单量给予不同层级的奖励。“平台觉得你勤快能干,就会对你更好些呗。”田蕾这样理解。她每天只在3点半的下午茶时段休息,比丈夫多跑一个早班,一天下来能跑六十几单,月收入勉强破万,但依然比不上丈夫,“他骑车速度更快,能同时拿六七份餐”。难处
不管怎么努力地用时间去弥补体力短板,总有一些困难是“女骑手”难以克服的,比如远距离订单。田蕾翻出手机,给本刊记者展示自己曾经拒绝过的一个订单:傍晚7点多,送10个盒饭到6公里远的地方,能挣二十几块钱。她加了5块钱,把订单转了出去——这5块钱的加价需要田蕾来承担。“那个地方太荒凉了。有人去过,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周围没什么人住,路边还有好几个墓碑,我都快被吓死了。”王秀丽也受过类似的惊吓。有一次,傍晚6点多,她在出租屋里吃晚饭时,忽然接到一个从大兴送文件到密云的订单,单价100多块钱——南郊到北郊,全程八十几公里。那时,王秀丽刚跑闪送没多久,“有一点兴奋,满脑子想的都是来了个大单子”。把文件送达时已经是晚上11点,王秀丽开着电动车通宵往回赶。她不敢像男骑手一样,在公园里凑合睡一晚,也舍不得花钱住旅馆。一路上经过许多没有路灯、没有房子的小路,她又急又怕,脑子里不断回想起十几岁时的经历:一天晚上,她和同村大姐在从县城打工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有精神病的男人忽然从一块玉米地里跳出来,拽着大姐不放,幸好周边的村民及时赶来才把他打跑。王秀丽把速度加到最快,边跑边庆幸电动车是大容量电池,此刻也充满了电。凌晨4点,路上开始有环卫工的身影,她“委屈得快哭出来,特别想扑过去拉住他们”。困在“过渡经济”里
跑外卖的第二年,田蕾和丈夫就把十几万的外债还完了。但她并没有轻松下来,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她去完成:给女儿存“嫁妆钱”。田蕾只有一个女儿,在浙江一所大学念一年级。她觉得对女儿亏欠很多——在河北做生意时,她把女儿留在了内蒙古老家,一直到10岁才接过来。每年春节正好是狐狸繁殖的月份,田蕾脱不开身,有时两年才能回家一趟。她问女儿:“想不想妈妈?”四五岁的孩子童言无忌,直接回答“不想”。田蕾不死心,追问:“那你为什么老催我回家。”“因为你回来会给我带好吃的和新衣服呀。”她对这次对话印象很深,回想起来,忍不住落了泪。“坐在回河北的大巴车上,我吐了一路。其实我不晕车的,就是心里太难受了。”作为妈妈,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女性骑手往往主动背负起更多的家庭责任。采访中,许多女骑手都会提到,自己会在跑外卖的间隙抽空给老家的孩子打电话,孙萍甚至见过,有女骑手带着孩子一起送外卖。对于女儿,田蕾也有操不完的心:担心女儿的学历不够好,找不到工作;担心女儿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担心女儿未来嫁得太远,自己无法照顾……在北京,田蕾跑过高档写字楼,也去过打隔断的小房间。有一次送餐时,隔着木门,她听到里面的年轻人崩溃地打电话说,自己已经连这个月的房租钱都付不起了。田蕾想:“年轻人的压力太大了,那些在高级公司上班的人也忙到没时间吃饭。”她的计划是每年存1万元,假如女儿28岁时结婚,就能有10万元的嫁妆了。“异乡人”和“女性”这两重身份,让她们既无法真的融入城市,也很难真的融入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她们的朋友少、社交少,虽然常常进出大商场,却很少真正在这个熟悉的地方逛街、购物。不仅因为物价高,田蕾还觉得,“别人瞧不起我们”。有一次,快到结婚纪念日了,田蕾想在商场里买一只黄金手镯。她看中了一个雕花纹的手镯,柜员却不太乐意取出来,只说“确定要买了才可以试”。那时候,田蕾和丈夫刚跑完午高峰,还穿着外卖的坎肩。“我都不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戴上?拿出来看看也不行吗?”田蕾心里生气,大声跟丈夫说:“我觉得这个不错,就想要这个。”店员这才有了点热情,戴上手套取出镯子。“最后我没买,我特地到了对面那家店买的,就是要让她看见。”田蕾边说着,边像一个复仇成功的小孩一样笑起来,“就去了商场一两回,里面的东西太贵了,我还得给闺女攒点钱呢”。除了和商家、客户有短暂的一面之缘,她们接触最多的就是同行。但采访中,多位女骑手告诉我,工作之外她们很少和同行来往,“和一堆男的站在一起,觉得别扭得很”。王秀丽皮肤白、长得年轻,是骑手群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她曾在微信名称后面加了四个字:禁止私聊。“一直有人来加我微信、发消息,我就会退出订单页面,而且我的手机内存也不够。”有一次,她的车子快没电了,一位相识的男骑手帮她把车拖上了一个有些陡的坡,两人边骑车边聊了会儿天,没多久,她就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说我们好上了”。王秀丽自己都觉得好笑——这位男骑手比她小了近20岁,说的是父母离婚、自己已经两年没回河南老家的事情,“觉得生活没啥盼头”。王秀丽最后一段婚姻里有一个儿子,如今正跟着前夫在河北上小学。她一边听着那位男骑手对生活的“吐槽”,一边在想自己的儿子以后将会怎么样。排版:盐巴/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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