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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晚上，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发布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宣布白鲟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1989年，白鲟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于1996年被IUCN列为“极危级”，2009年再次评估时被确定为“极危（可能灭绝）”。
人类最后一次目击并接触白鲟，是在2003年的长江宜宾南溪江段。从2006年开始，为白鲟准备的救护船就在长江上飘荡，一个完整的应急体系也时刻保持运转，但白鲟最早可能在2005年就已灭绝，人类失去了挽救这个物种的最后时机。10多年后，危起伟发出推断白鲟灭绝的论文，但他并不是想唱一曲挽歌，他希望人们能注意到，在最新的长江全流域科考中，140种历史上存在的特有鱼类未曾现身。那些剩余的旗舰物种，如江豚、中华鲟等岌岌可危。
记者｜王海燕2019年12月23日，国际期刊《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在线发表了推断白鲟灭绝的论文。危起伟知道这是一颗炸弹，他无法预料的是，这颗炸弹扔出来，会产生什么后果。危起伟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江所”）首席科学家，也是那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和指导老师。随后几天，危起伟果然被蜂拥而至的电话淹没，有时深夜12点还在接受采访。危起伟从80年代开始研究鲟鱼，如今，他的学生虽然写有关白鲟的论文，但其实并没有见过白鲟。（张雷 摄）
但很多媒体的报道，连白鲟的影像都配错了，来自北美洲的匙吻鲟照片被广泛使用。匙吻鲟（Polyodonspathala）和白鲟（Psephurus gladius）虽然来自同一个科，但属于不同的属，两者外形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匙吻鲟有长长的吻部，伸出部分由窄变宽，形似鸭嘴，所以又名鸭嘴鲟；白鲟也有长长的吻部，但伸出部分由宽变窄，状如宝剑，所以民间也有“剑鱼”之称。鲟鱼在鱼类进化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作为一种原始鱼类，它们2亿年前就已和恐龙同时存在于地球，全部分布在Holarctic地区（生物地理学概念，主要在今天的北半球）。部分观点认为，全世界的鲟鱼都起源于东亚淡水水域，随后通过太平洋向北美扩散而去。大约在3400到7500万年前，白鲟的同类可能曾广泛地分布于地球，但随后大多数原始鱼类逐渐被新生代真骨鱼取代，鲟鱼成为少数保守而顽固地延续至今的古老遗种之一。生物学家很难不被鲟鱼吸引，它们大多数都尺寸巨大，重达数百斤，甚至在成熟后依然能继续生长，堪称淡水鱼之王。如今全世界的鲟鱼分属Acipenseridae和Polyodontidae两个科，长江曾经既拥有Polyodontidae的白鲟，也拥有Acipenseridae的中华鲟和长江鲟，且这三种鲟鱼曾经仅存于中国。根据动物学家秉志上世纪50年代的记录，南京有渔民捕到过长达7米的白鲟，重达一吨，如果这一记录确切，那么白鲟就可能曾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鱼。即便如此，媒体用错照片仍情有可原，因为迄今为止，这种古老的长江大鱼并未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张健康状态下的清晰影像。虽然在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文件中，白鲟和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长江鲟（Acipenser dabryanus Dumeril）就被同时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但中华鲟早在1983年就开始人工繁殖并放流（即向长江中投放鱼苗），长江鲟的人工繁育也在稳步推进，唯独白鲟的保护工作曾在很长时间里难以推动。中国水生博物馆里的中华鲟标本（张雷 摄）
白鲟的地位曾经非常尴尬。上世纪70年代，我国做了第一次长江全流域生物调查，当时中华鲟还是重要的渔业资源，长江流域的不同区域，都曾有专门捕捞中华鲟的渔民，一年的捕获量可以多达几十万吨，在特殊年代，一些地区甚至负有“中华鲟鱼籽”的生产任务。相比之下，当时全国每年可捕获的白鲟大约25吨，“数量极少，又很分散，只偶尔捕到1一2尾，所以还不能构成一种渔业”，并不受到重视。白鲟比中华鲟的数量少，原因在于，中华鲟在由大海向长江洄游的长达2年时间并不进食，白鲟则终生生活在长江里，需要在长江中捕猎。民谚常称“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但这更像是对两者极端个体的描述。从上世纪80年代做鲟鱼研究开始，危起伟就注意到，从海里洄游到长江中上游的成熟中华鲟，体重普遍500斤以上，但成年白鲟更多在200斤左右。这就意味着，作为生态系统当中的顶级猎手，白鲟的自然种群数量本就稀少，而平均个体又小于中华鲟，也就不如后者引人注目。同时，白鲟还被描述为“健泳、凶猛、饕餮”，在1996年的一篇论文中，危起伟提到，他们曾多次尝试人工繁殖白鲟，但都没有成功，甚至连饲养一个月以上都难以做到。种种原因，都加剧了白鲟的救助困难，同时降低了人们曾经对救助白鲟的重视程度。在70年代那次调查的总结文集里，最终对白鲟的描述只有寥寥几页，远少于中华鲟和长江鲟。人们对白鲟的了解远也少于中华鲟和长江鲟，其生命周期、洄游习性、生活史、产卵场地等信息，始终非常缺乏。
因此，危起伟告诉我，葛洲坝修建时，曾有过“救鱼”的讨论，但当时讨论的鱼类主要集中在4大家鱼（青草鲢鳙）、中华鲟和长江鲟，白鲟甚至没有太多被讨论的机会。白鲟在1983年就已列为需要一类重点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但早期的管理并不严格。何宝兵如今在湖北宜昌的中华鲟保护区做协助巡护员，打击非法捕捞，他曾经是一位长江渔民。何宝兵老家在湖北秭归，家里三代跑船，到他这一代，才开始在巫峡和西陵峡之间的长江江段打鱼，并于1995年移民到宜昌。2020年长江全面禁渔后，洞庭湖的渔民全都要转产转业上岸（张雷 摄）他对白鲟最深刻的记忆出现在大约1985年农历冬月，即长江洪水过去，迎来清水的季节。何宝兵记得，那一年，整整一个月，每天早上他的渔网里总有几条10来斤到30来斤的白鲟，他们当地称为木骡子（音）。何宝兵用的是一种下水12米，网眼12公分的3层刺网，网上的白鲟几乎全是死的，“因为它嘴巴（实际为吻部）很长，嘴巴一戳进网里就死了”。其他渔民也称，白鲟是“最娇气的一种鱼”，“上网就死，上钩就死，养不活”。他们当地的渔民其实不喜欢捕到白鲟，甚至称其为“死人鱼”，因为传说打到无鳞鱼运气不好。何宝兵当时生活困难，捕到的白鲟死鱼，他有时候会啐一声“晦气”后丢掉，有时候会切掉吻部，冒充其其它鱼类，拿到市场上去卖。就在何宝兵大量看到白鲟的那一年，他的邻居中，有人捕到过300多斤的白鲟，还活着，养在一个池塘里，打电话给当地渔政，但渔政过去后拍了张照后，限于条件，也无计可施，只能嘱咐渔民自己处理掉。何宝兵的同事里，世代在宜昌江段打鱼的杨年高也有白鲟记忆。大约也是1985年左右，杨年高打到一条白鲟，打电话给渔政，政府部门派了个车过来把鱼接走。杨年高不知道那条鱼到底有多重，只知道从江边抬到公路上，5个人用担架，抬得气喘吁吁。鱼是用皮卡车运走的，塑料布围在车厢里，做成临时水池。杨年高记得，因为鱼太大了，头按下去，尾巴就翘起来，尾巴按下去，头又翘起来，最后只好专门腾出人手在车厢里按着，才能保证白鲟一直吸水。2019年12月13日，武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博物馆内的白鲟标本。(图｜视觉中国)
杨年高家也是世代打鱼，老人们常说，白鲟是七（月）上八（月）下，这种上下的季节里，白鲟通常都是在江中深水里直来直去，很少停歇，所以力量大，会把网撞破。但冬天，白鲟也会往江边浅水里走，或者跳出江面，像是要歇口气或者转悠一番。那条5个人抬走的白鲟，是杨年高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物种。在差不多的年份里，杨年高如今的同事中，也有人最后一次捕到白鲟，重120斤。这位前渔民对这条鱼印象深刻，因为按政策，渔政要以8角到1元每斤的价格回购这条鱼，但当时他把鱼上交渔政后，渔政一直没有付钱给他，所以他惦念至今。无论这些渔民各自有着怎样的白鲟记忆，其中一个共同点都是，80年代的某些年份后，这种曾经虽然不密集，但至少常见的远古长江大鱼，突然就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这种民间印象也反应到学术界，根据危起伟后来的统计，从1981年到2003年，全长江流域，只有210次相对确证的大个体白鲟目击报告，2003年也是人类最后一次目击并接触白鲟。当年1月，在四川宜宾南溪县，一条3米多长的白鲟撞进渔民的大网受伤，随后，包括危起伟在内的专家赶到现场救治。四川省宜宾珍稀水陆生动物研究所所长周亮也参与了这次救治，他告诉本刊，这条鱼当时受伤并不特别严重，当时现场的人员曾考虑过，是否将其留下作为科研使用。纪录片《抢救大白鲟》截图
但就在这条鱼之前，2002年12月，南京也有一条3米多的白鲟受伤被救治，人工养殖29天后，撞进水池管道死亡。相隔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人们不敢冒险留下宜宾的这条白鲟。因此，救治成功后，现场的专家组决定，将这条白鲟进行声呐标志放流并追踪，希望由此找到其同类，进行更多研究。参与救助的专家主要来自长江所，当时长江所还没有科考船，使用的是渔业部门提供的小快艇，在追踪的第四天，快艇触礁，而次日就是除夕，因此过了2天，快艇才修好。但等到快艇重返江面时，这条白鲟已没入茫茫江水。专家组在长江上来来回回搜寻了几个月，再也没有接到过它的信号。这条白鲟消失过后，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原“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名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范围也从原来的干流420千米扩大到包括干流和支流在内的1162.61公里江段。一个针对白鲟救助和研究的项目终于次年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的牵头人是危起伟。他告诉我，正是通过这个项目，他们才有了一条专门的科考船，搭配一辆车，并为白鲟搭建了一个应急救护网络。随后，2006年到2008年， 2008年到2011年，长江所启动了两次大型科考，通过捕捞和声呐各种手段，在长江全流域寻找白鲟，但他们再也没见过那个庞大的身影。所有人，包括这些白鲟研究者都没有预料到，2003年那一条白鲟成了人类接触的最后一条白鲟。中国水生生物博物馆里的白鲟标本，是目前人们唯一能看到这种生物实体的地方（张雷 摄）
直到几年以后，在重新分析八九十年代的那些目击事件时，危起伟才明确地意识到，白鲟在1993年就已功能性灭绝了，即永久失去繁殖能力，未来必然灭绝。但到底是什么导致白鲟灭绝的，他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根据过去为数不多的研究，白鲟会在长江下游的干流、湖泊乃至近海水域生活，并和大多数鲟鱼一样，在成熟后洄游至长江上游产卵。1980年，四川省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曾在四川省宜宾县柏溪镇对岸约500米的江段，发现过一个白鲟的天然产卵场，这也是人类发现的唯一有确切证据的白鲟产卵场。但1986年以后，长江全江段再也没监测到当年孵化的白鲟幼鱼。此前，1981年葛洲坝水电站在宜昌落成。虽然难以具体描述，大坝到底会如何影响白鲟的生殖，但危起伟认为，对这类大型洄游鱼类，大坝的影响一定是首位的。危起伟告诉我，和哺乳动物不一样，鱼类的繁殖活动往往受到自然条件的沿革限制，比如水温、河床结构、河流底质、水位、含沙量、流水态势和速度等各种复杂的水文条件，都会直接影响到鱼类的繁殖活动。甚至青草鲢鳙这样的家鱼，在野外自然繁殖时，对水文条件的变化也极度敏感，比如每年洪峰一来，地表水冲到河里，鱼立刻就兴奋起来，开始生殖产卵，如果没有洪峰，则按兵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鱼类要经历漫长的洄游，才能找到合适产卵场的原因，而水电站的建设将永久地改变长江的性格，也改变了这些产卵场。为了研究葛洲坝水电站对白鲟的潜在影响，在去年发表的论文中，危起伟的团队将葛洲坝以上和以下的白鲟，分成了两个群体进行数学建模，但结果表明，只有坝上的群体经历了功能性灭绝过程，坝下的群体却没有。结合历史数据，团队认为，导致葛洲坝以下白鲟灭绝的关键因素可能是渔业捕捞和栖息地退化，但上游的白鲟为什么在1993年过后也彻底失去了繁殖能力，团队也无法清晰地回答，毕竟人类对白鲟的了解实际上还处在相当初步和粗糙的阶段。虽然依然怀着渺茫的希望，但对白鲟的灭绝，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人实际都有心理准备。危起伟希望，人们能够将目光更多投向那些正岌岌可危的物种，比如长江中剩下的中华鲟和长江鲟。在很多人心中，中华鲟已经安全无虞，甚至每年都还能看到一些人工繁殖后放流的报道，但实际情况可能有些不一致。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在1983年就初步突破了，但从那之后，一直到1996年，人工饲养的技术并未突破，中华鲟幼苗在“水花”阶段，也就是尾鳍和背鳍尚未分开的极早期阶段就得放入长江，很难存活。1996年，中华鲟的人工繁育技术有所突破，因此1997年，放流长江的中华鲟育苗才达到10厘米，放流2万尾。随后，1998年，1999年，又有总数12万尾体长10厘米的中华鲟被放入长江，这几批鱼苗，放流人员做了部分标记。但即使规模如此庞大，在随后几年上海长江口的检测中，科研团队发现，人工放流的中华鲟也只占中华鲟总量的3%左右，种群补充效果并不理想。这也是唯一一次对中华鲟放流的效果评估。1999年的世纪大放流后，中华鲟的放流一度停止，直到2003年才得到一笔专项资金重启，从那时起到2008年，总数不超过10万尾的中华鲟被放入长江，放流数量逐年减少。2008年，因中华鲟野生繁殖群体不足200尾，自然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被叫停。但实际上，当时中华鲟全人工繁殖并没有突破，依然需要每年从长江中捕捞成熟亲鱼，获得卵子和精子才能实现繁殖，科研捕捞叫停后，各个科研机构的局面变成了无鱼可放。以长江所为例，该所的中华鲟子二代繁殖技术是2012年突破的，达到规模化是在2015年。但此时，已经没有资金给中华鲟了，各个科研机构都面临着无钱养鱼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看到的中华鲟放流新闻，放流尾数多是几百或几千。危起伟认为，这样的数量级，对中华鲟野生种群的补充连毛毛雨都算不上，很多人仍然寄希望于中华鲟的自然繁殖。实际上，在1981年葛洲坝筑坝前，在长江上游至金沙江下游河段的800公里江段中，中华鲟至少有16个历史产卵场。但葛洲坝筑坝后，中华鲟的产卵场，比较确定的，仅剩下葛洲坝下大约5公里的一块区域。自1981年以来，每年都有自然繁殖活动，但2013年开始，除了2014年检测到一次产卵活动外，这个产卵场已经连续多年没有检测到任何自然繁殖行为。在宜昌采访的时候，巡护队员谢宝兵告诉我，前几个月，他还看到高高跃出水面的中华鲟，兴奋得直喊同伴，“嘿，中华鲟来了”。但2019年的产卵季早已过去，千里迢迢赶到长江的中华鲟，这一年依然没能完成繁殖。危起伟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如今每年洄游到宜昌的中华鲟都在50头以下，少的时候只有不到20条，数量太少；二是20度以下的江水中，中华鲟才能完成性腺发育，但10月下旬的传统产卵高峰期，宜昌段的长江平静宽阔，水温22度。和中华鲟相比，长江鲟的自然繁殖更加糟糕，这种个头相对小巧的鲟鱼，长期定居在长江上游，已经20年没有监测到自然繁殖了。但和中华鲟不同，危起伟他们做过模拟，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这些长江鲟可以自然繁殖，而长江中那些长江鲟的历史产卵场，目前看，水文条件可接受的波动内。而目前长江鲟还没有发现野外繁殖，不过这是因为江中的长江鲟数量太少了，大都被捕猎，客观估计的话，只要有了经济条件，长江鲟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重建种群。相比之下，在长达两年的洄游途中都不进食，跨越海水和淡水，生活史极其复杂，种群重建工作要难得多。危起伟说，自然环境下的成年中华鲟雌性应该在500斤以上，才有足够能量完成迁徙。但长江所的700条鲟鱼里，只有两条达到了400斤，其余的体重都停留在了200斤甚至以下，且大多患病。另外，中华鲟最早在14龄，平均在18龄左右就会从海里向长江洄游，如果90年代末标记后放流的那一批中华鲟回来了，已经可以完成效果评估。但因为禁止科研捕捞，这项工作目前无法启动。根据长江所最新的统计，目前全国10龄至20龄的大个体中华鲟，总共只有3000条，分散在各个科研机构和民营养殖基地。因为没有专项计划，这些机构都不负有放流中华鲟的义务，也就是可以随时自行停止放流中华鲟。不光是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受到威胁，危起伟告诉我，2017年第二次长江全流域科学考察启动，初步结果显示，已经有140种历史上曾报告过的长江鱼类没有现身，大部分是高度濒危物种，比如最大个体可达到100斤的鯮鱼（Luciorama microcephalus）和四川白甲鱼(Onychostoma angustistomata) 已经多年未见了，但尚未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而更多的鱼，因为缺乏连续的历史数据，其余物种是否已经或正在灭绝，要如何保护它们，都还没有答案。和这些悄无声息消失的鱼类相比，白鲟、中华鲟和人类相交已久，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录，“似鳣而长鼻，体无鳞甲”，汉代《韩诗外传》则称，“昔日伯牙鼓琴而淫鱼出听”中的“淫鱼”正是白鲟。在西周，每年暮春季节，天子还会亲自到先王陵寝，献上鲟鱼作祭品。一些观点甚至认为，“鱼跃龙门”的典故，最早其实来自洄游的鲟鱼，直到后来，随着鲟鱼在典故的主角才被换成鲤鱼。传说是如何变迁的，已经很难考证，但这些记录确证地表明，白鲟曾广泛地分布于包括黄河在内的诸多水系和近海之中，直到在这些水系更早地发生生态变迁，白鲟才渐渐退守长江。这里本应是这些远古大鱼最后的家园和庇护所。（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期《白鲟和哪些濒危的长江鱼类》，实习生岳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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