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毒贩，我是一个母亲”
在过去的一年里，陈红一直背负着“毒贩妈妈”称呼的压力。她不认可检察院对她参与“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的认定，一边提起申诉，一边积极地接触媒体，将自己的故事和困境一遍遍讲述，所有目的，都是为了让社会注意到自己儿子所在的发育性癫痫性脑病患者群体，为他们争取到合法用药的机会。她说：“我不是毒贩，我只是一个母亲。”
如果让陈红选这一年最开心的一段日子，2022年9月和10月一定在其中。先是9月，原研药氯巴占开出全国首张处方。她还记得那是河北的一个儿童患者家属，开车近300公里去北京协和医院取的药。当天消息就在患者家属群里传开，家长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发大量庆祝的表情，那是群里为数不多雀跃的时刻——其余时候大都困顿于孩子的病情中，除了必要的交流，很少有人吭声。到了10月底，国产氯巴占上市的消息也传来了，定价只要84元一盒，这意味着，孩子的用药成本降低了80%多。陈红时刻关注着这些与氯巴占相关的消息进展，就在11月5日，国产氯巴占的研发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药品已经生产出来，即将进入约150家三甲综合医院和三甲专科医院。
终于不再缺药了。陈红看着眼前的孩子，过去一年波荡起伏的心，难得涌出一点安定感。如果单纯从外表来看，会觉得陈红的儿子康康发育比同龄孩子还要快一些，他还不到3周岁，身体却超过1.1米，体重高于40斤。可只要稍微跟他待一会儿，就会发现其中的异样：大部分时间，康康都躺在床上，他几乎没有任何运动能力，甚至连抬头这样基础的动作也无法完成；他的味觉、触觉和听觉都不敏锐，母亲通过针管往他嗓子眼注射药物，有时不小心流进嘴里，他会煞有介事地咂摸，不觉得苦。
康康是一位发育性癫痫性脑病患者。发育性癫痫性脑病包括大田园综合征、LGS综合征、Dravet综合征等，常发于新生儿和婴儿早期、儿童早期，是一种恶性的癫痫，会对孩子脑组织造成损伤，进而影响孩子的认知功能、运动发育等。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教授王学峰是中国抗癫痫协会副会长、抗癫痫药物治疗委员会主任。他告诉本刊，发育性癫痫性脑病致残率很高，大部分的得病者最终只有一两岁智商，生活不能自理。这种疾病很少见，2021年9月，格拉斯哥皇家儿童医院儿科神经学研究组、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等机构在《Brain》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他们以苏格兰3岁以下、各类已发作的发育性癫痫性脑病新生儿作为调查对象，他们发现，每10万个新生儿里面，大约有86.1的孩子患有发育性癫痫性脑病。
陈红35岁，是河南人，她告诉本刊，起初儿子康康是被确诊为小儿惊厥，那时他才出生25天。小小的他总是有一些奇怪的举动。比如不自然地点头、快速眨眼、手和脚快速地颤抖好几分钟……陈红告诉本刊，一开始，医生给孩子开了一款名叫开普兰的抗癫痫发作药物，但效果并不好，只能维持一周不发病。长到三个月后，康康的症状更严重了，以往一两分钟就结束的浑身颤动，会持续半个小时。
陈红着急地抱孩子去医院检查，这一次，医生在孩子的脑电图里，发现无规则的脑电波表现出一种在左右脑间游走的形式。这是婴儿癫痫伴游走性局灶性发作患者，常出现的脑电波形式，是发育性癫痫性脑病中相对复杂的一种类型。陈红听不懂这一长串的术语，但从医生委婉的提醒中，她知道孩子的情况很不好。医生提出给康康换药，先是用了一种叫德巴金的药物，没有太大的效用，后来又换了奥卡西平，也无法解决问题。
王学峰告诉本刊，发育性癫痫性脑病病因非常复杂，目前已知的发育性癫痫性脑病病因就有160余种。而每个孩子的病因又是各种具体病因叠加的结果，在临床上，大多数患者的病因都是不清晰的。所以，就算是同样性别、年龄的孩子，诊断为同一种病，涉及的机理都不一样，因此每个个体的治疗方案也不一样。对于患者来讲，药物治疗是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医生需要根据对患者的了解和药品的治病机制，基于自己的经验，试探性调药——不少发育性癫痫性脑病患者，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一名家长告诉本刊，自己在孩子寻找适合的抗癫痫药物中，尝试过将近20种药物。
最多的时候，康康一天内会服用4种不同的药，开普兰、德巴金、奥卡西平、妥泰，每种药间隔20分钟服用。这些在外人听起来陌生的药物，深深印刻在陈红脑海里。然而，孩子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他幼小的身躯时不时处于一种无规律的颤动中，有时还会发出刺耳的尖叫，最长的一次发作，几乎持续了两天。陈红只能陪在一旁，心疼却又非常无力。
这之后，医生提出每天用药后，给康康注射镇静剂来缓解癫痫，“他说这种持续性癫痫非常危险，如果发作一直停不下来，可能会导致他心衰”。镇静剂一直输了有20多天，康康稚嫩的额头和小手上，都是密密可见的针孔。在这个过程中，医生曾试图给孩子撤掉镇静剂，但只要一撤掉，孩子的癫痫就继续发作。医生告诉陈红，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如果镇静剂用量把控不好，也会对孩子呼吸有抑制作用，可能造成孩子突然没有呼吸。
《生门》剧照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里，陈红听到一种新的药名“氯巴占”，用于抗癫痫药无效的难治性癫痫。医生说这款药物国内没有，她也没有途径可以拿到，建议陈红通过病友群打听一下。当天晚上，陈红在网上疯狂寻找相关的群，5天后，终于有一个浙江的病友告诉她，自己手上多出一盒，是从德国代购的，愿意卖给她。陈红付了650元。
拿到的药一盒有50片，每片20毫克。陈红当天就给康康用上了。氯巴占的使用要跟儿童的体重相匹配，康康的体重只需用到1.25毫克。陈红小心翼翼地拿美工刀片把一小片药对半分了4次，然后再把1.25毫克的白色粉末融进水里，用针管吸住，注射到康康的嗓子眼里。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在医生撤掉镇静剂后，康康没有再癫痫发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天早晨，陈红说话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她说那天应该是康康出生后，自己过得最开心的时刻。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康康，她心里冒出一个声音：孩子的命总算保住了！
出院后，康康一直按照医生给的方案服药：氯巴占、唑尼沙胺和德巴金组合服用。他的状态变得越来越稳定，再也没有出现过持续性的癫痫症状，只有偶尔身体出现局部的抖动反应。陈红状态也好了许多，孩子刚生病那段时间，原本开朗、爱说笑的她几乎断绝了跟朋友的所有联系。孩子状态稳定后，她有空就会推着孩子外出走走，也跟朋友恢复了交往。当然，她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原本她希望孩子长大后能上个特殊学校，如今她只希望孩子活着就好，家里条件也足够养活孩子。
天气好的时候，陈红每周末都会带孩子去公园走走（刘栋杰 摄）
平静的生活在去年9月初被打破了。那天，她正在家里吃早饭，突然有警察上门，询问她是否认识一个叫“铁马冰河”的人。陈红当然知道他，对方是个药品代购，也是一个儿童发育性癫痫性脑病患者的父亲，陈红儿子服用的所有药物都是从他那里买的。而且，这两年多，随着儿子康康体重的增长，氯巴占的用药剂量已经增加到每次15毫克，是最初的12倍，原来一盒能吃3个月的氯巴占，渐渐缩短到只能维持1个月。陈红购买的剂量也越来越大。
警察问陈红，是否帮对方接收过一个盛着氯巴占药物的快递。陈红回答是，她记得有一天晚上，“铁马冰河”突然通过微信联系她，希望她帮忙接收药物快递，然后转寄给他。陈红也没多想就答应了。在她心里，“铁马冰河”虽然是代购，某种意义上也是孩子的“救命恩人”，帮她维持住了儿子的命，帮忙收快递也是对对方的回馈。在警察的要求下，陈红带着家里的氯巴占跟他们一起到了公安局。
即使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有点像做梦。这是陈红第一次进审讯室，她紧张得瑟瑟发抖。在跟警察的进一步交流中，她才知道，儿子服用了两年多的氯巴占竟然被定义为是毒品，而她之所以被带到这里是因为涉嫌毒品走私。“我懵了。这个罪名太吓人了！我说，它是药，怎么会是毒品？毒品不是海洛因、冰毒吗……”
那时，坐在审讯室的陈红还不知道，虽然氯巴占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合法上市，但在国内，氯巴占一直属于国家管制第二类精神药品。2017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关于印发〈100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的通知》中指出，1克氯巴占相当于0.1毫克海洛因。
也就是在审讯室里，陈红才知道，还有其他三位母亲跟她一样，也曾帮“铁马冰河”代收过包裹。考虑到陈红情节轻微，家里还有孩子，警察当天就让她回了家，第二天签署了“取保候审通知书”。陈红告诉本刊，临走时，警察还好心地让她把药带回了家，只留下了药盒。尽管如此，陈红还是又害怕又委屈，这么多年在孩子身上付出的心力和受到的挫折好像一瞬间都爆发了。她绝望了，如果氯巴占是毒品的话，那以后孩子用药怎么办，没有药了，孩子也就要没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只记得刚进门就迎上孩子奶奶焦灼和期待的脸，第一句话就是：“以后孩子还有药用吗？”
现在回头看，用药紧张的问题其实在7月份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那时，海关总署加大了对氯巴占进境的查处，它们的公开通报显示，去年7月以来，武汉、济南、泸州等多地海关在进境邮件中查获氯巴占，已暂扣并按规定作下一步处理。陈红记得，当时就有一个病友群的病友提到，有的代购不再愿意帮助购买氯巴占了。还有病友告诉陈红，他们询问代购，有的要么不回答，有的要么直接将他们删除好友。那段时间，“铁马冰河”是为数不多还能联系上的代购。
陈红以及其他三位母亲进了趟警察局之后，情况变得更紧张起来。陈红最直观的感受是，氯巴占涨价了。有段时间，一盒氯巴占的价格已经涨到1000元左右。另一位患儿家长闵文告诉本刊，当时，各个省份的病友一起想办法，研究各地海关的政策，他们发现河北管控相对较松，就选择从河北过海关。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凭借着既往存储的药量相互接济过日子的。比如去年12月，有一个四川的家长马上就没药了，家长们都不忍心看着孩子癫痫再复发，20多个药物相对宽裕的病友决定一人给孩子寄一片，联合救助孩子。陈红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她给别人分享过药，也收到过他人的善意，有时几片，有时一板。
《孩子》剧照
背负“涉嫌毒品交易”的罪名、在孩子用药的巨大压力和对孩子状况的担心下，去年11月，陈红觉得自己扛不住了，“孩子的病还会导致呼吸困难，好几次严重到住ICU，有一次住了20天”。陈红告诉本刊，她所在的一个小病友群，有20多个人，都是患“发育性癫痫性脑病”的孩子父母。在群里，大家同病相怜，关系亲密。每走一位宝宝，父母都会把孩子的药、衣服、尿不湿等物品，捐给需要的人，然后退群。“我们剩下的人就会讨论。甚至会说，再过5年、10年，我们这个群会不会散了？”
她想到了自杀。她的第一个方案是从自家楼上跳下去，可又担心影响小区的房价。她后来走到了马路中央，天已经黑透了，车子从她身边一次次急刹车躲过去，司机一边躲一边冲她大声吼，她突然有点不忍心，“撞倒我的那个倒霉蛋，是不是一家也会被我毁了？”她常年高血压，家里常备降压药。听人说，如果一下子吃好多片降压药，会让血压急剧下降，人可能就没了。她吃了一板降压药，在精疲力竭中躺下，期望自己就这么一睡不醒。但第二天早上，她又自己醒了过来。
在自杀未遂后的第12天，陈红接到了当地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决定书认为，陈红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行为，即“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但检察院同时认为，陈红“为子女治病诱发犯罪，未获利，社会危害性较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考虑到这些，检察院依法免于刑事处罚。
一起收到决定书的还有其他三位母亲，她们来自河北、湖北，都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陈红是唯一不认可这个罪名的母亲。她的出发点并不复杂，如果自己签了字，就承认孩子用的氯巴占是毒品，孩子的用药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她找律师，向检察院申诉。她试图用这种方式让外界关注到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并不是那么少，至少她这几年接触的就有1500人左右。她作为家长，能够接受孩子因为病情发展而离去，但不能接受他因为用不上药离开。陈红她一边跟律师推进官司进展，一边积极地接触媒体，将自己的故事和困境一遍遍讲述，不厌其烦，每一次诉说都代表希望增加了一分，她被外界称为“毒贩妈妈”。
陈红和其他三位母亲的事情也在病友群里掀起了波澜。闵文就是这时加入对他们的支持的。闵文的孩子在6个月大时就被诊断为婴儿痉挛症，也是发育性癫痫性脑病的一种。这之后，他创立了“一米阳光”公众号，十年的时间里，这里集中了全国两万多名婴儿痉挛症及各种小儿癫痫家长，不少人的孩子都在服用氯巴占。“他们的事情发生后，不少病友不断向我反馈说买不到氯巴占，就想着怎么支援一下这个事情。”闵文在公号上发文召集了需要长期需要氯巴占的病友，短短几个小时，新建的三个微信群就满了。
闵文告诉本刊，大家最先想到的政策是向政府求助。那时，他们还不知晓国产氯巴占研发的具体进展。他们想的是能否加快推进原研药氯巴占的引进，他们分批去卫建委和药监局的官网留言，还有几个在北京的孩子家长去了国家药监局办事大厅，咨询氯巴占引进相关法规及流程。后来，有家长提出要不要一起写个联名信。这封信有1900多个字，由闵文主笔，题目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活下去？》。
信里提道：“一旦药物中断，那些原本病情控制良好的孩子们，可能因此加剧病情，甚至危及生命。就在我们写此求助信不久前，有个病友群里的家长在群里说了一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我的孩子离开了。’类似这样的消息，在我们的病友群里并不罕见，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孩子们的离开，一年累计几十或上百个。作为孩子的家长，没有人会不拼尽全力，我们承担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普通孩子能够得到的生活，对于我们而言却是奢求。如果真的是因为无药可治，或者，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还是无法挽留，那我们也认了。”
这封信闵文只写了几个小时，在文章中，闵文提到：“我们深深地知道，精神药品的第一属性是‘药’，但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它确实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有疾病的诊断证明，我们有医生的医嘱和处方……希望给我们一个合法的渠道，让我们这些真正需要氯巴占的孩子们，正大光明地吃上药。我们愿意合法买药、接受监管，每一个患儿家长，都不愿意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去获取这些救命药。”
（插图：老牛）
这封信的底部，密密麻麻地签着患者家属的签名，有1000多个，还按了手印，有人用的是印泥、彩笔，有人是涂了口红在手上，他们希望表达的是：“我们都是活生生的案例。”这一系列的举措和努力最终在去年12月27日获得了国家卫健委公开回应。卫健委提到，会迅速了解药品用量需求，按照《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组织进行集中申请和进口。今年3月29日，国家卫健委与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就《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和《氯巴占临时进口工作方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个月后，《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和《氯巴占临时进口工作方案》终于印发。又过了几个月，进口氯巴占引进成功，国产氯巴占也上市了。孩子们有药可用了。
如今，购买氯巴占已经不再是难题。在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及主任黄如方看来，本次原研药氯巴占顺利引进和国产氯巴占的上市（尤其是后者），既是我国政府在罕见病领域多年政策支持的结果，也有运气的成分。蔻德罕见病中心是全国最大的专注于整个罕见病领域的患者组织，一直在关注罕见病患者的用药问题。黄如方告诉本刊，国产氯巴占上市，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原研药氯巴占已过专利保护期，国内企业才可以进行仿制。更多的罕见病患者，面临的处境依然是，无药可用。
这背后是药物研究巨大的研究成本和漫长的研究周期以及极高的失败率：一个研发项目从立项到药物上市一般经过10～12年，这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动物和临床试验，包括药物在动物体内和人体的代谢分布，药物的毒理试验和剂量的探索，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面临失败。而支撑新药研发不断推进的，是其上市后的巨大回报，比如说立普妥（辉瑞的一种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口服药），在1996年上市后已为企业贡献了超1600亿美元的营收——药品背后是巨大的人群需求，截止到2019年，全球心血管疾病群体数量有5.23亿，与1990年相比，增加了一倍。
但罕见病患者人群少，所面向的市场完全无法抵消制药成本，因此企业没有天然动力进入罕见病药物的研发。以氯巴占为例，2017年，为“丰富儿童适用药品的品种、剂型和规格，满足儿科临床用药需求”，“结合中国大陆境内尚未注册上市且临床急需的儿童用药现状”，氯巴占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建议清单》。但这之后，介入研究的企业并不多。
也有小型企业曾看到国内群体对氯巴占的需求。山东某药物研发公司负责人告诉本刊，2011年公司就开始仿制该药，但于临床试验阶段受阻。他告诉本刊，这与成本的考虑密切相关，“验证性临床，时间也很长，花费也很大。我们承受不起成本，只能做稳定性研究”。对方提到，在考虑临床试验前，他们计算过成本，考虑需要找200例病人，前后花费会接近千万。“我们一直犹豫是否要投资，就把时间耽误了。”
在罕见病药品研究领域，这位药物研发公司负责人观察到的另一个难题是足够多样本病例的寻找。有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公司不缺钱，但却凑不齐做临床试验的病人，因为他们的数量太少了，导致无法完成临床试验进而耽误最终上市。事实上，即使到现在，国内不少医生对罕见病的了解并不深。在确诊前，闵文曾带孩子去多家医院进行诊断，有的医生觉得没有问题，有的医生则认为是孩子缺钙，最后辗转多次，他的孩子才确诊。“其实很多罕见病患者在发病很多年后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更不可能有机会进入相应的临床研究或者接受针对性治疗。”一家罕见病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本刊。
图 | 摄图网
因为罕见病单个病种患病人数少，管理起来相对分散。为了实现罕见病的相对集中诊疗，2019年11月，国家卫健委启用全国罕见病协作网，协作网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全国有324家医院参与其中。截至今年10月29日，共登记病例60.5万例，其中确诊罕见病病例54.5万例，疑诊罕见病病例6万例。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副处长王曼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对于罕见病患者群体，国内从原来没有任何本底数据，到现在掌握了全国近60万例罕见病患者的数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日后分析罕见病的流行发生情况、诊疗费用、患者就诊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咨询遵循。
对于国内无法购买到大部分罕见病药的问题，黄如方则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海外原研药引进，同时进一步刺激国内对仿制药生产以及原研药研发的积极性。而这在国外都是有经验可以借鉴的。为了刺激药企对罕见病用药研发的积极性，欧盟于1999年颁布《孤儿药管理法规》，并专门成立孤儿药品委员会（COMP），负责提供对申报的孤儿药是否给予身份认定等评估性意见。在研发和药物审批阶段，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孤儿药研发，例如减免取得孤儿药研发企业的监管费用，开设针对孤儿药的加速审批通道等。《孤儿药管理法规》颁布之后，2000～2016年，欧盟等罕见病药品认定数量呈稳步增长，从2014年起，每年认定的药品数均超过100种。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48期，文中陈红、康康均为化名）
排版：菲菲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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