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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考古发掘以来，围绕着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坑的性质，历来争论不断，它们到底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随着2021年人们对新发掘6个坑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逐渐清晰起来。但当时兴盛一时的三星堆到底发生了什么，仍是未解之谜。然而，由此引发的人们对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热情则始终未减。从今年2月2日在上海博物馆东区新馆推出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再到6月27日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幕的“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跨越近四十年的三星堆两次考古出土的精美青铜文物，一直在吸引着人们，探寻那个神秘的古蜀文明。
记者｜艾江涛
距离那场央视直播、全民关注的三星堆最新一轮考古发掘已经过去将近三年，三星堆的热度却一直不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最早的考古发掘始于1934年，此后数十年围绕三星堆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持续不断，尤以1986年出土包含青铜神树、青铜立人、青铜神面具在内的大量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玉器、象牙在内的两个祭祀器物坑最为引人注目。2019年底，考古工作者又在距离这两个坑不远的地方，发现6个埋藏内容丰富的祭祀器物坑。这场新的考古发掘，从2021年初一直持续到2022年11月上旬，伴随一件件造像奇特的器物的出土，再次引爆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的关注。除了之前人们在媒体上见到的明星器物之外，新的发掘究竟有哪些不同以往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人们认知三星堆这一商代晚期的区域文明，又有哪些新的推进？继去年7月28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运行之后，上海博物馆东馆在今年2月2日启用之时推出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再次给了人们重新认识三星堆的机会。据策展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胡嘉麟介绍，本次展览除了出土文物较少的6号坑没有借到，其他7个坑的文物都借到了，其中一、二号坑59件，新发掘的5个坑151件，占到展览文物总数363件的近一半。8号坑出土的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据称这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所出土青铜人头像中，唯一一件出土时完整覆着金面具的青铜人头像（摄影 张雷）
上海博物馆向来以青铜器收藏与修复闻名，本次展出的151件新发掘器物中，就有上海博物馆修复的44件。“上博主要对接的是7号坑和8号坑。我们在2023年1月就到三星堆那边，负责青铜器修复的5个人，分为两个小组，交替在三星堆进行实际修复工作。修完第一批文物后，四川方面觉得效果很好，就很放心让我们运到上海来修。到上海来的东西一共两批，第一批16件，第二批28件，这也是三星堆首次同意将文物运出省外进行修复。”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研究馆员张珮琛告诉我们。展厅中吸引最多观众的是8号坑出土的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肌肉发达的竖披发青铜人像、青铜大神兽，3号坑出土的那件最大的青铜大面具，4号坑出土的长发青铜跪坐人像等网红文物。不过，其中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件8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神兽。这件高95厘米、长110厘米的青铜器物，据称是三星堆埋藏坑中体量最大的动物造型铜像。粗看的话，这件器物更像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大狗，可如果仔细分辨，就会发觉它更像是由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神兽。在神兽既宽又长的头顶后部两侧长着兔子般的长耳，脑后的披毛状卷曲物则让人联想到鸟的羽冠或雄狮的鬃毛，神兽的蹄子像犀牛，尾巴则像一片蓬松的鸟羽。在神兽的头部，还站立着一个与之朝向相同的戴冠长袍小立人。这种奇特的组合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如果不仔细观察，并不容易注意到这件器物背上留下的焊接疤痕，正是这些迹象，将它与3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联系起来，为人们留下关于当年三星堆人复杂而神秘的祭祀场景的联想。8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神兽，与3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2号坑出土的青铜尊口沿，一起拼合成一件青铜神兽顶尊跪坐人像（摄影 张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是8号坑的发掘负责人，也被大家称为“坑长”。时隔两年多，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青铜大神兽出土时的情景：“大神兽是8号坑最早看到的大型青铜器之一，大神兽的头很早就露出来了，甚至伸到了象牙层之上，因为它太大了，夹层盖不住。但是发掘的时间很长，因为它上面盖了很多象牙，到2022年8月中旬的时候，我们才把器物提上来。在现场发掘过程中，有的器物在提取之前，我们就会判断它应该和谁连在一起，但那件器物太大了，而且茬口比较隐晦，所以当时看不出来。我们开始以为这件器物已经到头了，就是说它整体就是那个形态。”赵昊记得，发掘过程中，队长冉宏林提了一句，铜兽尾巴上有两根凸起的棍状物，上面还有焊接的疤痕，大家讨论过几次，感觉不太正常，怀疑这件青铜器没有做完。“运到修复中心，负责修复的老师刚好清理了这件器物和3号坑的那件，他记得茬口有点像，尝试着对了一下，结果一对就对上了。”同一件器物不同部分的跨坑拼对，堪称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对认识祭祀坑的年代与性质意义重大。说起来，新一轮发掘中，最先被发掘者意识到能够跨坑拼对的器物，正是这件青铜大神兽的上半部分，也就是3号坑中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3号坑中的跪坐顶尊人像（摄影 蔡小川）
3号坑是6个新坑中最早被探测到的器物坑，由于其埋藏方位、大小、堆积的形成过程与1986年发掘的2号坑极为相似，因此被认为是6座坑中最有保障的“明星坑”。“这两个坑太像了，到2022年6月，其实就把2号坑和3号坑连起来了。我们在三星堆考古所的库房里面找到了2号坑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尊口沿的残片，对上了。为什么能找到残片？因为那个尊非常特殊，它的扉棱有龙的装饰，一眼就能看出来和别的尊口沿不同。”3号坑“坑长”、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讲师徐斐宏告诉我们。至此，这件器物由2号坑、3号坑、8号坑出土的三个部分，完整拼对起来。尽管实际的修复拼接还没进行，但在今年1月份，考古工作者利用数字三维模型技术，成功实现了这件器物的拼对。与之相类似，还有2号坑出土的铜鸟足人像、3号坑出土的爬龙铜器盖，与8号坑出土的铜顶尊撑罍屈身神人像、铜持龙人像、铜杖形器5个部件组合而成的通高2.53米的青铜神人像祭坛。这些跨坑埋藏的复杂青铜组合器物，虽然目前还难以解读其具体内涵，但它所反映的无疑是三星堆人的祭祀场景。可他们为何要将这些器物拆开埋藏呢？徐斐宏发现，“他们似乎刻意将这些最复杂的东西分开埋藏，他们可能在畏惧这些东西，或者为了拆解这些器物的特殊力量，故意这么干”。3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所出土青铜面具中最大的一件（摄影 张雷）在一号展厅右转弯处，能看到一件8号坑出土的并不起眼的大口尊，圈足的部分已有残缺，口沿也已残破内卷。然而上博的修复师张珮琛在清理这件器物时，还是被其深深震撼。“这件尊出土的时候，尊内包括圈足里面都填满了东西。一开始我们以为是简单的象牙或者其他碎片，但在清理的时候在里面居然发现大量的青铜树叶和黄金残片，这些树叶有大有小有长有圆，像扑克牌一样非常整齐地叠放在里面。因为尊倒了，所有叶子就顺着尊的侈口溢出来。压在下面的铜叶保存得非常好，金光闪闪，而且很有弹性，每片树叶的叶脉清晰可见。我们当时一共清理出150多片青铜树叶。清理三星堆器物，有点像开盲盒。”张珮琛是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有着丰富的青铜器修复经验。可当他第一次接触到三星堆的青铜器时，还是很快被刷新了认知：“我第一眼就觉得这些青铜器表面的粉化现象很严重，很多器物几乎是通体粉状锈。对于中原器物来说，粉状锈主要因为受到氯离子的侵蚀，由于会不断扩散，也被称为‘青铜病’。然而通过科技检测，发现这里面居然一点氯离子都没有，很多是铅造成的，铅也能造成粉化，但这个粉化并不会扩散。所以这与当时的铸造技术和埋藏环境都有关系。”三星堆的青铜器，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青铜器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奇怪的器型和组合。“对于我们这样从业多年的修复师，之前接触过大量的青铜文物，一般只要给我看一个碎片，我就可以知道大概是什么器物的什么部位。但三星堆的器物就很奇怪，不按常理出牌，你以为它是一个主体，其实它可能是某个更大主体的附件。很多器物根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完全没有参照。”让张珮琛印象最深的是3号坑出土的一件由4个觚状的器物捆在一起，中间有很多小兽和小人的器物，由于实在难以命名，发掘队员干脆将其登记为“奇奇怪怪器”。这件青铜顶坛人像，后来被证实是神坛的上半部分，它与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青铜神坛底座，2号坑出土的青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一起组成一座极为复杂的青铜神坛。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研究馆员张珮琛，是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有三十多年的青铜器修复经验（摄影 张雷）张珮琛和他的团队到三星堆之后清理的第一件青铜器是8号坑出土的神兽器盖和残尊。由于当地没有CT扫描设备，为了搞清包裹体中的内部结构，张珮琛用近30张X射线探伤照片拼出器物包裹体的扫描图片，结果发现内部结构异常复杂，“尊腹里面有大量奇特器型，有的像蛇的背部，有的是鸟的羽毛，犬牙交错在一起，还有大块X射线无法穿透的混沌区”。张珮琛和他的学生从外到内逐层缓慢清理，最后清理出来的器物令人震撼：已经硬化的象牙碎片填充在器物内，花形、鸟形青铜片深嵌其中。最让他吃惊的是这件器物的下半截，已经残缺的青铜尊来自中原样式，上半截的器盖则是本地造型的，当年的三星堆人在尊的口沿和盖子上分别钻孔之后，将铜液注入，就这样像铆钉一样将尊的口沿和盖子牢牢铸接在一起。通过镂空的器盖，人们可以看到容器里面的东西，却无法打开它。这种将中原器型和三星堆器型改造组合在一起的现象非常普遍，“三星堆人的文物看似复杂，做工却比较粗糙，他们的器物上有各种铸补、铸接的痕迹，丝毫不加掩饰。这些改制有他们的道理和工艺，许多中原的实用容器到了这里就不再作为实用容器使用了”。新发掘的好几个坑中，都发现了青铜神树的残枝和挂件。上博团队就清理过几件1、2号神树的树枝。1986年2号坑中出土的1、2号神树，据统计光碎片就有2749件。当时的修复师杨晓邬也曾在上海博物馆学习青铜修复，经过10年时间，他才将青铜神树修复到现在的样子。面对这些新发现的青铜神树残件，将其重新修复回原树，似乎已不太可能，况且，在张珮琛看来，“这个树现在还没到头，旁边缺的树枝还很多，不止一点，很可能意味着还有其他未发现的坑”。2022年以来，张珮琛和他的团队一直忙于清理修复三星堆新出土的青铜器物。不过，目前他们的工作主要还是限于清理，真正的拼接修复仍需要漫长的过程。用张珮琛的话说：“我们如果要修，也要在器物的所有碎片完整、没有断口或延伸部分的情况下再修，以免出现青铜神树这样时代所遗留的问题。”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出土的竖披发青铜人像，据8号坑“坑长”赵昊介绍，出土时青铜人手中握着已经碎掉的青铜背带，很可能背着一个青铜罍（视觉中国 供图）
1986年的考古发掘以来，围绕着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坑的性质，历来争论不断，它们到底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随着人们对新发掘6个坑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逐渐清晰起来。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于，2、3、7、8四个坑同时性的证明。以往的考古类型学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并不能准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同一件器物不同部件的跨坑出现，却清楚表明这四个坑属于一次性埋藏事件。赵昊更愿意将1、4、2、3、7、8六个坑都视为同一次埋藏事件，“因为这几个坑埋的东西是类似的，一样都是青铜人头像、玉器之类的东西。其次，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你去看这些坑的平面图最为直接，它们的位置虽然不同，但方向一样。试想一下，如果古人并非一次性发掘埋藏这些坑，1号坑已经埋了很久了，现在挖2号坑，能保证它的方向和其他坑的方向一致平行吗？”在发掘过程中，由于考古队员发现6号坑打破了7号坑（6号坑有部分叠压在7号坑的地层上面），表明它比7号坑的埋藏时间要晚。相比于其他6个坑，5号坑和6号坑埋藏的东西也很不相同，5号坑中出土许多碎的金器还有半个巨大的金面具，6号坑则出土了一个木箱子和一把玉刀，人们更倾向于将这两个坑视为埋藏较晚的性质不同的两个坑。但问题在于，它们究竟晚了多少年？
在赵昊看来，这两个坑比其他坑肯定要晚，但晚多少，一小时、一天还是一年，则是可以讨论的事情。在他的理解中，这两个坑埋藏的东西不同，反倒证明与其他坑可能为一次性埋藏。“先不说5、6号坑，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坑埋的过程中明显是把器物先进行分类再做埋藏的。7号坑以小型青铜器为主，8号坑以大型青铜器为主，然后2、3号坑是一类青铜器为主，4号坑下面明显埋了很多陶器。我们做一个反向的思考，如果每个坑的东西都一样的话，就像每年过年吃一次饺子。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不重复的，那么这些器物应该是一次将同一祭祀活动中的不同功能或者不同人用的东西埋到里面。那么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先后，比如说这个仪式可能持续好几天或者一个月时间，那么可能前面先搞了一些仪式，将大型青铜器都埋下去了，最后结束的时候，然后又挖了5号坑和6号坑，将其他一些金器或者特殊的东西埋了进去。”目前，尽管学者们对5、6号坑的埋藏时间和性质还有争议，但对于其他六个坑属于同一时间的埋藏则无异议。如此一来，对于这些坑的性质，周期性的祭祀说则可以排除。国破宝物掩埋说，似乎也在排除之列，因为显然这些坑的挖掘与器物的埋藏都是经过精心的组织与考虑。尤其是其中的2、3、7、8四个坑，几乎都遵循一层完整的青铜器物，一层象牙，一层包含骨渣、青铜器、玉器和金器碎片的灰烬层的掩埋方式。赵昊还发现，灰烬中的碎器显然经过有意识且认真的砸碎过程，金器则在入坑前被有意识地团揉过。显然，在埋藏之前，一定经过了地面上某种严肃的祭祀仪式。这些坑到底是祭祀坑，还是器物坑？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像冉宏林等学者所说的“祭祀器物掩埋坑”。也就是说，三星堆祭祀坑并非祭祀器物使用的原生场景，而是在完成祭祀功能后，处理祭祀用品的场所。那么，三星堆人为何要在这里举行如此重大的祭祀活动，将如此多的国之重器有计划地掩埋呢？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尽量确定这些埋藏坑的绝对时间。考古工作者对新发现的祭祀器物坑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发现近200个样品的年代数据都集中在公元前1100多年至前1000多年。已公布的４号坑测年数据中，６个数据经校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年至2966年。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灭商在公元前1046年，刚好落在这一时间区域。在商代晚期，三星堆当地一定发生了某一重大事件，所以三星堆人才将这些器物埋藏起来。这一事件同样是三星堆文化最晚期的活动，成为其结束标志。虽然很难推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件，但很有可能这与武王伐纣灭商那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密不可分。在谈到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兴起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注意到，殷墟早期前后，随着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和晋陕地区的全面退缩，江西赣鄱地区的吴城文化、湖南洞湘地区的费家河文化、陕西汉中地区的宝山村文化、陕西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等都兴起于这一阶段，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也在这个阶段发生了较大的变异。他进而推测，原先在长江中游掌握了领先青铜冶铸工艺的族群或社群，有一些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陕南地区和成都平原的国家所吸引或被强迫，成为包括三星堆国家在内的技术艺术和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而到了商代晚期西周初年的巨大政治动荡期，不仅三星堆一个区域，整个长江流域许多原来强势的青铜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星堆文化的中心也从广汉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附近的金沙遗址。但当时的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研究。（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16期 感谢徐坚、胡建升、孙路遥、季沁园等老师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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