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三国手牵手，生育率为何都很低？

低生育率，是全球都在发生的人口现象。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几乎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不过，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即使放在全球来讲也是过于低了。

一般来说，总和生育率<1.5，就算极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总和生育率<1.3，就算“低中之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

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生育率要么是“极低”，要么是“低中之低”。

日本的生育率，1947年还有4.5；2018年是1.42。

韩国的生育率，1960年代还有6.0；2016年是1.17。

至于中国的生育率，1970年代初是超过5。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现在是1.3。

从1947年到2016年，中日韩三国的生育率变化。

中国为红色线，日本为紫色线，韩国为绿色线。| 参考资料[1]

所以，到底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原因，造成了东亚三国的生育率趴在谷底呢？

欧洲和东亚，

生育率变低的原因不一样

与欧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不同，东亚的生育率下降有自己的特色。

婚姻制度

比如说，欧洲的生育率下降，和婚姻制度变化有关。欧洲同居人数明显增加，单身生育的女性在明显增长。许多女性不再认为结婚和生育是严格挂钩且有先后关系的。

而在东亚，女性单身生育依然是极少的情况。生育几乎都是在婚内发生的，非婚生育非常少，大概占个2%。因此，影响东亚三国生育率的，主要就是三个因素：有多少人结婚，几岁结婚，婚后生几个。

价值观念

同时，在欧洲，价值观在从物质需求（经济安全）转向后物质需求（精神自由，自我成长等），这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人口影响因素。

而在东亚，新崛起的价值观可能是“物质主义加上自我成长”，具体表现为年轻人渴望获得高收入，要在物质意义上过得很好，同时还想追求真我的实现——会带来很多限制和拖累的婚姻和生育，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父权制

而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影响，居然也发挥一部分控制生育的作用。

中日韩三国，都属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圈。儒家文化有几个特征：父权制，精英主义。

父权制，意味着重男轻女。东亚三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男性祖先崇拜制。传统家庭的最终目标是父系家族血统的延续，认为女性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结婚生子。父权制还使得劳动有严格的性别分工。男人有“男人该做的事”，女人有“女人该做的事”。

需要延续父系家族，以及女性地位低下，共同带来了儒家文化圈过去的高生育率。

但父权制也导致了，儒家文化圈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控制生育。养不起或者不想要的孩子，就丢掉或者杀掉。在缺乏避孕手段和堕胎技术的年代，控制生育主要靠杀婴弃婴来完成——中国和韩国主要针对女婴，日本则男女婴皆可杀。为了家庭和部分被选中的后代的福祉，生育控制被认为是件好事情。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家族第一”“控制生育”的传统，其实就是后来东亚地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潜在文化基础。

福州的一个弃婴塔，照片时间大概是1946年 

| digitallibrary.usc.edu

另外，父权制提倡的“男性养家，女性持家”模式，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就会让结婚成家变成难以承受之重——工作机会减少，男性养不起家；女性出外工作，依然需要负担更多家务。结果是，男性女性都不结婚或者都晚结婚。而东亚的生育又基本发生在婚后……生育率，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

低结婚率导致的低生育率，是东亚国家的一个独特特征。

经济发展时，生得少

东亚三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与生育率不断降低的时期，基本上是重合的。

日本的经济起飞在1950年代，197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越。

韩国则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经济增长，到2010年时人均GDP比1960年增长了15倍，直接从穷国变为富国。

中国的经济起飞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能连续飞速增长这么多年。

而东亚三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其实有一部分源自“少生”带来的人口红利。

和很多人的理解不同，“人口红利”的意思不是“有很多人，有很多劳动力，所以带来了红利”。

人口红利指的是抚养比上的红利——劳动力多，需要抚养的“上有老，下有小”少，于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精力和钱在抚养上，有钱去投资生产和消费，也有时间去生产和消费。

当人口抚养比<50%，也就是“要被抚养的老（≥65岁）和小（0-14岁）”/“劳动力（15-64岁）”<50%，这时候就认为是人口红利期。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少生”是有利于降低抚养比，提高人口红利的。

直到时间流逝，那一代人从壮年步入老年，从劳动力变成需要抚养的老人。而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变少。“人口红利”，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以前的劳动力变成了需要抚养的老人，

而年轻的劳动力变少了 | 深圳卫健委

“人口红利”消失，但“人口红利期”塑造的社会环境，却没有立刻随之消失。

过去的人不用花太多时间精力照顾家人，所以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职场上。慢慢地，职场就变得“只想雇佣能长时加班工作的人”。你要花时间育儿？抱歉，你可能不是我们想雇的人。

有韩国研究者提出了“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概念，意思是东亚在短时间（不到五十年里）实现了欧洲用两百多年实现的现代化。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过程里，经济发展被放在了首位，而社会福利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缺少足够的社会福利，就意味着家庭依然承担着育儿养老中的许多职能。家庭的承担超负荷了，年轻人就不想成家了。年轻一代晚婚甚至不婚，不结婚就不生小孩，即使结了婚，生的小孩也比以前的家庭少。

经济衰退时，生更少

在东亚，经济飞速发展期，人们少生。经济放缓或衰退期，人们就生得更少了。

在日本，从泡沫经济崩溃后，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人数上升，而正规就业者的工资也不太增长。

在韩国，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后，同样出现了非正规就业和失业人数上升。

这对年轻人结婚成家的打击是巨大的。

之前提到，东亚的父权制对于“什么性别该干什么事”有着严格的规范，男性必须能获得收入、养家糊口。就业和收入不稳定，是结婚的致命伤。

研究还显示，在“结婚可能性”上，东亚男性受“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的影响，大于东亚女性受的影响，也大于欧洲男性受的影响——在欧洲，由于女性就业更少受歧视，所以即使男性只是兼职或打零工，夫妇双方也很容易通过双薪来养家。

但在东亚不是这样。

曾有研究调查了日本和韩国夫妻就业情况——

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妻子里，做家庭主妇或者只是偶尔打零工的依然占比不小。

“男女有别”的结果，就导致男性单独养家的压力尤其沉重。

在日本，和第一份工作是正式就业“铁饭碗”的男性相比，第一份工作是“合同工”的男性结婚可能性只有前者的26%，失业就更不必说了，失业者几乎不可能结婚。

值得一提的是，从1970年代到现在，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提升，但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就开始下降。

从1990年到2015年，25-29岁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0%，而30-34岁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8%。虽然在全球来看，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绝对值依然是很高的，但如果从我们国家自己的时间轴来看，是在下降了。

从日韩的结果来看，女性不工作，并不一定会带来高生育率。因为沉重的教育和经济负担，会让夫妇主动选择少生。

养育好贵，教育好累

据日本内阁办公室2011年的一个调查，45% 的日本受访者和73% 的韩国受访者说“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是他们少生孩子的原因。

2017年，一个研究调查了日本人“生的孩子比原本想要的少”的原因——

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抚养和教育孩子花费太多”（56.3%）。

第二位是“我不想当高龄产妇”（39.8%）。

第三位是“即使我想要孩子，也无法怀孕”（23.5%）。难以怀孕与男女双方的晚婚晚育有关。而晚婚晚育又与年轻人就业前景黯淡，无法结婚有关。

后面依序还有

“我再也无法忍耐养育孩子造成的身心负担”、

“健康原因”

“干扰我的工作”、

“房子太小”、

“丈夫不帮忙家务和育儿”、

“丈夫不想再要孩子”、

“如果再要小孩，丈夫退休时小孩都还没成年”、

“社会环境不能让小孩自由地成长”、

“自己和丈夫的人生也很重要”等原因。

在韩国，“理想的孩子数目”是2.0~2.3。不过2005年一个研究显示，即使是回答说“理想孩子是2个以上”的韩国人，65.7%只生了一个孩子就不再生了。

2012年，一个韩国研究调查了重男轻女等传统价值观如何影响生育。研究者发现，无论男女，越是持有传统价值观，“理想的子女数量”就越多——看上去好像对生育率有好处吧？但后面还有转折。持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反而低。研究者认为，传统价值观虽然让人“想要更多孩子”，但“养不起孩子”的残酷环境和现实，让大人又放弃了想要的孩子。

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压力太大了 | 《坡道上的家》

在东亚，儒家文化里的精英主义，也加重了养育的负担。

精英制度，意味着学习非常重要。在一个任人唯贤的等级社会中，要向上流动，就要成为精英。要成为精英，就要靠学习精进。“书中自有黄金屋”，教育对东亚的人们来说，是一种信仰。

东亚三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在了学历的飞速增长上。

在日本，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女性，1955年有5%，2015年有57%。

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男性，1955年有15%，2015年有56%。

在韩国，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女性，1965年有35%，2014年有82%。

18岁能读大专或本科的男性，1965年有30%，2014年有76%。

同时，东亚的教育系统竞争十分激烈，年龄壁垒和歧视又比较严重。这意味着，东亚的人很少能像欧美那样“终身学习”——出社会干几年，又回来念大学。再出社会干几年，又回来念研究生。这样的状况在欧美并不少见，但在东亚却很难。

在东亚，进入精英大学，取得精英学历的机会，说是“一辈子只有一次”也不为过。无法进入重点大学的年轻人，一出社会就处于不利的境地。

因此，东亚家长会背负沉重的教育压力，尤其是东亚母亲。时间、金钱、精力有限的东亚母亲们，可能会因此生得更少。

毕竟，生一个娃可以鸡娃。生两个娃咬咬牙也还能鸡。生一群娃，就真的只能放养了。

教育系统竞争激烈，考上哪个大学会影响孩子今后的发展，

家长因此也背负着沉重的教育压力 | 中新网

高等教育的普及，让东亚拥有了许多高学历的人才。

但在家庭而言，教育费用增加了，养育年限变长了，家长更难以平衡养育和工作了。

而高等教育出来的人才数量如果供过于求，很多大学生无法找到与自己学历相适应的工作，难以就业，就会推迟结婚或者不结婚。

另外，东亚三国的女性都很拼，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大幅增长，这也让女性倾向于推迟结婚和生育。

低生育率的未来

一般来说，个人的消费支出（生活费，房贷房租，养家费用，子女教育费用）大概在40岁前后达到高峰，老年人的消费是比较低的。

因此，当劳动力下降，老年人口上升，必然会导致生产和消费的双重下降。

低生育率可能会导致未来劳动力短缺，削弱社会保障体系，让社会和经济变得不稳定。

日本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试图提升生育，政策重点放在增加儿童保育，以及帮助平衡工作和生活。

韩国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也是扩大儿童保育服务，并帮助兼顾工作和养育子女。

日本的单亲妈妈容易遭受非议，而且拼命工作也容易陷入贫困

| Shiho Fukada, The Washington Post

而最新的研究显示，拉低东亚生育率的因素，还有

①就业机会减少，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所以年轻人因为担忧经济前景而不敢结婚。

②高等教育普及，教育费用增加。如果不是双薪家庭，如果母亲是家庭主妇或者只是打零工（非正式就业），那么育儿和教育费用会是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

③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④个人价值观转向“物质主义加上自我成长”。

许多因素叠加，共同形成了东亚的低生育率。这也意味着，东亚的生育率问题，不会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也许需要多管齐下，改变许多方面，才能让东亚变成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

参考文献

[1]Tsuya, N., Choe, M. & Wang, F. (2019). Convergence to Very 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 Processe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Tokyo, Japan: Springer.

[2]Matsuda, S. (2020). Low fertility in advanced Asian economies : focusing on families,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s. Singapore: Springer.

[3]Matsuda, S. (2020). Low fertility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Singapore :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Singapore: Springer.

[4]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2019, Sept. 30).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1/t20190125_1646796.html

[5]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新特点与新趋势. (2021, May 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3_1817394.html

[6]Choe, Minja Kim (2005) “Changing Marriage Behavior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Paper presentation a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merging Population Challenges in China and East Asia, May 16–17, Beijing

[7]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NIPSSR). (2017).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in Japan today: The Fifteenth Japanese National Fertility Survey, 2015.

[8]Cha, K. W. (2005). The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economic structure between low-fertility and birth-planned households. Journal of Korean Hom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3(2), 137–148.

[9]Park, S. (2008).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gender equity within family and second birth.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1(1), 64–71.

[10]Bae, G. I., & Kim, K. S. (2012).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values and birth policy on the wanted fertility rate. Korean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Studies, 43(3), 239–266.

作者：游识猷

编辑：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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