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纪录片大于食色之和

距离《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完结已经两年之久，观众的记忆定格在了最后一集的拍摄花絮之中：《时节》深入吐鲁番腹地，导演被火焰山的高温烫伤了脚；《脚步》团队攀爬到青峰断裂带，却连一个花菇都没找到……拍摄组用一条丝巾抵御暴晒、不愿浪费一秒在睡觉上，他们前一秒还心疼着被冻坏的GoPro，下一秒就翘首盼着渔夫收网……这些人抛却生活上的小节，而《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跟他的制作团队们有着同样的气质。

“别给我抹那么白，简单点就好，他们前两天拍摄给我涂得太白了，我不喜欢，我肤色就是暗。”在陈晓卿的强烈要求下，化妆工作仅持续了十分钟就完成了。“我过去过什么样的日子，现在照样过什么样的日子。没有任何变化。”他的不拘小节跟他的身份似乎并不相称。同样出乎我们意料的还有他的直白：“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我《舌尖3》，无论我谈起什么大家都会说回到这件事情上来。”他笑道，“我都有点害怕了。”不过当谈起《舌尖》的意义时，他又难掩认可：“我之前花了很大气力去做纪录片，主题也挺深刻的，但是只有非常少的人知道。《舌尖》是一个商业纪录片的模本，它让更多人知道了“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他压低声音说，“很多人穷的要死，一年四季一条裤子，那也要拍。我不是不能出去上班，只是我怕我离开了这个领域就再也不能回来了。”

陈晓卿从研究生期间就开始拍摄纪录片，1991年，也是他在央视工作的第七个年头，他们跟安徽电视台合作拍了一个以“十几个安徽女孩到北京当保姆”为主题的片子。拍摄从一月开始，六月份的时候，那些保姆集体消失不见了。陈晓卿慌乱之余打电话回这些女孩之前所在的村子，得知她们可能搬去了沙窝村。在地图上一查，北京有四、五个叫沙窝村的地方，而且分布在不同的方位，于是陈晓卿跟他的团队开着车挨家挨户找。最后，他们在安徽无为县人常聚集的一个村子（也就是现在的五棵松）找回了其中三个拍摄对象。“因为我们开始做的调研没有那么细致，不知道她们的工作流动性非常大。她们也没有义务为了你的拍摄继续在人家里服务，说辞职就辞职。”回忆起那段时光，陈晓卿很是感慨：“我们前期已经花了那么多钱，而且我们是国内首次尝试长期跟踪记录普通人的，当时真是绝望。”

不过正是这种跌宕起伏才让陈晓卿着迷，“纪录片的情节跟我的生活一样，永远未知，是很刺激的。我们拍小保姆，我们在她们身上看到了细微的变化，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比如她们开始戴文胸、开始穿高跟鞋、开始用化妆品而不是雪花膏。雇佣她们的家庭觉得她们是外地的迟早要回去，但是她们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了，会觉得不再习惯安徽没有暖气、没有电视的生活。这种变化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陈晓卿又回忆起2004年拍摄《森林之歌》，为了一只黑鹳，曾在保护区里等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当你快要放弃的时候，它居然就出现了。你好像在冥冥之中感受到神的力量让你在坚持这件事。”

多年“忠实记录生活原貌”的拍摄理念让陈晓卿很接地气，同时也给了他很多感悟生活的机会。“在她们的成长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九十年代初，陈晓卿还住在集体宿舍，他当时的舍友如今也已经是体育频道的总监。“那会儿我老婆来了都没有地方住，同宿舍的人就得出去溜达，十一二点再回来。”陈晓卿似乎在说别人的故事，大笑道，“他老婆来了我也去外面溜达，大半夜我能从中央电视台走到西单！”他顿了顿，告诉我他当时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很骚情，但是很悲壮。”拍摄纪录片让陈晓卿感同身受，他说：“当时我们的心境和那些农村小孩是一样的，在心理学上叫‘双重边缘人’。城市人觉得她们是农村人，而农村人觉得她们假洋气、不踏实。她们自身其实也不会有这种文化认同的东西。就算是我，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是我在安徽生活时间的两倍了，但是我依旧没有觉得北京是我的家。”

生活在他乡，异样的孤独感无处发泄。不过好在还有美食，可以作为最显性的载体，维系乡土与乡愁。但是，陈晓卿说，很多吃食出了那个灶台就变得不正宗，只能勉强享受一点那个味道和气氛。陈晓卿原来给《天下美食》、《美食美酒》等杂志写过专栏，今年年初，他的新书《至味在人间》出版，囊括了他过去所有的专栏文章。“它是我对美食认知的一个过程。每篇文章后面我都标定了日期，从中也能看到我对食物感悟的变化。”陈晓卿说，“我有时候看这些文章都能想起来是在哪里写的这篇文字，我写东西还是挺用力的。不过这些文章都是出版社的编辑帮我整理的，我只是把每一篇都拿来修改了一下。我是真的没有时间。”

陈晓卿这番话倒是非常令人信服，他现在全身心投入到《海洋》的拍摄和《舌尖3》紧锣密鼓的筹划当中，很难再“心有旁骛”。当被问及生活之余喜欢做什么时，他几乎是哭笑不得：“我生活根本没有之余！”

不过陈晓卿说他会尽量挤时间完成两件事，一是看书。他认为，在汹涌的时代，维持阅读习惯是保有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二是跟“饭搭子们”见面，陈晓卿在《至味在人间》里一再强调：“跟谁吃”比“吃什么”更加重要。“我的‘饭搭子’基本都在老台，有时候我去老台开完会就找他们去。当然我们原来的老男人局也还会碰头。”他翻出一条微信，“你看，老六（张立宪）昨儿给我发了个问号，我就把地点回复给他了。原来我们更干净利落，他一发问号，我一发感叹号，他就直接到我办公室等我下班了。”

《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爆让陈晓卿名声大噪，而我们通常认为的财富却没有接踵而至。“《舌尖1》、《舌尖2》我没拿过一分钱，说出来可能谁都不信，但事实就是这样。”陈晓卿开玩笑说，“可能在它有了一些影响之后，你去小饭馆吃饭的时候老板会认出你，会说帮你把这碗面钱免了，这可能是我得到的最大的金钱方面的好处了。”陈晓卿有一次去深圳和他一个徒弟吃饭，他那天正好发工资。接到短信的陈晓卿嘟囔了一句“这个月还不错。”他徒弟便凑上前去看，顺便问了一句“你一个月拿这么多？”陈晓卿回答：“可能还有个三千多的补贴吧。”他徒弟回答：“陈老师，那我是您的十倍。”陈晓卿告诉我们每当这个时候他心里都会有个铃铛响一下，“我挺喜欢金钱的，不过这铃铛响一下也就过去了。毕竟十五年前我已经是高级职称，也拿着相对高的工资了，尽管他们是我的十倍。”

相比于金钱，陈晓卿承认自己更喜欢被人支持着完成事业的感觉。“体制内有体制内的好处，平台大、你做一个节目会有很多人自动出来帮你，你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免去考虑成本的烦恼。虽然你心里有两百个委屈，但当你坐在导演台上，当你看到故事的设计和拍回来的画面，所有的烦恼就都没有了。这种快乐肯定拿钱换不来！那是很过瘾的，可能比吃饭和性还要再开心一点，是能让你晚上哆嗦着睡不着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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