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仨”团聚了，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温情|937有声私享
有声私享 珍藏至美
我们已经很少再称呼女性为先生了。
如今，连杨绛先生也离我们远去了。
杜甫诗曰：“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便是古稀，杨绛先生享年105岁，可以称之为喜丧、全寿、善终，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舍。
她的丈夫钱钟书先生在98年去世，两人唯一的女儿钱瑗去世的还要早一年，杨绛先生在寻找家的旅程中独行了17年。在散文集《我们仨》中她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如今归途已觅，“他们仨”团聚了，也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温情。今天的有声私享，就让我们一同重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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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扫过厕所，文革结束后将经历写成《干校六记》，著有《走到人生边上》、《我们仨》、《洗澡》、《杂忆与杂写》、《斐多》、《小癞子》等。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
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我们仨》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三节选段
（《我们仨》是杨绛女士在92岁时所著，该书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故事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绛(原名杨季康）。
杨季康(绛)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文研究生。东吴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可以很好地学英语，但学费比较高，只有“公子哥儿”和“小姐”们才上得起。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而她当初所以没能在清华读本科，则因为她考大学时，清华不在南方招女生。于是，她只好就近考入东吴大学，而且与《围城》中的唐晓芙一样，读的是极平常的政治系。
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多少时间，女学生们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男同学呢，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当时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
那时，钱钟书在校园内名气很大，杨绛初次见到他，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而且第二年便订了婚。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议论钱钟书。现在所知道的是，当时杨绛选修中文系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习作”课程，于1934年秋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同时期，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富有李义山风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
缠绵徘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髫瓣多情一往深；
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的一首七言律体中，钱钟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并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爱情，常为人们誉为珠联壁合，举世无双。到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典。杨绛先生回忆说：
“默存（钱钟书字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因为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本文节选自《钱钟书与现代学人》 李洪岩）
杨绛先生去世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哀悼和追忆。有网民留言，“杨绛先生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用先生称呼的女性了，也给那个时候美好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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