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母亲两三月染一次发：我要表现得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
聂树斌生前的照片。CFP
母亲张焕枝：生死之间
2014年12月20日，得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聂树斌案由山东高院复查的消息一周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站在儿子的坟前。南都记者 郭现中 摄
71岁的张焕枝站在祖坟里，指着一处脸盆大的土地说，“这是我和树斌他爹的地方。”她接着朝20多米外的聂树斌坟头看了看，“我们埋了之后，树斌就可以迁过来了。”
她筹划着能在死后与儿子团聚。聂树斌口吃，人又太老实，见到生人和女人还会害羞。张焕枝很害怕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仍旧被人欺负。儿子被枪毙已经快20年了，张焕枝多次在梦中见到他。他有时候在埋头干活，有时候则会眼巴巴地与母亲对望，问道，“妈，这可咋办呢……”
梦中的聂树斌没有长大，还是一二十岁的模样。张焕枝说，树斌正在另一个世界流浪，等着家里给他送去好消息。张焕枝不怕死，死对于她来说，就是去一个亲人见不到的地方。不过，在跨入70岁后，她多次忍不住告诉亲友，“树斌还没有平反，我真不能死。”
坟前“报喜”
说不清多少年前，张焕枝就已满头白发了。不过，她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染一次发，她不想让世人和儿子看到自己的老态。“我要表现得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
每年清明节和十月初一，以及心情特别烦闷的时候，张焕枝就会扶着一把铁锨，走一里多的山路，去给聂树斌的坟填土，再跟他说一会儿话。2014年12月28日上午，她又一次来到坟上，中国北方冬天的大地特别坚硬，她用力铲了十几下，只铲起几捧浮土来。
聂树斌的坟头又矮又小，也就到张焕枝的膝盖。坟头下边，埋着他和阴婚妻子的骨灰。那是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3年，中间人给说的一门亲事，女方比聂树斌小6岁，死于白血病。张焕枝梦想儿子可以在死后也能成家，就给女方家长掏了两千元的彩礼钱，还吃了一顿饭。但两家人并不称亲家，也不走动。
每一次，张焕枝烧了纸钱，摆上水果点心，总是叮嘱聂树斌别乱跑。“你一个人太孤单，妈知道。你要没地方去，一些事情做不了，被谁欺负了，就去找你爷爷奶奶，你没见过爷爷，奶奶你是见过的，可以找奶奶说一说。天底下，没有奶奶不喜欢孙子的，她会帮你。”
去年12月12日，最高法指令聂案转山东高院异地复查。第二天早上，张焕枝就到聂树斌坟上“报喜”。“妈没有放弃你的事情，妈也在努力去做。河北高院它不作为，妈真是没办法。儿呀，你在那边不要放弃，妈也不放弃，一直去做……这次到山东高院，我不相信山东还会再拖妈9年……”
她还会讲起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以及中央领导“依法治国”的讲话。10年来，她一直在学习律师和记者们说话的方式。她一直害怕自己说错话，或者说出没质量的话。另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话语，似乎可以让她更有自信。
71岁的张焕枝站在儿子聂树斌的坟头。儿子被枪毙已经快20年，“一案两凶”被曝光也已近十年，她仍在等待。南都记者 郭现中 摄
最后一面
张焕枝与聂树斌的最后一面，是在1995年3月的一天。张焕枝骑了13公里的自行车赶到后，被拒绝入场旁听。“法院说我是被告一方。”张焕枝说，“又说这牵扯妇女被强奸的隐私。”
在张焕枝的记忆中，这场决定儿子生死的庭审，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看到法官出来后，她走进法院，循着大哭声找到了被四五名警察簇拥的聂树斌。他正背靠着外边，仰天大哭。张焕枝趋前，然后被拦下，就大喊一声“树斌”。聂树斌则回头，喊了她一声“妈”。
她没来得及问儿子是否真的强奸杀人了，就被赶了出去。一个多月后，1995年4月28日，聂树斌父亲聂学生去看守所给儿子送夏衣时，被告知儿子已于前一日被执行了死刑。
几天后，靠着法院开的一纸证明，聂家人领到了由一块布包裹的骨灰，用一根白色的尼龙绳扎着。一个不到200元钱的骨灰盒装下了这提骨灰，在火葬场的骨灰寄存处放了3年，一直等到有人提阴婚，聂树斌才被接回下聂庄。
10年以后，张焕枝才知道，聂树斌在案发后一个多月，被纳入警方视野，是因为群众反映，有人骑着山地自行车在案发现场来回转悠，形迹可疑。张焕枝还记得那辆山地自行车，是在1994年买的，蓝色，一个轮子大一个轮子小。当时这种车子比较贵，花了四五百元。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不久，父母睹物伤心，就贱卖了它。
聂树斌很喜欢那辆自行车。他还有个日记本，在案发后也被警察搜走，再没有归还。至今，这个少年在家里留下的印记，只有两三张照片，一个旧写字台。他曾经的卧室成了一个储物间。用过的旧写字台上，现在堆着杂物，蒙着浮尘，还放着十几个冻柿子。在20年前，这是他放茶缸和牙膏牙刷的地方。这个储物间平时关着门，进去次数最多的，是来自各地的记者。
十年转机
2005年3月初的一天，时任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在下聂庄找到张焕枝，见到了一张“神情恍惚”的脸，对来人充满了怀疑甚至敌意。“她一直问我，你们河南记者来河北做什么呢？”在下聂庄，聂树斌的事情当时是个禁忌，聂母曾一度拒绝告诉聂树斌“不在了”的原因。
在张焕枝对媒体的表述中，她20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儿子无罪。而在范友峰的回忆中，他初见到的张焕枝，看上去已经默认了10年前的那场判决。重提聂案，让她又惊又疑。
直到第二天，张焕枝在范友峰的要求下，带着范及其同事去拜访聂树斌当年的辩护人张景和，向张讨要判决书，而张自称丢失了。之后，“张焕枝开始相信我们，并越来越觉得儿子的案子有问题。”范友峰说，张景和还忠告张焕枝，“你是信记者还是信政府？”
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聂家又向受害人康某的父亲赔偿了两千元。再加上之前聘请辩护人张景和的两千元，聂家总共为这场官司支出了四千元。直到10年以后，张焕枝才知道张景和并无律师证。
获得初步信任的范友峰，向张焕枝讲了王书金一事，“她好像很多事情都被激活了一样，马上积极了起来”。2005年3月11日下午，石家庄律师李树亭接到一个老太太的电话，问他“有个天大的案子，你敢接不敢？”
李树亭问什么案子，对方不说案情，只问他敢不敢接。如是十来次，李树亭有点不耐烦，选择了妥协，就告诉她，“只要不是把天戳个大窟窿，我就敢接。”3天后，也就是河南商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刊发前一天，李树亭见到了张焕枝和河南商报记者楚扬，了解了“一案两凶”的基本情况后，李树亭分析说，此案一定会遭到有关方面极大阻挠，困难重重。
张焕枝“扑通”给李树亭跪下，旁边的人上前扶她不起，李树亭只好也给她跪下。当晚，张焕枝正式决定聘请李树亭做代理律师。
张焕枝之后的生活，已简化为了“申冤”。很多次媒体采访，她也得面对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儿子是冤枉的，那么，在河南商报报道前，为何不见你上访呢？
事实上，在儿子刚被执行死刑后，张焕枝就到法院和检察院打探案情，想要一份判决书回来看看。“我到哪里哪里不理我，到头来连案情都不知道，只听张景和说我儿是强奸杀人”。张焕枝唯一能确定的细节是，本案中被害者是井陉人。
跑了两年，张焕枝不再跑了。心中的怀疑和不平，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印证。她变得很爱看电视上的法制类节目，听到哪里有强奸杀人案，她就听得特别仔细，看能否提到石家庄西郊的那起案子。“我模模糊糊在等一个人出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现在我知道他叫王书金。”
九年申诉
从石家庄北郊的下聂庄到河北高院，大约有15公里远。张焕枝要上访，必须先从村里骑电动车3公里多，到了石家庄市动物园，再寄存了电动车，坐旅游5路公交车，15站之后，到达和平医院站，然后再换乘一站公交车到西里站，最后再步行数百米，到达河北高院。
这是一次拥挤漫长的行程，又都是工作日，张焕枝经常要在拥挤的人流中等待很久，才可以挤进去一辆公交车。为了赶上河北高院的排号，她必须早上7点就从家里出发，走运的话，能在8点半到9点之间赶到。
然后，就是近乎无望的等待。“九年多，我一个月至少去一次。”张焕枝说，“我必须见到负责案子的王琪法官，哪个月要是见不到她，我就连去两三次，一定要见到她。”
见到王琪又如何？“她每次态度都很好，说话很客气，说你大老远来了不容易，河北高院没有把树斌的案子放下不管，你回家等着吧。”张焕枝知道，这案子不可能在河北高院解决，但她也不在家等，她把去河北高院上访视作一种做母亲的仪式。“我这么大岁数了，有时候真不想起早出门呀，不过，树斌的案子我不跑谁跑呢，咬咬牙，该去还得去。”
她几乎靠着一口气在支撑自己。在去年的一次体检中，张焕枝发现自己血压指数飙升到了190，医生叮嘱她加大药量，她也一直没听。在12月中旬的一天，在接待一群记者时，她提起聂树斌案被拖，越说越难受，“头突然嗡了一下，里面空了黑了，我赶紧合了一下眼，给自己说不要再激动了，不要再难受了。记者们没有看出来，我坐在那里，歇了一会儿接着说。”
张焕枝曾经有机会逃离农村。在她小时候，家庭成分被划为贫农。1960年，“根正苗红”的她被推荐到鹿泉当地的农校上学，吃饭管饱。只上了一年多，农校就和很多厂子一起解散了，她又回到了村里。1970年，她嫁给了化肥厂锅炉工聂学生。在为儿子跑案子之前，她与国家权力最接近的经历，则是年轻时代扛着红缨枪，作为民兵四处拉练。
对聂树斌，张焕枝寄望的就是娶妻生子。在聂树斌被抓前，作为技校实习生在鹿泉冶金机械厂工作，一天基本工资只有5元钱。张焕枝叮嘱他要省吃俭用，攒了钱结婚用。还没攒够两千元，母亲便失去了他。
认罪者王书金：被延迟的判决
在河北磁县看守所一个9人间的监舍内，同监的人都不知道王书金的真实姓名。他的姓名，被一个在押人员的号码代替。自从2012年7月，他被关进这个看守所后，该所的警察们颇感压力。所领导接到的指令是，如果王书金出了什么事，那下一个被关进看守所的就是你们自己。
因此，王书金的安全和健康一直被看守所高度重视。在合法范围内，他可以吃到不错的伙食。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他被诊断为比较健康，除了有一点糖尿病。
自从2005年1月被河南荥阳警方抓获后，王书金就自知死刑难逃，却因为聂树斌案一直查不明而活到了现在。
聂母张焕枝说，她无法不恨王书金，如果没有他作案，警察就不会查到聂树斌头上，而王书金则一直要求把聂树斌死刑判决书上的罪行，加到自己的判决书上。
犯性案的少年
王书金的出生日期为1967年12月1日。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他之后，又有了两个妹妹。王书金由哥哥管教，“基本上是棍棒教育。”他的代理律师彭思源说，王书金的童年是在惊怯与怨愤中度过，他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被抓后，王书金曾跟人谈起他的上学梦。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看到同龄的小孩子都背着书包去上学，不知道从哪里弄的钱，也买了一个书包，背着去找哥哥要求上学，被痛打一顿。媒体报道他上了两年小学，其实他只是断断续续凑合了两年。
1982年，15岁的王书金在村里强奸了一个来走亲戚的小女孩，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送到了唐山少管所。王书金还喜欢偷拿女人的内衣，这是一个他至今羞于承认的癖好。有律师认为，在聂树斌案中，如果缠绕在受害者康某脖颈上女式衬衫确有其物，而王书金却在供述中没有提及，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这一怪癖的刻意隐瞒。
“他可以承认强奸杀人，却不想被看做是变态。”一位知情者说。律师彭思源则认为，国外有对暴力性犯罪者染色体异常的研究，他怀疑王书金就是这样的异常者。
故乡之于王书金，已没有太多可以留恋了。在被问到希望见到哪些亲人时，王书金说想见姐姐和侄子。他在广平县老家的婚事，就由一个姐姐为他换亲而促成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媳妇。
这个媳妇为王书金生了一个儿子，但夫妻关系长期不睦。王书金对律师说，因为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就把目光瞄到了附近野外单身行走的女子身上。
外边的世界
1995年秋天，在广平县郊外的南寺郎固村，也就是王书金老家附近的一口枯井内，发现一具被奸杀的女尸，广平县公安局马上展开排查。王书金这个时候就离开了广平县。他再回河北，已是十年以后指认作案现场。愤怒的村民们手持棍棒要打死他，警察拔枪示警才救下他一条性命。
一位知情者说，20年前，当广平警方获知王书金潜逃的消息后，忙到他家去调查，结果遭到了其妻的阻挠。“他老婆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这可能也是王书金婚内压抑的原因。”当地警方知情者回忆说。之后不久，该女子带着王书金的儿子改嫁。
王书金则辗转到了郑州。在被收押的日子里，他谈起在郑州所见识的花花世界，深为之前的行为懊悔。“发廊里找一个小姐就50块钱，我干一天活就能赚到，何必去强奸杀人呢？”
1998年，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王书金认识了湖北女子马某，两人随后同居。在河南的十年内，王书金没有再强奸和杀人。
王书金和马某到了郑州西郊的荥阳，先在砖厂打工，后来又承包了一个小砖厂单干。当时，郑州西郊和南郊的砖厂是治安管理的死角，那里不但充斥着来历不明的外地人，甚至还有从郑州火车站被拐去的奴工。寡言少语，喜欢喝酒，脾气暴躁的王书金，在人们眼中并无太大异常。
只是，他一见到警察，或者听到警车的鸣叫声就害怕，甚至还会往庄稼地里钻，这引起了周围人的警惕。在2005年1月16日，当地警方针对外来人口进行的治安排查中，有人举报了他。在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王书金报了他一贯使用的假名“王勇军”，马上被拆穿。
一天多后，他先是交代了在老家村边的那起强奸杀人案，后来又交代了其他几起案件。
郑州媒体当时的报道显示，王书金共交代了6起强奸案，并杀害了其中4人。其中，就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康某被害的那起案件。而当时，距聂树斌被当作凶手执行死刑，已近10年。
“真凶”的家
事实上，在荥阳警方此次抓获王书金前，就曾抓过他一次。
1999年初，马某为王书金生下一个男孩。但他们当时穷得连奶粉都买不起，正发愁间，有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要求收养这个孩子。
“表面的原因是王书金养活不起，更重要的是，他害怕自己一旦被抓，会对儿子不利。”律师彭思源说，王书金把儿子送人后，对方执意留下了5000元钱，说是营养费和误工费。在农村，类似的收养并不鲜见，但几乎全部都是女婴，男婴真卖的话，不会是这个价。
事后警方以涉嫌拐卖婴儿调查了这对外来夫妻，得知实情后，很快便不了了之。不过，警方并未核查王书金的真实身份以及案底。
可能是这次被抓被查的经历刺激了王书金。2000年7月和2002年4月，王书金的女儿和儿子分别诞生。这两次，他都没有想过再送人。
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和彭思源，都是通过他的女儿和儿子，以及两人现在的监护人马某而签订的代理协议。在王书金被抓3天之后，马某还追问前来回访的警察和记者，他犯了什么法，怎么还不让回来。
在得知王书金再也无法回来之后，马某很快嫁给了附近一个村民。现在，他的一双儿女也跟了继父姓。新家庭通过律师告知媒体，他们不愿意再被王书金的案子所打搅。不过，每次去荥阳，彭思源还会给这两个小孩照相，在会见王书金时给他看。
另一律师朱爱民，从2005年4月就开始代理王书金案。在朱爱民看来，王书金这十年来变化很大。2013年年底，在朱爱民将会见笔录披露一部分给媒体后，有人在网上怀疑，这些大谈“法治社会”和呼格吉勒图案的话，是否出自王书金之口。
朱爱民说，即使作为辩护律师，他也认为王书金从罪行上来说死有余辜。但在一次次的会见中，他发现王眷恋往日生活中的温情，也渴望能在人格上得到一些承认。
还能活多久
2014年12月13日，王书金通过央视，看到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消息。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王书金还记得，当日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
6天后，彭思源从北京赶到磁县看守所会见王书金。在谈话快结束时，王书金说，“我杀了4个人，我该偿命……如果不把我做过的这4起命案都查清楚，那么法律就是不公正的，我良心上过不去，但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时间再回到一年多前，2013年9月27日，河北高院公开宣判，驳回了王书金要求追加聂案为自己所为的上讼请求，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自此，王书金案进入最高法的死刑复核阶段。在此前的辩护策略中，朱爱民和彭思源都尊重王书金的口供，对其自供犯下的强奸案和杀人案都不做事实上的辩护，而在王书金自领罪状被驳回后，两位律师则上书最高法，称既然对王自供的聂案疑罪从无，同样的标准，也应该适用于他认下的其他几起案件。
王书金则告诉律师，在最高法宣布将聂案异地复查之前，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也去过磁县看守所，“呆了不到半个小时”，主要问了他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一些情况，并未涉及其他案件。
而在最早的庭审中，王书金一提起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子，都会被法官马上制止，表示与此案无关。现在，这两起案子成了一对“孪生案”，聂树斌和王书金，这两个本无交集的名字，将在司法史上相连。
被看押十年间，有半年时间——从2012年1月17日到该年7月16日，王书金被河北省调查组带着，辗转于至少3个看押地点。2013年6月24日，二审第一次开庭前，彭思源和朱爱民去会见王书金，王明确表示“不会翻供”。在第二天的庭审中，他坚持了之前的表述。
因为另一个已死于刑场的人，王书金多活了数年。至于他还能活多久，所涉聂案如何收场，他和看守所外的人们唯有等待。
报道者马云龙：冲到前台
聂树斌的第一报道者及“推手”马云龙。南都记者 孙旭阳 摄
马云龙很多次被问起一个问题：你做为记者，介入聂树斌案却如此之深，不仅报道此事，还为双方请律师，是否违反了中立客观的原则，干涉司法？
在2014年12月底，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迫切。在最高法宣布聂案异地复查之后，马云龙从常住的海南飞到石家庄，与聂树斌亲属、代理律师和其他局中人一起商讨下一步对策。12月20日晚，聂母张焕枝对委托代理律师人选的变更，也被认为受到了马云龙的影响。
在聂案的最早报道中，马云龙拟的标题是《一案两凶，谁是真凶？》。马云龙称，其实在成稿那一刻，他就已经在心目中拿掉了标题中的问号。在聂案报道后半年多，马云龙告别河南商报，但一直深入介入聂案。
2005年3月15日《河南商报》“一案两凶”报道。
“我其实不想站到前台。”马云龙说，去年12月12日晚，最高法指定聂案异地复查后，聂家人面对的形势更加纷乱，张焕枝请求他赶快北上帮忙，他义不容辞。从另一方面看，只比张焕枝小一岁的马云龙，也非常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首先报道的聂案能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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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李树亭：“长跑”与“谎言”
2014年12月22日，律师李树亭接受记者采访。当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聂树斌案复查工作的合议庭法官，会见了聂树斌亲属和申诉代理律师。CFP
2014年12月20日，在北京执业的河北律师李树亭，获得了聂树斌家属的授权委托，成为聂案在山东高院复查、申诉及再审阶段的两名代理人之一。这是李树亭第三次获得聂家的授权，前两次他都被解除了委托。
自从最高法宣布制定山东高院复查聂案后，有不计其数的律师与聂家联系，请求免费代理该案。甚至还有与聂母打过交道的律师，去电责骂聂母没有委托自己。“乱成一窝蜂。”接近聂母的一位人士说，不能否认律师群体推动司法进程的诚意，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见时机到了，“想摘桃子”。
如果说聂案是一场司法长跑，李树亭就是最早接棒的那个选手。早在2005年3月15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当天，他就与张焕枝签订了委托协议。之后的两年，该案却陷入了“22条军规”：河北高院既拒绝给张焕枝下发聂树斌案判决书，却又以她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她的申诉。
帮张焕枝找到判决书的人，正是李树亭。为了保护李树亭，张焕枝当时还对全国媒体撒了一个谎。聂案十年中，聂家一共先后委托了7名律师，其中数李树亭时间最久，取得的进展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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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 孙旭阳
“聂案当事人”专题包含四位亲历者与推动者的故事：
《母亲张焕枝：生死之间》
《报道者马云龙：冲到前台》
《律师李树亭：“长跑”与“谎言”》
《认罪者王书金：被延迟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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