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女中学生遭劫，2年后，这场震惊世界的绑架有了第一位获救者……

两年前（2014年），200多名尼日利亚女中学生遭遇武装团体“博科圣地”绑架的新闻震惊了世界。但这一震惊过程居然曾花费了数周时间。更让人震惊的是，尼日利亚军方明明提前4小时就知道有一大批武装分子正赶赴学校，却既未派兵阻止，也未发出警告通知，坐视武装分子绑架了这些女孩，然后坐视这一支载满“战利品”的车队浩浩荡荡开回自己的丛林基地。

南都君两年前报道 ↓↓

这个持续2年多、劫持200多名女孩的尼日利亚特大绑架案，终于有了第一位获救者。

5月17日，尼日利亚军方宣布，在与民间武装联手清剿“博科圣地”极端分子时，解救出女孩Amina Ali。这是200多名女孩被绑架案中的第一位获救者。

由此，2014年4月14日由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制造、震惊世界的特大绑架案，终于一现曙光，在苦苦等待中饱受煎熬的被绑架者家人，看到一线希望。

5月20日，尼日利亚军方再次宣布，他们从“博科圣地”极端分子手中解救出97名妇女和女童。不过，这些获救者不是2014年4月14日的那一批女孩，而是“博科圣地”极端分子在别处劫持而来的。

军方的解救行为是怎样进行的？身陷魔窟的女孩，如何虎口脱险？被绑架者曾经遭遇什么样的噩梦？如何在魔爪中幸存？且让我们一一为您报道。

在森林中找柴火时获救

Amina Ali今年19岁，2014年4月14日，她和275名女同学在Chibok国立女子二中被“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绑架，歹徒用卡车将她们强行带走。在押解途中，57名女孩跳车逃脱。然而，余下的218人没有挣脱魔爪，Amina Ali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5月13日，尼日利亚迈杜古利，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案中逃脱的学生前往指认武装分子发布视频中的女学生。

特大绑架案发生后，为了解救这218名女孩，国际热心人士成立了名为“带我们的女孩回家”的组织。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是该组织的牵头人。

2014年5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Twitter发布自己手拿写有网络标签“带我们的女孩回来”的照片。

2014年5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接受采访时展示网络标签“带我们的女孩回来”。

今年5月17日，在尼日利亚Borno州Balle村附近的Sambisa森林，尼政府军与民间武装组织（简称CJTF）联手，围剿“博科圣地”极端分子，行动中发现了Amina Ali，把她救了出来。当时她抱着一个婴儿，身边还有个自称是其丈夫的男人。

Amina Ali获救的村子Balle，离Chibok镇不远。CJTF成员Mo Yusuf说：“（我们在Sambisa森林里发现她时）她走得很慢，步履迟缓，好像是找柴火。”

获救后，Amina Ali说出了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Chibok国立女子二中的学生，还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其后，尼日利亚军方声明，证实Amina Ali的身份，并称逮捕了自称其丈夫的男人，指他名叫Mohammed Hayatu，有可能是“博科圣地”组织成员。声明还详细介绍了拯救情况：“25名政府军与CJTF武装成员联手，在Baale一带围剿‘博科圣地’极端组织，解救出Amina Ali小姐。”

尼日利亚军方说，Amina Ali怀抱的婴儿仅有4个月大，是名女婴，取名Safiya。军方随后带Amina Ali母女二人去医院检查身体，再把她们带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也有说法称，Amina Ali是CJTF武装成员在巡逻时发现的。武装成员询问了她，了解情况后才将她送到政府军那里的。

尼日利亚一些女孩投入了抗击“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的行列。图片来源：new yorker

218名被绑架女孩

已有6人惨死

据Amina Ali说，被劫持的218名女孩中，有6人已悲惨死去，余者依然被禁锢在邻近喀麦隆的Sam bisa森林里（她自己就是在该森林获救的）。

218名女孩被绑架后，由于施救不力，尼日利亚军方饱受谴责，人们指责军方没有倾尽全力投入营救行动。但尼军方指出，事实上，有记录显示，仅仅是在今年的2月至4月，军方已经解救了11595名被绑架者（“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各地也制造了多起绑架案），只不过这些消息没有被公布在报刊头条新闻上，因为被绑架者没有218名女孩那么引人关注。

除了绑架Chibok国立女子二中的200多名女中学生，“博科圣地”极端分子还先后在尼日利亚制造了多起绑架案。图片来源：khaama

但尼军方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看，救出其他绑架者与救出被绑架的女孩，其重要性是一样的。它证明，尼日利亚军方在打击极端分子方面做出了努力，赢得了成功。

5月19日，Amina Ali乘飞机到首都阿布贾，接受总统布哈里的召见。布哈里总统说，见到Amina Ali安全归来，自己很开心，他将尽全力帮助她，让她继续接受教育。人生之路刚刚开始，女孩就受此折磨，这使他非常难过。

5月19日，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右二）接见了A mina Ali，她是第一位获救的Chibok国立女子二中的学生。图片来源：saharareporters

父母倚门盼女归希望渺茫

而另外的女孩们，则没有Amina Ali这么幸运了。

2014年4月14日夜晚，噩梦降临时，有一名女孩和她的275位同学被绑匪塞进卡车。当时，她的爸爸Daniel闻讯追来，高喊着让她跳车逃命。可是，卡车越开越远，消失在视线之外。Daniel急忙拨打女儿的手机，回复他的是个男人：“别打电话了，你女儿已经被带走了。”他唯有听天由命。第二天，他再次拨打女儿手机，手机已经关机了。

在噩梦发生之前，Chibok小镇一直比较平静，极端分子主要在尼日利亚的北部和东部活动。Daniel一家住在Chibok附近的Mbalala，生活安定。2014年4月14日这一天，他送女儿到学校参加期末的第一场考试。万万没有想到祸从天降，女儿和同学被歹徒强行带走。

尽管女儿没有像那57位同学那样跳车逃命，但Daniel依然盼望着孩子能幸免于难：“她很能干，比家里的三个男孩能吃苦，还能像男孩子那样骑摩托车。”

几个月前，Daniel尝试再次拨打女儿的手机，一个男人回复道：“这是我老婆的手机，你想干嘛？”Daniel问：“你是谁？”对方竟然反问：“你是谁？”Daniel挂断了电话。

几天后，Daniel再拨女儿手机，还是那个男人接电话：“你为什么打这个电话？”Daniel谎称：“我打你电话，是因为我知道你来自Maiduguri。”Maiduguri是Borno州最大的城市。

“如果你认识我，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男人答复道。不过，该男人还是透露了一些信息：他叫Amir Abdullahi，是“博科圣地”的一个头头。但在这之后，Daniel再也打不通这个电话了。

Maryam Abubaker也是Chibok国立女子二中的学生。在平时，如果不上学，她会帮妈妈卖快餐、蛋糕和面条。2014年4月14日那天，她帮妈妈卖完东西后匆匆赶回学校，结果就被极端分子绑架了。回忆起女儿，母亲不禁伤心落泪。“她那天赚了50美金。”母亲告诉记者，“她做生意可棒了。虽然她懒得干农活，但对顾客非常好。”

在小摊上卖东西。这是女儿留给母亲的最后记忆。

Maryam最好的朋友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Hansatu。她们朝夕相处，无论做什么都在一起，连结交的朋友都是相同的，她们还为对方做衣饰。Hansatu特别喜欢时装设计，想当个时装设计师。在被绑架之前，她还央求妈妈买部缝纫机给她。她落入绑匪之手后，两个小弟弟看到她的衣服，还不停地问妈妈，姐姐去了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妈无法回答，只好将女儿的衣服打包装入袋子里，以免弟弟们看到姐姐的衣服，问个没完没了。

妈妈还给记者看了Hansatu的一套衣服，那是Hansatu准备在考完试后、去出席朋友的婚礼穿的。可惜女儿没有等到那一天。

“我要留着这些衣服，直到她们回家。”妈妈说。

Aisha Greman被绑架时年仅17岁，她的父亲说，在Chibok国立女子二中读书时，有人曾经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她学习很努力，一心想读大学，希望毕业后能当个健康专家。

Jinkai Yama是家中长女，底下还有3个妹妹。她当过女童军，所以对从军非常感兴趣，曾经不顾一切想当兵。她被绑架后，3个小妹妹不明就里，还时常问起姐姐。上个月，有消息说Chibok国立女子二中的一位被绑架的女孩在喀麦隆获救，大家都以为是Jinkai Yama。但后来证实该女孩来自北部的Bama镇。

每当夕阳西下、屋外刮风下雨时，Jinkai Yama的爸爸就会紧闭双眼，想着长女的模样，想着女儿不知身处何方，正如那些有同样遭遇的父母，他们已经近乎绝望。

尼日利亚Chibok国立女子二中被绑架的部分女孩。

脱险妇女诉说地狱噩梦

2015年5月，尼日利亚军方曾经深入Sambisa森林，解救出700名被“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绑架的妇女与女孩。几位脱险的妇女向记者说起了自己被绑架后的悲惨际遇。

一位妇女说。极端分子们都荷枪实弹，拥有火药库、汽油，经常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几乎要累崩溃。“在那里，从没有什么好事方式。他们对自己的头头非常不满。天天抱怨。我想不起头头的名字，但我记得他常常欺骗自己的手下……原来，他们借宗教的名义打仗、杀人；现在，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仰。这毁掉了他们自己。”

另外一位妇女说：“刚开始时，他们要我们嫁给他们。我们不同意，他们先是拿走我们身上的钱，把我们洗劫一空，然后逼迫我们中的一些人去干活，帮他们的老婆做家务。后来，极端分子把我们卖给另外一伙人，买家还是‘博科圣地’极端分子。”

其实，不仅是女孩，尼日利亚其他百姓也不愿意在“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的淫威下生存。过去6年，为了逃离“博科圣地”，超过200万尼日利亚人背井离乡，当起难民，寻求国际组织庇护。

尼日利亚最大的一所难民营，位于该国东北部小镇Dalori的郊外，由一个个白色帐篷组成。一眼看去，帐篷连绵不断，长达1公里。在这里，蜷缩着1.8万尼日利亚难民。

为了逃离“博科圣地”，超过200万尼日利亚人背井离乡，当起难民。图为生活在难民营的尼日利亚人。图片来源：journal des femme

特写

绑架，难以愈合的身心重创

现状：被绑架一事成为奇耻大辱

能虎口脱险，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即使获救，被绑架的梦魇依然长存获救者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而外界的冷遇甚至歧视，更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17岁的Zara，就是此中最令人感叹的悲剧一员。

她2年前在家乡遭“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绑架，去年获尼日利亚军队解救。饱经磨难的她，获救后并没有解脱。相反，有时她甚至情愿回去“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盘踞的Sambisa森林里生活。为什么？

更令人唏嘘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她一个。她只是被“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绑架的、数以千计女孩的缩影。她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身心所受的伤害太重太深。无论是获救还是依然身陷魔窟，她们都无法摆脱被伤害后的阴影。

Zara获救已经1年，但是一直不能融入社会，无法拥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就像其他被绑架的女孩一样，她们不仅承受着被绑架的痛苦，而且还背负着沉重的精神重担——在外人眼里，她们的身上似乎永远铸有深深的罪恶烙印，一种终身的耻辱。

回忆：被迫与绑匪结婚在激战中获救

2016年5月，这位伤痕累累的女孩，终于在获救一年后首次对外界开口，和记者谈起往事，也谈起心里的创伤。

Zara回忆道，在被绑架期间，极端分子逼迫她。“他们给我们选择——要么跟他们结婚，要么当奴隶。我选择了结婚。”

其实，结婚和当奴隶，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她年少无知，难以看清真相而已。其后，Zara怀孕了。

Sambisa森林里的生活极其艰难而危险——尼日利亚军方时不时派飞机扔炸弹轰炸“博科圣地”极端分子。去年，尼军队与极端分子激战，炸毁了极端分子的营帐，将Zara救了出来，送她回到亲人身边。“我们家的女人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怀孕了。”Zara的叔叔Mohamed Umaru跟记者说。当时，她已经怀孕三个月。

Umaru说，极端分子不仅逼迫Zara结婚，还逼迫她改变信仰，在精神上控制她。

悲剧：几个月大的孩子被毒蛇咬死

是否该留下肚子里的孩子？Zara全家人进行了投票。最后，家里人大都支持她把孩子生下来。她生下个儿子，给孩子取名Usman，说孩子的父亲就叫Usman。

想不到的是，孩子出生后，外人对Zara的羞辱开始了。“人们称我是‘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的老婆，把我当罪犯。他们不让我靠近，他们不喜欢我。”Zara流着泪诉说。

由于担心被人辱骂，她不敢出门，整天待在家中。周围的人不仅仇视她，还把仇恨情绪灌输给孩子。只要她一出门，邻居的孩子就欺负她。“邻居们也不喜欢我的儿子。我孩子生病时，没有邻居来探望。”

上星期，因为天太热，Zara和9个月大的儿子睡在院子里，结果孩子被蛇咬伤，小小年纪就死了。而邻居们却幸灾乐祸，说这是上天对Zara的惩罚，因为这个孩子是极端分子的骨肉。

Zara一蹶不振。有时她试图振作起来，打算重回学校学习，希望当个医生服务社会。可是，一旦人们羞辱她，她就万念俱灰，甚至想重返Sam bisa森林，找回所谓的丈夫过日子。她叔叔担心，或许有那么一天，饱受羞辱的Zara会铤而走险，踏上不归路。

关于一位澳大利亚教师深入虎穴与绑架者谈判的过程，请点击下方链接 ↓↓

澳洲教师闯虎穴 孤身与歹徒谈判

原载：bbc.com等

编译：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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