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两三年，我们一个接一个逃离了城中村
洗尽铅华，还原生活本真。南都君在等你的故事。
广州有上百个城中村。
楼房密不透风，电线密密麻麻，是城中村司空见惯的景观。但租金优势与便利交通，又让这里成为很多人的栖息之地。
二十三岁的尚老五，和二十五六岁的雷欧娜、锐雯，在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时，都在城中村住过。
他们住的地方叫员村，曾是广州著名的工业区，但遗留的大片城中村，使这里的居住环境，无法与周边的潭村、猎德相比。此处交通便利，坐四站地铁就能到广州的CBD珠江新城，并且房租相对较低。地铁口的一室一厅民房，1000出头即可租到。城中村的住户，大部分是初入职场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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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尚老五，刚毕业那年我很穷。
整个六月里，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名目的送别，不断在学校外的大排档和KTV上演，濒临月底，钱包所剩无几，但离校日期已近，要立即找到新的住处。
我在网上搜离工作单位最近的几个地铁站，比较周边的房租，最终选了员村。
那时雷欧娜的室友刚找到男朋友，她独自搬出来另找住处，在这里遇见了锐雯。我们三个的住所，在员村二横路连成一条直线，我住村，她们住村里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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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真带着喜悦的心情住进来的。比起学校的集体宿舍和每月的固定生活费，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还有了属于自己的收入，这种新鲜的独立感，盖过了眼前生活条件的贫瘠。
所以一开始时，我特别能发现员村的优点。
比如从住处到地铁站只用1分钟，往东有文艺圣地红专厂，往南是珠江，往北就是商场超市，生活所需一应俱全。为适应城中村里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员村的商铺大多开到很晚，夜里十二点出门，街上还灯火通明，甚至有烧烤摊专等夜里开档，晚睡的夜猫子们，下了楼就是宵夜。
重点是，房租还这么低廉。
2014年12月2日，广州员村，一位市民在热气腾腾的包子店前买食物。南都记者 林宏贤 摄（南都资料图）
我住在地铁口的上社村，走过一段逼仄的小巷，上二楼就是我的房间。客厅窗外大概一米的距离，是另一栋自建楼的墙壁，天气极好的时候，才有微弱的阳光落在窗楹，然后转瞬即逝。卧室窗外那栋楼挨得更近，于是光线完全被遮蔽，所幸与卧室相连的小阳台，外面没有过高的建筑，拯救了卧室的采光，但通风就谈不上了。
员村松岗园八巷，“握手”楼的缝隙间，居民乱搭的电线相互交织。实习生 林宏贤 南都记者 冯宙锋 摄（南都资料图）
不过我对居住条件并不在意。刚刚参加工作的单身汉，没什么经济负担，每月的心思和工资大多用在了吃喝玩乐上。每个周末，同学群里都十分热闹，大家呼朋引伴，今天到你的住处附近聚餐，明天到他的住处附近聚餐，百聚不厌。
雷欧娜和锐雯跟我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大家熟识之后，发现彼此竟是邻居，一阵欢喜，不久就约在一家重庆火锅店吃饭。越吃越熟，越熟越吃，把员村大排档的烤鱼和砂锅粥吃了个遍。雷欧娜拉了个微信群，起名“员村三霸王”，群里除了吐槽工作，就剩下各种约饭。
她们住的是紧挨村子的老小区，生活环境略好一些，建筑的分布与密度更合理，但配电设施不完善，夏天用电高峰期时，小区永远在停电。
大多时候，我们还是很享受在员村的日子，锐雯会拿着单反，在红专厂给雷欧娜拍写真，情人节别人漫天秀恩爱，我们就挤在我住的那栋破楼，三个人凹一整晚的搞怪造型，秀单身狗们的二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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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在上下班时段，有很多恐怖的站点，员村恐怕是5号线的翘楚。第一次开始正视住在员村的不便，是看着三趟地铁从眼前过去，我仍然无法挤上，最后只好倒回坐了两个站，才勉强挤进车门，并迟到了20分钟。
早上七八九点的地铁5号线，从文冲出发，一路不断补充去珠江新城的乘客，并吸收了大量车陂南换乘的人群，开到员村时，车厢已经非常饱和；但员村这样庞大的城中村，同样有着规模庞大的客流，车里人多，车外等候的人更多，此时的地铁，已不能用拥挤来形容。
车门一打开，车外人潮就以打仗般的阵势，凶猛地往里推和冲，车厢里的满满当当的人群，被这股凶猛的推力，硬是逼出了几个空隙，于是车门口勉强又塞进几个人，然后车门“噔”地关上，地铁再次启动，人脸几乎贴在车门上前行。如果这段时间有人想在员村下车，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安慰自己，城中村嘛，人自然多点，大不了坐回去几个站。我忍。
随着钱包越来越厚，能够住更贵的地方，我对员村有了微微的不耐。等到第一个回南天来临，城中村的脏乱差，集中以潮湿的形式爆发时，我开始觉得无法忍受。
那个季节里，巷子永远是不干的积水，楼道永远是湿润的墙壁，每次下班回家，打开房门就是一片潮湿阴冷，桌腿、床脚，甚至厨房，都不断长出细密的绿色霉菌，每天回来头件事，就是一遍遍地擦拭这些霉菌，第二天回来，擦过的地方又泛起了浅淡的青斑，生生不息。
当霉菌长得太多太快，擦拭时会有绿色的粉末落下来。我屏住呼吸，觉得房间充满了霉菌孢子，水杯、碗碟洗了又洗，仍是不想再用。房间的一切，仿佛都已经被霉菌污染吞噬。
2015年5月6日晚，广州雷暴雨，天河区员村二横路水浸严重。南都记者 林宏贤 摄（南都资料图）
我开始越来越嫌弃这里。为什么楼与楼要盖得那么挤，挡住阳光与通风。为什么许多住客都不讲卫生，洒再多蟑螂药都无法根除。像潮水褪去般，所有的不好一起暴露出来。
租约未到期，我已开始物色市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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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家庭的压力也纷至沓来。锐雯是第一个离开员村的，或者说彻底离开了广州。
反复思量几个月，初春时节，锐雯还是提交了辞职信。她不是那种能够安坐格子间，做枯燥传统工作的人。那时流行一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当城市的钢铁森林变成束缚，依附于城市光鲜之下的栖息地城中村，更失去了逗留的意义。
虽然很多人难以认同，觉得人终究要回归柴米油盐的忙碌之中，诗与远方，不过是文青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锐雯真的就出发了，抛弃了一线城市的光环和待遇，走得十分干脆。
员村几年，或许只是让她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原来不在这里。
与锐雯相反，雷欧娜远没有那么野性。但乖乖女也有苦恼，工作几年后，她开始陆续收到同学朋友的婚礼请柬，并被邀请去做伴娘。第N次做伴娘后，雷欧娜的家人急了，哪怕她一个人过得开心，也一定要开始相亲。
消息不胫而走，最后连单位同事都开始关心起她的感情生活，雷欧娜去上班，同事打招呼都变成了：“我朋友的部门有个小伙子很优秀，你要不要……”上网发个网帖，甚至都有人留言：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你怎么还是单身？
仿佛自己单身，得罪了全世界。
当过年回家时，发现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也发来了结婚请柬，雷欧娜自己也不能淡定了。怎么一眨眼周遭全成了已婚族？难道自己真要被“剩下”了？
她准备换份工作，听父母的话，找一个所谓“有更多优质对象”的单位。
员村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段时间我正陷入职业迷茫，考虑到底要不要放弃现在的岗位，去换一个更喜欢的领域。
休假时我去了西南，在那里见到久未谋面的锐雯。离职之后，她各地辗转，也换过几份工作，最终怕父母担心，还是被父母叫回了老家。席间说起来，我们各自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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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也着手搬家。
工作和日常琐碎将时间填满，离开员村之后，大家联系逐渐变少，每天的朝九晚五里，时间飞快过去，常常是翻朋友圈时，才偶尔看到她们的消息。
锐雯去了很多地方，有时在老挝的海岛，有时在乌兰巴托的列车，在照片里，她一改当年共事时的精致，素面朝天，衣着简朴，在北纬50度的寒风里头发翻飞着，笑靥如花。
听说她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给一家国际知名杂志写专栏。青年旅馆成了最常居住的地方，夜里住下，白天即走，对一个过客而言，租金高低，是城是村，都已经与她无关。
我知道她不会轻易妥协，总有一天会像离开广州那样，离开老家，再度寻找自己的梦。
雷欧娜去了深圳，在一家男女比例失衡的公司里，女员工大概会是被重点保护的对象。
她将住进公司的集体宿舍，不能再像一个人生活时，衣着随便随处瘫坐。我没有问她的感情生活是否有新的进展，不过我想，无论她做出怎样的选择，在那所私企，应该不会再有人过问到让她困扰了。
去深圳之前，雷欧娜特地到我员村的住处坐了坐，我们想起在员村的诸多囧态。
比如夏天总是断电，她被热到四处求助蹭空调，马路总是很挤，10分钟能走完的路，车堵了整整半小时。我说，去天台拍张照留念吧。天台的烟头与建材扔了一地，拍完她看了下，笑着说，背景真的是很土啊。
是啊，原来这里，真的是很土，还有很多不方便啊。
在天台的留影，从这里可看到高楼耸立的珠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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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到了市区的中心地带，流动人口少了，本地人很多，晚上下楼时，看到的大部分是中年人和老人。
过了晚上十点，许多人已经熄灯睡觉。商铺也不再长时间营业，稍稍入夜，已经忙着打烊。房间温暖明亮，没有潮湿发霉，没有握手楼，生活中到处是安稳的、不再动荡的，失去年轻活力的气息。
偶尔我们谈起城中村的岁月，有美好的部分，但关于员村的记忆，基本是脏乱差相关，我开玩笑，约她们有一天再去员村，她们笑说好，但其实我知道，有更多选择时，都不会想再住城中村。
前几天我回去过，出了地铁站，还是一样的破旧，一样的热闹，大批的人从地铁站走出来，分散流向不同的村巷。毕竟一批人走了，还有下一批人会来。
那时我想，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努力往前走啊，那段初入社会的青涩时光，已经彻底过去了。我们被城市裹挟着不断往前，去成为更想成为的自己，从来到城中村那天起，也许已注定将来的告别。
作者：尚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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